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人只能借古人说自己
从《报任安书》的疑问，看中国文人的悲怆传统
最近读一点司马迁，想起自己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故事，也想起他激励不少人的《报任安书》。
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苦难之一。但这事以后，史书中关于司马迁本人的记载非常稀薄：他究竟怎样生活，怎样做中书令，与汉武帝后来的关系如何，《史记》究竟在什么时候完成，以及他什么时候去世，都并不十分清楚。
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仿佛从史料中渐渐隐去。
偏偏就在这样的黑暗里，又突然亮起一盏灯：《报任安书》。
在这封长信里，司马迁几乎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全部交代了。他为什么没有死，怎样看待宫刑，为什么一定要完成《史记》，怎样理解著述，怎样看待荣辱和死亡，都说得异常完整。
于是我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疑问：
《报任安书》真的是司马迁写的吗？
主要证据来自《汉书·司马迁传》，班固在其中明确交代：任安写信责勉司马迁，随后“迁报之曰”，然后原文收录《报任安书》。也就是说，到东汉班固时代，这封信已然被视作司马迁本人的作品。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李陵之祸记述非常简略，而班固也不过寥寥数语，关于司马迁宫刑以后的人生叙述，并无其他史料证实而只有《报任安书》，也没有比班固更早的作者提及这封信。
造成司马迁人生重大转折的李陵之祸，为什么《太史公自序》语焉不详，却要在私人信件里对一个即将获罪的人详细说明？这封信又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这当然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文献学问题。现存《史记》本身也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司马迁原稿，其中存在后人的补写、整理和传抄变化，这是古籍传承的常识。因此，仅仅用《史记》文字和思想去证明《报任安书》“很像司马迁”，其实也未必能够解决什么。
不过转念一想，《报任安书》的真伪其实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过偶尔读史，并非专门做古籍辨伪的学者。对于两千年前一篇文本究竟百分之多少属于原作者，在证据已经断裂的地方，坚持判个真伪，未必比承认“不知道”更有意义。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中国文人如此喜欢借一个古人，来说自己？
这让我又想起屈原。
我以前也怀疑过屈原是否在历史上真有其人。《史记》中的那个屈原，实在太完整了：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被昏君疏远，被权臣排挤，最后在国家败亡中投江而死。
这样的人物，几乎天然适合作为中国失意文人的精神祖先。
尽管屈原在楚国史料中找不到记录，考古亦未证实其历史真实性，但屈原传统在司马迁以前已经存在， 因此说“屈原是司马迁创造的”未免太过简单粗暴。
但另一件事，仍然值得注意：
司马迁写屈原的时候，显然也在写自己。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哪里只是屈原？
一个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遭到宫刑的人，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可能只是冷静地替两百年前的楚国大夫作传。
所以，即使司马迁的屈原传完全是真实历史，也同时是一篇司马迁的精神自传。
而且司马迁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贾谊被贬长沙，渡湘水而写《吊屈原赋》。他表面上是在悼念屈原，真正悼念的也是自己。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
贾谊借屈原说自己，司马迁又借屈原和贾谊说自己。 (史记中的篇目其实是《屈原贾生列传》)
后来的人再读司马迁，又借司马迁来说自己。
这条线一旦看见，就再也看不回去了。
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事情几乎随处可见。
杜甫写诸葛亮：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他确实是在写诸葛亮。
可一个一生想进入政治中心、希望有所作为，却始终没有真正得到位置的人，为什么偏偏对诸葛亮如此动情？诸葛亮没有完成的北伐，也是杜甫没有完成的政治人生。
辛弃疾写：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谁真的关心廉颇晚年还能不能吃饭？
他问的是自己：我老了，国家还要不要我？
苏东坡站在赤壁想周瑜，“雄姿英发”，最后却写到自己“早生华发”。
他写的是别人，照见的却是自己。
所以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第一人称经常藏在第三人称里面。
“他”只是一个绕远了的“我”。
古人也因此渐渐不再只是历史人物，而变成了一套可以调用的人格语言：
屈原意味着忠而被弃。
诸葛亮意味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责任。
陶渊明意味着退出。
李广意味着功业不被承认。
廉颇意味着老去以后仍等待重新任用。
一个文人甚至不必把自己的处境全部说出来。他只需要提到一个名字，读者便知道他想说什么。
这是一种极其成熟的文化编码。
也是一种极其悲怆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会如此？
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现实出口实在太窄。
读书人的理想不是单纯写出好文章，而是要“用世”。
读书、修身、入仕、治国，本来就是同一条道路。
因此，一个人即使拥有巨大的文学才能，如果不能进入政治秩序，他仍然很容易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完成。
李白就是一个极端例子。
没有人会怀疑李白的诗才。
可李白并不觉得“做李白”本身就是他人生最充分的实现。他还想被皇帝发现，想进入朝廷，想参与政治，想建立功业。
从今天看，这甚至有一点令人哭笑不得：
一个天才诗人，一生念念不忘的职业理想，竟然只是成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
他显然未必适合那个工作。
可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一个成熟的职业位置叫“伟大诗人”。
不会有人因为你能写《蜀道难》就按月发工资。
诗可以让你千古不朽，却未必能让你在当时拥有一个位置。
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文人的一种深刻错位：
他最伟大的才华，并不是社会最愿意为他提供位置的才华。
那么，他只能把希望投向权力。
权力不用他，他便成为“怀才不遇”。
现实不给他位置，他就在文学里寻找位置。
而古人，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借古抒怀”并不只是一种修辞技巧，这样说就浅了。
它的背后有真实的人生结构：
一个人无法直接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借诸葛亮完成。
一个人不能公开说自己的愤懑，于是让屈原替他说。
一个人年老而壮志未酬，于是问廉颇还能不能吃饭。
当现实世界无法安放一个人的理想，文学就替他造出一个精神空间。
这是文学的伟大，也是文学背后的悲凉。
我们今天读到那些千古名篇，常常只觉得漂亮，却忘了很多漂亮文字，原本都是人的现实生命碰壁以后留下的喟然长叹。
我们享受的是诗。
他们经历的是失败、流放、贬谪、失宠、羞辱和等待。
从文学史来看，这当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从人的生命来看，它并不浪漫。
不过，如果继续追问下去，又会发现这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人的才华、兴趣与社会能够提供的位置，本来就很少天然吻合。
诗人才、思想才、艺术才，并不自动对应一种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
古代如此，现代也未必完全不同。
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把知识人的出口尤其集中在仕途，因此这种矛盾格外政治化，也格外容易发展成“怀才不遇”的文学传统。
至于这个问题到了现代会怎样变化——人的兴趣怎样成为职业，才华怎样找到现实的容器，有些人为什么到很晚才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那已经是另一个题目了，不必在这里展开。
因为从《报任安书》一路走到这里，已经足够看见一件事情：
中国文人最动人的传统之一，恰恰也是最悲伤的传统之一。
他们不停地写古人。
屈原写了又写，诸葛亮写了又写，陶渊明、李广、廉颇、昭君，一个个被召回文学现场。
表面上，是中国人特别爱历史。更深处也许是：
他们需要历史人物替自己活一次。
现实中没有完成的志向，让诸葛亮完成。
不能说出的委屈，让屈原说。
无法安放的骄傲，让李白说。
老去以后仍不肯熄灭的野心，让廉颇说。
于是中国文学里有那么多古人。
也有那么多没有直接说出口的“我”。
也许这才是《报任安书》是真是假之外，真正值得读的东西。
即使有一天我们永远无法确定，那封信究竟有多少字出自司马迁本人，它所进入的那个传统却是真实的：
一个文人借另一个文人的名字，说出自己的悲怆；后来的文人再借他的名字，继续说下去。
历史因此不只是过去，它成了一间巨大的回音室。
两千年来，一代又一代失意的人走进去，听见古人的声音，其实也听见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