古代的引力 · 07
学问讲究高深，出路讲究高升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演说中提到外界对北大的一种批评：学生做官心热，对于教员，“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受欢迎，因为指望毕业后有人提携。蔡元培随即说，这些批评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他要学生抱定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1]
这两种考虑，其实各有一套算法。学问的深浅，听过几课还未必明白；官阶的大小，打听起来倒省事。前一种老师能把问题讲透，后一种老师能把人送上去。倘若前途主要在上面，学生究竟该敬重哪一种，便不只是好学不好学的问题。
讲台上教的是学问，讲台下辨的是门路。
这也使我想起一个颇煞风景的疑问：李白杜甫，为什么那么“俗”？诗已经写到那个地步，何苦还念念不忘做官。
李白写《与韩荆州书》，赞对方“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又说天下英才都想“收名定价于君侯”。到了请对方看自己文章的时候，那些文字却成了怕不合大人心意的“雕虫小技”。[2] 后人奉为诗仙的人，在当时也要请一位大人物替自己定价。诗可以飞到天上，身价还得在人间盖章。
杜甫更不掩饰。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接着便是“立登要路津”，然后才说出那句宏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3] 学问、位置、天下，并非三个各自成立的目标，而被接成了一条路。要使天下好起来，先得使君主听见；要使君主听见，先得有人把自己带过去。
我在旧文中谈过这种悲凉：一个人的文学才华已经足以留给千年之后的人，他却仍可能觉得，政治人生没有完成，自己便没有真正被用起来。[4] 后人欣赏的是诗，当事人盼望的却不只是有人欣赏诗。
若只笑他们官瘾大，那便浅薄了。李白在另一篇文章里把自己写成不肯遽然归隐的人，要谈管仲、晏婴，愿为辅弼，待天下安定、事君荣亲之后，再去五湖逍遥。[2] 那抱负未必切合他的本领，却不能因此一概判作假话。杜甫的忧民之心，也无须因他干谒权贵便全数作废。
恰恰是这些真心，使那条路格外牢固。入仕既能谋生，又能报亲，还能兼济天下；退下来写几首好诗，倒像抱负未酬以后的安慰。于是，向上不只是一种欲望，也成为一种道义。你若真有才，怎能不出来做事？至于为什么把诗写好、把道理讲明还不算做事，非得进入掌权的行列，才算学问有了着落，通常不再追问。
“学而优则仕”原有学、仕相资的意思，朱熹把“优”解作有余力，不能粗暴译成成绩好就该升官。[5] 然而，一旦社会把学问的最高兑现方式安排为仕途，即便原话再有分寸，流传下来的生活教诲也很容易只剩四个字：读书做官。
这套尺度的本领，还不止在于反对新东西。
清末办新式学堂，为了吸引生源、抬高新学的身价，曾把毕业奖励同贡生、举人、进士等旧出身以及官职相接。1902、1904年的学制安排将它制度化，1905年科举停止之后，奖励仍曾延续，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废除。它确实推动过兴学，也把新的学习接回了熟悉的仕进道路。[6]
新课本不好卖，搭一份旧前程，事情便好办了。
这里的古代，并不总是一张拦路的老脸。它也能出来帮忙。办学者需要学生，学生需要前程，家里需要知道读这些新东西究竟值不值。几方都怀着可以理解的愿望，最后拿来结算价值的，却仍是那把旧尺子。旧秩序不必守住每一本旧书，只要仍掌握什么才算出息，新知识也可以为它添砖加瓦。
当然，学堂奖励后来真废了，新的职业也真长出来了。今天的大学、实验室与工程技术，不能一笔写成换了招牌的科举。可制度变过，并不等于“读得好就该升上去”的成功想象已经失效。它可以离开官府，进入学校；不必人人做官，也能使许多人终身围着位置用功。
尤其当人发现，有了位置，确实更容易把事情办成。
一个研究者要工资，要设备，要学生，要不被琐事切碎的时间。这些都不寒碜。问题是，若工作条件经常随头衔而来，他就不能只问怎样把研究做好，还得问，先取得什么身份，才有资格获得下一份支持。
2020年教育部关于人才称号的意见，明确要求招聘不以称号为硬性指标，项目评审等不以有无称号或称号人数作限制性条件，也不把称号与薪酬简单挂钩。[7] 这份文件所要拆开的，正是本应分别判断的几件事：已经获得什么承认，眼下准备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得到多少条件。若把它们捆成一包，没有头衔的人便不只是少一点光彩，还可能少一条进入程序的路。
于是，劝人淡泊名利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人家争的未必只是自己的名利，也可能是几个学生的去处、一间实验室的条件、一个项目能否继续。越想认真做事，越觉得先争个位置并非私心。待位置争到，又须证明它没有白争，于是继续争取项目、聚拢人手、积累成绩。头衔先是事业的手段，渐渐成了整个事业不能失去的中心。
在当代中国，院士几乎就是知识分子功成名就的标准像。就科学技术领域而言，它确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8] 许多院士的贡献足以承担这份荣誉；然而，当一种荣誉成了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最高身份，治学便容易被重新叙述成一场抵达身份的长跑。
未知尚且无穷，名额毕竟有限。
这也不只是虚荣。2022年山东地方政府公布的人才政策清单列明：对新当选院士，五年内可给予所在单位最高3000万元支持，用于院士及团队的科研条件与活动；院士举荐引进的人才，申报省级重点人才工程还可单设名额。[9] 钱不是发到个人口袋里的奖金，恰恰因为它能帮助一群人工作，当选才更容易成为整个单位的共同事业。
优秀的人得到支持，本是合理的。需要追问的是，荣誉究竟在确认已经完成的工作，还是又成为下一轮条件与机会的分配入口。支持若过多地追着身份走，后来者便会学到：研究可以慢慢做，先找到能使研究发生的人。一个人即使不相信头衔代表一切，也得认真考虑头衔能替自己打开哪些门。
院士不是行政官，职称、学位与行政职务也各有其依据。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旦被编入高低相接的身份秩序，便都可能使人先争承认，再凭承认取得条件，最后用条件带来的成绩证明承认十分英明。
位置也会长出“学问”，并非一句纯粹的挖苦。
一项2019年发表的研究，从2009年在任的高校经济院系负责人入手，回溯他们的发表记录。研究发现，取得行政职位之后，个人发表有所增加，增量主要与校内合著相连；学院整体却未见相应的显著增长。[10] 它不能证明哪篇论文是挂名，也不能替所有学科判案，却足以使人警惕：成绩不总是一个独立于位置、可以反过来给位置作证的数字。
有的人确有管理与组织之功，合作也确能生产好研究。但若职位能够吸引合作、调动条件，再把汇聚到这个职位周围的成果，全当作持有者本人学问更高的证明，事情便悄悄转了一圈。原来因你有本事，所以给你位置；后来因你有位置，所以更多本事算到了你这里。
至于官员对学历、职称的热爱，恰是这幅图的另一面。
2017年对卢恩光的处分通报，把学历列入其全面造假的履历项目。2020年公布的杨仲雄案剖析，则具体写到他编造经历，骗取经济师职称，并给自己安上安全生产专家等虚假头衔，作为谋求升迁的资本。[11] 这些已查实的造假，比一长串来历不明的“博士官员”笑话更能说明问题。
人已经有了官位，为什么还要给自己补一份学问？在我看来，这种热衷还有一层意思：权力也知道，光说“我坐在这里”还不够体面。它愿意再添几行证明：我不仅能决定你的事，我还比你懂。学历替位置补上应得的理由，职称替威风添上专业的腔调。若得到这些名号可以绕过相应的学习与工作，知识就被剥成了一件可以添置的衣服。
古人用学问求一个位置，后来者用位置经营一份学问；一来一往，竟也礼尚往来。
这里还有一层比个人虚荣更顽固的事情：现代组织本来就需要简便的识别办法。谁值得聘，哪个团队该支持，什么成果算重要，逐项判断既费力，也要承担判断错了的责任。看级别、看帽子、看名校与履历，省事得多。若将来出了差错，还可以解释，当初用的都是公认的人才。
因此，真荣誉与假资历会在同一套办法里受到追逐，虽然二者在事实与责任上截然不同。前者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贡献，后者应当被揭穿；但只清除冒牌货，还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格一旦取得，便能替那么多本应重新作出的判断说话。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象揭穿多年，仍不容易退场。学生想有前程，家庭想有体面，学校想有名声，研究团队想有条件。每一方都能说出自己的理由，合在一起，却把“做得好”不断翻译成“站得高”。教好一门课、解决一个难题，本已是完整的工作；若还须管起教课的人、批起研究的钱，才算没有白读那些书，专业便始终像一个尚待离开的台阶。
前辈劝后辈往上走，往往还带着真诚的爱护。我吃过没有位置的苦，难道也让你吃？于是，本想保护一个年轻人的心，反而教会他尽早寻找靠山。人情接过制度的功课，经验再把它讲成成熟。哪用得着每个人都读过帝王术。
古代的引力，正在这种代代相授的好意里。它使人很难相信，认真做一件事，也可以是一生的正途，不必总等着升到能够安排别人做事的地方。今天的考核、推荐与资源制度还会重新奖励这套常识，不能让古人替后人承担全部责任。
已有的改革也确在试图拆开这些关系。2010年的教育规划提出克服行政化倾向，2014年的学术委员会规程区分学术评定与预算咨询，2025年修订的中科院院士行为规范还规定，担任有关党政机关负责人和企业主要负责人的院士，在任职期间不再申请科研项目。[12] 这些边界有其意义，不能因为问题顽固便说它们从未存在。接下来要看的，是人拒绝依附之后，究竟还能不能依这些边界办成事。
我也不觉得知识人非得不领公薪，才配谈独立。前述研究行政职位影响的论文，本身就列有国家资助。领谁的钱，与是否只能替谁证明正确，须分别查问。公共资源可以养研究，私人金主也可以养门客；关键仍在分配者是否必须说明理由，专业工作是否有不随恩宠收回的立足之处。
这立足之处也不是给学者另封爵位。资深教授、评审专家、院士都须接受追问，不能把行政老爷请走，改请学术老爷坐原位。它要保护的，是一个人不肯爬上去，也不肯攀附谁，仍能凭可检查的工作获得公正判断，而不是保证每一份申请都成功。
若读书人的最高成就，总要表现为可以少做一点原来读书要做的事，多管一些还在做事的人，学问便仍在为离开自己寻找出路。
李白杜甫的“俗”，也就未必已经过去。诗仙诗圣早被供起来了，那条非得向上才算有用的路，却还很忙。
1.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北大校友网全文转录。所引为他回应的外界批评，原文有“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不据此断定全体学生的动机。转录页标题的月份与全集书目等记载有出入，本文不取该月标。 ↩︎
2. 李白：《与韩荆州书》、《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均见《全唐文》卷348。前者是自荐书，后者以寿山拟人发言；本文据文章中的自我陈述分析抱负，不将文学设辞重建成实际对话。 ↩︎1 ↩︎2
3.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全唐诗》卷216。取其求仕与用世相接的表述，不用一首诗穷尽杜甫的全部思想。 ↩︎
4. Irisable：《当文人只能借古人说自己》。本文承接其中才华与社会位置错位的问题；李杜引文另据原作核对，不承接旧文关于《报任安书》或屈原真伪的支线。 ↩︎
5. 《论语·子张》子夏语及朱熹注，见《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十》。朱注以“有余力”释“优”，并论学、仕相资。 ↩︎
6. 陈胜：《一项备受争议的教育制度——清末学堂奖励出身制度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29卷2期，77—82页，期刊全文。本文据其制度重建，兼取兴学作用与仕进导向；未逐一核读所引清末档案，不把获得出身等同于人人自动获授实职。 ↩︎
7. 教育部：《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教人〔2020〕15号，2020年11月30日，原文，第6、8、9项。文件所针对的捆绑关系可供分析，其发布不等于各校执行结果已经查明。 ↩︎
8. 《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2025年8月17日修订，第1条。这里的最高称号有科学技术领域的明确范围，“知识分子功成名就的标准像”是本文对成功想象的概括，不是所有知识人的志愿调查。 ↩︎
9. 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管委会2022年7月1日转发的《山东省重点人才政策清单（人才引进培养政策）》，第2项“院士团队”，标明政策来源为鲁科字〔2019〕52号。3000万元为五年内给予所在单位的经费支持上限，用于团队科研条件与活动，非院士个人奖金；举荐人才单设名额仍有评审程序。本文用作当时的具体安排，不宣称2026年仍按此标准执行。 ↩︎
10. Ruixue Jia, Huihua Nie, Wei Xiao, “Power and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cadem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7(4), 2019, 792–805，论文全文，DOI。从2009年在任的“211工程”高校经济／金融单位负责人中选取95校99人，回溯1990—2009年中文期刊记录。个人内事件研究并非随机任命，也未审计逐篇贡献；不外推全国当下或所有学科。文末致谢列有教育部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11. 中央纪委2017年5月25日卢恩光处分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7月公布的杨仲雄案剖析（广州市纪委监委转载）。前者明确学历造假，后者具体记述骗取职称、虚构专家身份。本篇仅取这部分已公布事实，不凭案例估算官员造假比例，也不把在职学习本身当作造假。 ↩︎
12. 2010—2020年教育规划纲要第38—40项；《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2014年，第15—17条；2025年修订的院士行为规范第14条，具体涵盖党政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负责人及企业主要负责人。前两份用于说明历史上已有改革安排，不替代现行法规沿革和逐校执行调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