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灰色纪念碑底座占满小院,一张摆着饭碗和筷子的木桌被挤到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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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如此之大,竟容不下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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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盖成了别墅,记者却得先交代自己的立场。

2009年,郑州。央广记者追问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何建起别墅等超标准住房,拿着已有的信访处理意见,找到规划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逯军。对方拔掉采访机的电源插头,随后抛出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反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

问题本来很具体:地作何用,房子给谁,处理意见又作何解释。话一出口,事情忽然庄严起来。土地的用途尚未查明,提问者的用途须先查明。

这个反问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替双方重新安排了位置。原本需要说明情况的办事者,忽然站到了某个崇高整体的身后;拿着材料追问的人,却要先接受立场审查。小小一个副局长,不再只是副局长;具体的住房问题,也不再只是住房问题。你若继续追问,便仿佛另有所图。

到此,证据并没有遭到反驳,只是提出证据的人,先被要求证明自己够不够资格。

这样的场面,人们已不陌生。然而,若只把它当作官员的狡辩,便容易把事情想得太浅。庙堂固然喜欢大词,小民亦不遑多让,有时甚至比庙堂更热心。有人尚且需要这些词来办事,有人单是听见,便已经心潮澎湃。

大词的用处,远不止堵住一张嘴。它还能让人觉得,堵得有理。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这是中共十九大报告里并列铺开的四个“伟大”。[2] 再添上复兴、使命、担当、奉献,词语一个比一个昂扬,仿佛声调稍低一点,便对不起这伟大的时代。置身其中,你若想把工资领齐、想安稳住下、想少受一点折腾,便难免显得志趣卑微。人家说的是千年大计,你怎么还在惦记下个月的房租?

所谓假大空,并不只是把不存在的成绩说成存在。更常见的手法,是把一种遥远而崇高的目的,放在眼前事实之上,使事实没有资格妨碍目的。事业如此伟大,你这点损失算什么;前途如此光明,眼下何必计较。至于损失由谁造成、有没有别的办法、同一批人还须付出多久,话题既已升高,这些问题便不好意思再问了。

宏愿先替现实作了担保,现实却无须按时交账。

公共事务当然会有取舍,修一条路、办一所学校,都不可能只取好处,不付代价。可取舍原本需要讲清楚:谁得了什么,谁失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安排。大局话语最省力的地方,恰在于可以跳过这番麻烦。只须把一方叫作整体,把另一方叫作局部,轻重高下似乎便已经判定。被称为局部的人,尚未开口,就先欠了整体一份懂事。

谁来命名这个整体,却很少跟着一起受审。

黄宗羲在《原君》中批评后世君主,说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3] 要天下人舍私,自己却把天下当作产业。这里的诀窍并非不用“公”字,恰恰是把“公”字牢牢拿在自己手里。自己的利益一经放大,便成了天下;别人的生活一经缩小,便只剩私欲。

所以,大与小不只是规模的差别,也可以是身份的差别。同样是一间房,谁住进去叫作发展,谁要求住进去叫作计较,要看解释权握在谁手里。

窗口上方写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居民说“我的房子……”,办事员答“不要只顾自己。”
人民与个人。

戴震把这种高下写得更明白:“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4]

说错了,因其居上,仍然算顺;说对了,因其在下,反倒算逆。道理原该用来分辨事情,到了这里,先用来辨认座次。有理未必说得过居上,无理也未必妨碍教训人。

更深的一层,是受了委屈的人还须反省自己的德行。长辈已经为你好,你为何不知感恩;上面已经顾全大局,你为何只顾自己。事情没有解释,人的苦处却已经得到解释:境界不够,修养不足,眼界太窄。

戴震所警惕的,并不只是明知故犯的坏人。有些人确实以为自己在主持正道,越是问心无愧,越不觉得需要听别人把话说完。今日也一样。一个真心相信伟大事业的人,完全可能真心认为,眼前这个诉苦的人太不懂事。理想是真的,委屈也是真的;前者却可以替后者注销。

古人已经看见的这个难处,并未随旧称谓一道退场。今天说的可以是现代化、历史使命、民族复兴,判断轻重的旧习却仍在:名义越高,人的日子越应当往后站。词汇已经更新,活人的座次未必更新。

然而,古代的引力若只靠上面往下压,终究还不算最深。更顽固的是,人会主动替自己找一个较大的名义,仿佛普通生活本身不足以安放一个人。

想谋一份好差事,显得太实际;想过一段舒服日子,又似乎没出息。一个孩子若说读书是因为喜欢某种东西,或盼着将来活得自由一点,大人还可以继续追问他的理想。若他说要为民族复兴而奋斗,追问便瞬间化为赞许。答案越大,越像答案;至于他究竟喜欢什么、能做什么,反倒可以“以后再说”。

这类高低,并非只靠家庭里口耳相传。2019年,教育部思政司部署高校师生社会实践,主题就是“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文件安排调研、公益与技能实践,也安排宣讲、优秀团队遴选和成果推广,要求把具体学习目标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5] 一个人怎样叙述自己的行动,在这种反复组织、展示和称许中,渐渐有了一套现成的好说法。

帮一个老人把日子过好,本有其价值;若还须安放在时代使命之中,才显得足够光荣,个人便容易学会:事情可以很小,意义不能小。所做之事尚可平常,所表之态断不可平常。

孩子说想开间面馆,被家长追问“理想呢?”,改说“为民族复兴奋斗!”后,家长微笑说“这就对了。”
理想说大一点。

我在讨论汉语为什么喜欢“大词”时,留意过这种庄重的诱惑:仿佛称谓抬高一格,事情便高明一层。[6] 此处不妨离开公文,看看一首歌。

苏格兰歌曲 Auld Lang Syne,题名说的是旧日时光。歌里有故人,有一起走过的山坡、涉过的溪水,也有分别后的遥远距离;唱到重逢,便伸出手来,为旧时情谊喝一杯。它当然在唱情谊,只是情谊长在这些具体的往事里。到了熟悉的中文歌名,却成了《友谊地久天长》。[7]

从旧日时光到地久天长,一回首,竟望到了永恒。

歌曲可以祝愿,也可以改编,不必据此审判一次翻译。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升高如此合耳:记得一起度过的日子,似乎还不够郑重;把它说成一种永恒的美德,感情才仿佛完成了升华。具体的人与记忆仍在歌里,可最响亮的名字,已经替它们换了一副站姿。

这里并没有一个副局长拔掉采访机,也没有谁下令不许怀念旧时光。人们自己硬是喜欢这种说法。大词早已越出宣传栏,走进了感情的体面,甚至成了真诚的模样。

喜欢这样的祝愿,原不必委屈谁。可这种不待命令的庄重偏好,一旦被拿来安排生活的高下,寻常需要便容易显得不够体面。唱歌时把感情送往永恒,尽可动人;谈生活时若也以升华为贵,一个只想说清眼前苦处的人,便可能被嫌没有境界。两者之间多出来的这一步,才使审美的偏好成了生活的规训。

这正是仅仅骂几句假大空,往往无济于事的缘故。人们从中得到的,并不全是假的。

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日子十分不满,又真心为一个伟大共同体感到自豪。个人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成就,所属的群体却有悠久历史、壮丽山河、辉煌未来;只要认领这个身份,那些荣光便仿佛也有自己的一份。它不增加工资,却能暂时改变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一个总在生活中受气的人,也可以在这份宏大里,觉得自己终于站到了强者一边。[8]

小人物对大词的热爱,有时甚至比说出这些词的人更加炽烈。后者也许只是在完成一次讲话,前者却可能正在借它安顿一生。若把这全算成装假,倒是低估了它。

还有一层更难割舍:宏大叙事不只许诺未来,也替已经吃过的苦赋予意义。若那些苦是伟大事业的必要代价,忍耐便成了奉献;若承认其中有本可避免的折腾、有不必承受的损失,就不只意味着某项安排出了错,还可能意味着自己多年来珍惜的一种自我解释站不住了。

于是,人有时宁愿继续相信代价必要,也不愿承认代价白付。别人揭出问题,他感到受冒犯的未必只是国家,也可能是自己那段不肯作废的人生。到了这里,替宏大叙事辩护,便成了替自己的委屈保留一点尊严。

这也解释了一种令人难堪的转身:自己受过苦的人,遇到别人诉苦,反而更急于劝其忍耐。若别人可以不受,自己当年的忍耐又算什么?最初使人撑下来的解释,后来也可能使他不肯让别人走出去。

一人背着标有“必要代价”的巨石,旁人劝他放下歇歇,他回答“那不就白扛了?”
不能白扛的石头。

上面要求顾全大局,下面渴望分享荣光;家庭盼孩子有出息,学校教孩子立大志;受损的人需要意义,旁观的人需要一个足以评判他人的立场。几股力量互相接应,便不再需要每次都由谁发号施令。有人替别人判轻重,有人替自己删苦处,有人甚至还嫌现成的词不够大。

所谓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往往就这样长成:从小学到的高下,在生活里反复得到称许,久而久之,连自己的感觉也须按这个次序排队。见到具体的人先嫌琐碎,听见伟大的名义便肃然起敬。尚未分辨真伪,身段已经摆好。

它还善于把挫折收归己用。日子稍好,可以证明道路正确;日子太差,也可以解释为事业艰巨,更须坚定信念。目标越远,眼前的失败越容易被当作过程;牺牲越多,承认方向有误的代价也越大。一个人的经验,便很难再成为检验宏愿的依据,反而不断被征来替宏愿作证。

于是,现代的制度、技术与词汇,都可以被装进一种古人早已批评过的次序:名分高于生活。它既可以借旧习延续,也可以由今天的教育与组织重新养成。大局不断扩大,小民不断缩小,最后连小民自己也觉得:若还有什么不妥,大概是自己站得不够高。

可人终究还得有房子住。

回到郑州那篇报道,举报的村民并非只在计较自己得失。他表示,若土地确实用于解决住房困难家庭的问题,村民愿意承受利益上的损失;他不能接受的,是政策的好处落进开发商手里。[1] 这个被排在“大局”之外的小民,恰恰在问大局应当回答的事:说好的公共用途,究竟落实到了谁身上?

这使前面的立场选择题,显得尤其荒唐。谈公共利益,不必先取得代表整体的身份;关心房子落到谁手里,也不比高谈天下低一等。一个普通人有权关心国家,更有权带着自己的经验关心国家,而不必先把那份经验藏起来。

公民、权利、平等,同样是大词,却可以要求国家给一个不讨人喜欢、甚至不善于说话的人留出位置。难处在于,它们若也只供人背诵、用来赞美现状,而不能支持具体的追问,便又会变成另一套庄严的摆设。词典里多几个现代词,改变不了活人仍须向名义让路的习惯。

因而我更在意的,不是人能不能说出更高明的道理,而是道理迎面撞上生活的时候,人肯不肯停下来看看生活。一个宏愿若连“这件事办错了”都听不得,要靠小人物不断否认自己的见闻、需要与疼痛来维持,那份伟大未免养得太娇贵。

大局如此之大,竟容不下小民。尤为可叹的是,站在门外的小民,还忙着替它守门。

房子的事,且容后再议。


1. 任磊萍、何岩:《郑州经适房土地建别墅 记者采访被质问替谁说话》,央广《中国之声·新闻纵横》2009年6月17日报道,央视转载。采访动作、反问及村民所述立场均据报道,未取得土地、信访文件原件。其后逯军被停止工作、接受调查,见新华社郭久辉后续报道,2009年6月22日电。本文分析当时的回应方式,不暗示这句话成功阻止了报道或调查。 ↩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二部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本文引用四个并列用语;关于这些名义如何被用于压低具体诉求,是本文的分析,不是报告中承认过的用途。 ↩

3.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一段。引文据网络转录,未作版本校勘;取其公私之辨,不将古今比较写成直接传承证明。 ↩

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有关“宋以来之言理也,其说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的问答及邻接段落。戴震同时批评把个人意见当作普遍道理、忽视人情实况的做法,其中包括自以为正直者;本文不据此概括全部理学。 ↩

5.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组织开展“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2019年高校师生主题社会实践的通知》,2019年7月2日,次日发布。文件同时包括公益服务、技能提升等具体安排;本文取其主题、组织与展示方式,不把参加活动等同于已经内心认同,也不否认活动中的实际服务。 ↩

6. 参见此前《Entrepreneur ≠ 企业家,汉语为什么喜欢“大词”?》。本文延续对称谓、庄重感与宏大叙事偏好的观察,不把它推成汉语本身不能精确表达的语言学结论。 ↩

7. 罗伯特·彭斯的 Auld Lang Syne,原文见Scotland.org全文;参见本站此前关于中文译唱的讨论。原文有对故人情谊的表达,中文常见唱词也保留了往日记忆。这里比较题名和突出的表达重心,不主张原歌不唱友谊,也不把一次改编当作全部翻译传统的证明。 ↩

8. 这一问题也见本站《为什么即使吃不饱穿不暖,你依然热爱自己的国家?》。关于借群体成功改善个人形象的研究线索,见Robert B. Cialdini等:“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 Three (Football) Field Stud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4(3),1976,pp.366–375,原论文。研究对象为美国大学生,观察校队成绩与身份展示,不是中国贫困者或爱国情感的调查。本文关于困顿、苦难意义和维护自我解释的讨论是机制分析,不能据此诊断某个具体人的动机,或断言越贫困必然越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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