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引力 · 06
科学可以救国，真理不得犯上
1955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童第周的一篇报告，题目很长：《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中谈育种、增产，谈生物学应该怎样帮助国家建设，也谈哪些意见必须受到批判。
有学者批评，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某些见解曾因政治力量支持而风行，后来却遭到学术界反对。报告对此严辞驳斥，并给出一个分量颇重的理由：“共产党所关心的是科学的发展，所支持的是正确的理论。”那种批评若任其传播，科学事业和革命事业都可能受损，因此须予批判。[1]
于是，问题有了两层。第一层是植物怎样生长，哪一种学说解释得对；第二层是，谁有资格承认支持这套学说的人也会判断失误。前一层尚待研究，后一层已须懂事。
这份报告并非不谈证据。它列举了许多生产成绩，也以苏联内部存在学术争论，说明党容许科学家讨论。这些理由都须认真对待。然而，某些育种办法有效，是否足以证明整套理论？政治力量是否曾扶持错误主张，又该凭什么查明？这些问题本可继续讨论，报告却进一步将批评归入歪曲政策、损害共同事业的范围。
知识的争执，于是有了忠诚的账本。
值得警惕的是，权力并不只是偶尔站错了队。人会错，组织也会错，这原不稀奇。真正难办的是，某种主张一经支持，便连同支持者的正确形象一道，取得了不容损伤的地位。指出它错了，不再只需拿出理由，还得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让正确的人难堪。
倘若结论碰巧是对的，这套办法似乎也能运转。但下一次结论错了呢？仍由同一身份担保，仍以同一种态度挡住反证，正确便只剩运气。一个不能认错的安排，不会因曾经说对过，就从此可靠。
借用“科学”二字，何其方便也哉！科学研究要交代材料、方法与推理，要容许别人检查；“科学”作为封号，却可以省去这些麻烦。话说得科学不科学，逐渐变成由谁宣布它科学。研究尚有争议，发言资格已经明确。
政治若以科学之名说话，我更想问：它准许哪一种科学说话？当研究结果不合意，数据能不能留下，反证能不能发表，作出决定的人是否也须修改决定？这里问“谁的科学”，不是说事实各有主人、党派各有真理，而是追问谁掌握了替科学发言和使别人闭嘴的资格。
科学的权威本应来自可检查的工作。若转而由身份授予，它便同旧日的正统颇为相熟，只是官服换成了白大褂。
然而，把科学主义与科学分开，也不能只在词尾上做文章。
科学能够查明许多事实，也能帮助人作出较可靠的判断。科学主义则把这种成就扩张为包办一切的资格，仿佛凡是不能由某套科学方法裁定的，便不配成为知识；凡是挂上科学名号的，伦理与信仰也得退席。可一项技术能怎样实施，与人是否应当这样使用它，终究不是同一道题。效率可以测量，人应当为谁而活，却不能从一张效率表里算出来。
政治尤其喜欢后面这一步。它先决定目标，再请“科学”说明手段，最后把手段的专业性挪给目标，仿佛整个决定都已获得科学认证。谁承担代价、谁有权拒绝，本是需要交代的选择，转眼被说成不容争辩的客观规律。选择的人退到幕后，“科学”替他出面。1958年，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按光能利用率推算稻麦年亩产，算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高产的捷报，遂有了科学家的背书。[2]
这种僭越并不证明科学不可靠。知识有边界，也不等于边界以内全无把握；模型可以修正，不等于一切结论都只是随口猜想。反对科学封口，不能顺势把认真求证也一并撤掉。那不过是拆了一尊偶像，腾出位置摆自己。
中国人对科学的热爱，常有十分切实的理由。要救国，要富强，要让土地多长粮食，让人少受疾病与贫困之苦。这样的愿望委实不假，科学也确能成就许多事。我不觉得研究有用的东西便低人一等，更不觉得科学家非得对世事漠然，才能保有清白。
分界在于：人究竟愿不愿意知道一件暂时无用、甚至使自己的计划不好办的事实。
唯求实用的心思，最爱问“这有什么用”；科学精神还得容许另一问：“即便不合用，它是不是真的？”用处可以催促研究，却不能预先规定答案；一项研究揭出办法不灵，纵然让工程停下来，也未必比替工程写一份赞词更无用。
问题往往就在这里长出来。事业越是紧迫，怀疑越容易显得误事；愿望越是高尚，反对越容易被听成恶意。理论于是代表道路，道路代表带路的人，支持带路的人又代表自己没有辜负时代。原本只须改一项判断，后来却须重新安放一整段人生。
人岂肯轻易。
有些人维护一个答案，未必因为收了好处，也可能因为确实把希望押在上面。承认它错了，意味着自己曾相信、传授，甚至据此责备过别人；那些热情与牺牲，总得有个交代。于是，人可以很勤奋地收集材料，却只用来说明原先的答案没有错。学问越深，辩护越精；求知的本领，反倒使不肯改口变得体面。
旁人也未必愿意拆穿。老师提携过自己，前辈维持着学科，某项共同事业好不容易才有起色。此时指出问题，很容易被说成不知感恩、不顾团结。无须上面每次发话，周围的人便会提醒：有意见可以提，可要注意方式。所谓方式，有时不过是让意见提完以后，尊位依旧毫发无损。
这层难处，古人当然早有觉察。王充《论衡·问孔》批评世人“好信师而是古”，又说他们“难于距师”。[3] 难的不是不知道怎样提出疑问，而是提出疑问以后，自己还算不算一个懂礼数的弟子。受教之恩本可使人感激，若因受过教便不能纠正老师，感激就替答案站了岗。
所以，我不把科学的问题归结为中国人天生不会推理。王充已经在问，屈原更是“天问”，后来的人却仍须学习怎样不问。古代的引力并不在汉字缺了一种能力，而在关系先替判断安排了位置：论理可以长进，长幼尊卑不可弄错。
现代组织还能把这层关系重新发明出来。1948年，李森科在苏联一次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宣布报告经过党中央审查和批准。[4] 这里不是孔门旧礼自然延续到了实验室，而是现代政党给一种学说提供了政治资格。中国后来学习和拓展了这套分类与批判方式，更不能只向古人追责。新制度完全有本领，重新教会人向身份低头。
这件事最深的后果，是人慢慢习惯了怎样算作知道。
1957年，李汝祺回顾遗传学此前只许一家发声的情形，指出人们渐渐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独立思考反而受损。[5] 他说的不是人人都成了骗子，而是一种求知习惯被养成：遇见问题，先找应当援引的权威；出现反例，先想怎样与既定答案相容。久而久之，连真心想弄明白的人，也会沿着熟悉的路去找明白。
而真正的查验很费事。它需要时间、资料、能争辩的同行，还可能使自己先前的成果失色。引用一句正确的话，既快，也较少惹人不悦；重新检验它，却要自己承担成本。倘若研究条件还不充分，两条路的难易差别便会越来越大。旧答案不必每次取胜，它只须让别人难以完成一次像样的挑战。
这才是顽固之处。错误不只住在教材里，也住进了辨认正确的方法里。换掉一本教材，未必换得掉那种等人宣布答案的习惯。
不过，历史也没有老实照着最坏的解释一路走下去。
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确实让不同意见重新进入讨论。中科院院史记载，会后科研、教育与出版部门分别作出规定，改变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相关课程和研究逐渐恢复。作过1955年报告的童第周，又主持了这次会议。同年，于光远公开提出，应“让科学研究成就来做最后结论”。[6]
这不是几句漂亮话便可抹掉的改变。组织可以给学说扣帽子，也可以撤掉帽子、改变规则。国家支持与求真并非天生相克，关键在支持什么，以及支持者是否仍要代替证据作最后裁判。
李汝祺肯定了这次改变，同时提出很具体的要求：研究需要长期积累，会议却又多起来；想联系国外同行，个人通信有顾虑，经由专门机构办理，手续又繁琐。[5] 这些话使“百家争鸣”落到了桌边：争鸣不只需要准许开口，还需要有东西可说，有条件查清自己说得对不对。
我更在意的，是让查验答案的规矩也能约束做主的人；这一步从未真正站稳过。已有规定，后来者未必遵守；意见与身份再次冲突时，研究者未必还能继续查验。一次真实的纠正，也不等于这些问题从此消失。若一次次只替换获准相信的答案，做主的人却不受同样的查验，求真仍得等候下一次开明。
这种难处没有停在五十年代。1992年至1993年，黄万里三次致信中央，反对修建三峡大坝，要求公开讨论；第三封还说，前两次警告未获批答，并再次请求安排公开讨论。他的技术判断也须受检验，当时学报上确有争论；但1998年，他仍说，请中央责成工程当局公开讨论可行性的请求未被接纳。[7] 能够发表异议，与决策者须对异议作出交代，相隔的并不只是一张稿纸。科学家还在上书，等一个肯听的上面。
中国今日当然也有真实的现代科学。
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论文记载，研究团队在分析方案冻结之前，隐去若干关键参数，并以不同的分析方法交叉检查结果。[8] 这样做，是为了减少研究者把分析不知不觉调整到自己期待结果的机会。它没有假设科学家比别人高尚，而是认真对待科学家也可能受自己希望影响这件事。
这里颇见科学精神：求真的人，也在须被检查之列。国家出资并未使这套方法失效；同样，一项实验采用了严谨方法，也不能替所有机构的判断方式担保。科学在某处站住了脚，与一切身份都已肯向事实让步，是两件事。
说到这里，还须问清楚：文章一直在说的真理，究竟是什么。
至少，真的事不会因为使某个人难堪便变假，也不会因为举手的人多便变真。科学能够帮助人认识许多真实，却不能把某一次认识宣布为人已经掌握的全部真实。承认人的认识可以错，恰因为所认识的对象不肯任人改口。若真理只随立场更换，纠错便无从说起，余下的只是换一拨人占上风。
在我的信仰里，真理还有更根本的所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9]。我所信的真理最终在基督里，不是一种供人支配的工具，更不是某个政党、学派或教会的私产。人可以认识真理，却不能自封为真理的主人；信徒也不能因说自己属神，便要求别人相信他对世事的判断从不出错。敬畏真理，首先使自封的全知者失去位置。
这也无需以贬低科学来维护。认识受造世界自有其价值，实验与观察不因不能包办救赎便成为徒劳。只是科学能帮助人造桥，不能单凭造桥的本领，决定谁生来应该过桥，谁活该被留在河这边。
所以，求真需要自己的位置，不是要另封一位不会错的科学家，让专家接过君主的椅子。专家也须说明根据，公众也可以追问；提出疑问的资格，不等于每个答案都同样可靠。政府可以决定投入多少资源，社会可以讨论伦理与用途，但都不能把“我希望如此”装扮成“事实就是如此”，更不能将弄虚作假封装成丰功伟绩。
科学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却不该以证明国家永远正确，作为获准存在的条件。否则，设备尽可日新，学问尽可高深，真理即使坐进实验室，也还在学习臣子的礼数。
1. 童第周：《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日第3版，全文转录。原报告未点名；中科院1955年编年史将此批判关联到胡先骕。本文分析报告的理由与批判方式，不把其中对异议的转述冒充胡先骕原书逐字引文，也不将报告列举的技术成效一概判假。 ↩︎
2.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全文转录。所引倍数是按太阳光能利用等假设作的稻麦年亩产推算，并非田间实测值；本文据原文分析其为高产前景提供科学背书的作用。 ↩︎
3. 王充：《论衡·问孔》，开篇论信师、是古与反问的段落，参见识典古籍及分段转录。这里只引两处稳定短句，不据此认定古代社会处处如此。 ↩︎
4. 李森科1948年报告的英文译本，见结语“Concluding Remarks”关于报告获得中央批准的表述。有关中国的学习与后续纠正，参见中科院1956年编年史相关章节。此处区分现代组织输入与古今关系的相似，不作儒家直接产生李森科主义的判断。 ↩︎
5. 李汝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第7版，转载《光明日报》4月29日文章，全文转录。文中同时肯定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结合；这里采用其关于思考习惯及研究条件的当事人观察，不将其塑造成本文全部立场的代言人，也不由这些要求推断后来均未获满足。 ↩︎1 ↩︎2
6. 会后部门规定、教学研究恢复及主持人，据中科院1956年编年史“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一节。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第5版，全文转录。本文肯定已有改变，不将尚未核查完整的长期执行史写成“没有任何制度保障”。 ↩︎
7. 黄万里1992年11月14日、1993年2月14日及6月14日致中央的三封信转录，并参见其《论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当代中国研究》1998年第4期，刊物全文。未获批答及请求未被接纳，是黄在信文中的自述；1998年文章也承认学报已有技术争论，并回应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方面的不同意见。此处讨论异议与决策回应的关系，不判定他的全部技术预测正确，也不据此声称工程方面从未答复任何异议。 ↩︎
8. F. P. An et al. (Daya Bay Collaboration), “Observation of electron-antineutrino disappearance at Daya Bay”,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8, 171803 (2012), DOI；原论文。方法部分说明盲分析、隐去的基线等参数及独立分析检查；“独立分析”在此指方法上的交叉检查，不等于政治或人事独立。 ↩︎
9. 《约翰福音》14:6，和合本。此处表明作者信仰中的终极所指，不以信仰身份代替史实查验和具体论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