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朋友说，他周末请了个保洁阿姨。在阿姨做卫生的时候，他在“科学上网”。阿姨瞟了一眼他的屏幕，感慨说：
“结婚时信誓旦旦说好50年不变，这才几年就不想承认了，什么人呐！就像是，不肯对人家好，又不准人家离婚。”
朋友听这阿姨说话挺有意思，就跟她聊了一会儿。没想到，这阿姨对于“天下大事”看得真真儿的。
说到一片歇斯底地反美，阿姨说：“那些人，说一套做一套！人家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你干啥把自己孩子送美国读书去呀？还成天偷鸡摸狗的，人家可不是要防着你咋的！”又自言自语说：“也是的，自己弄不出来，可不全仗着东偷西盗的嘛。”
朋友问她怎么看川普，阿姨“啊哟”了一声：“这老头儿，了不得呀！自己的公司放着不管，70多岁也不去享清福，偏要当一分钱不拿的总统，搞不懂呀！反正全中国找不出一个这样的老头儿！”
朋友对我说：这阿姨，真让他刮目相看。
我跟朋友说，这样的例子，多着呢。
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写道：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批判会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他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大才子、平时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大义凛然地声讨自己的恩师，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校长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头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校长唯一的爱女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
然而，当工作组不肯放过校长家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三番五次“动员教育”她站出来控诉校长对她的残酷剥削时，老人家二话不说，在厨房操起菜刀就要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
有人说，这也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我曾经写过1949年的张大千。
1949年初，张大千的前途看上去十分美好。当时，他画过一幅《荷花》，题款“润之先生”。据说“润之先生”十分喜欢，兴高采烈地挂在了办公室。
然而1949年12月6日，张大千费尽周折搞到三张军用机票，带着妻子飞往台北。直到1983年4月2日病逝，张大千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1963年5月，女儿张心瑞经批准在香港与张大千见面。女儿劝他回去看看，说祖国十分进步。张大千说：“进步！进步到没吃没穿，穷死饿死好多人？”
张大千漂泊巴西、美国等地许多年，1977年回归台北。
1949年之后，张爱玲也曾“积极要求进步”，写出《十八春》、《小艾》等“革命”故事。夏衍对她颇为欣赏，有意将她安排进“单位”。
1952年，张爱玲申请去香港，理由是回香港大学复学。这一去，她再也没有回过她挚爱的上海。她在小说里说：“再也回不去了。”
张爱玲离开中国，便不再回来。她为何如此决绝？
1950年7月24日，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文艺界500多人出席。夏衍点名张爱玲作为代表。在1949年之前，张爱玲不喜欢参加任何官方活动，这一次却盛装出席。然而当她进入会场，却发现只有自己一身旗袍，其他人无论男女都是中山装。在500多人一片蓝灰色的中山装里，只有张爱玲，一袭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
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服饰，打碎了张爱玲心中的所有幻想。
1951年7月18日，阳光灿烂。巫宁坤登上回国的邮轮，李政道前来话别。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彼时的巫宁坤“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国，也就踏上了几番牢狱、几度生死的坎坷命运。
为什么像巫宁坤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往往不如很多普通人、甚至所谓“贩夫走卒”看得明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脑子很不清醒？画家张大千、作家张爱玲也不像他们那样糊涂。
我想，每个人生下来，就带有天生的“自来慧”，童言里的哲理、常识中的学问，都是明证。但是当你走进“让人愚蠢”的学校，你的“自来慧”被消灭，你的直觉、你的常识、你的判断力也像脏水一样被泼掉。受过教育“书呆子”往往令人生厌，他们固执、认死理、钻牛角尖，成为“天下真理无所不知”的杠精。这样的家伙算不上知识分子，却往往戴个眼镜，让人误以为有些学问，其实呢——说句脏话——狗屁不通。
而巫宁刊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专业上确实拥有令人钦佩的造诣。但是博士其实是“窄士”，具有专业水准的人在他的专业之外同样无知，甚至更加无知——因为“达克效应”，他以为自己在专业之外也非常了得呢。
相反地，“不怎么相信科学”、更多依靠直觉和灵感的艺术家，却能保存更多的智慧与判断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更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而爱因斯坦这样的顶尖知识分子，则能在物理的皇冠上与哲学和艺术达成通识，从而形成世人景仰的巨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