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以为，信仰是一种情感的归依，是软弱之人的精神拐杖。对于那些理性深重、思维复杂的人来说，信仰似乎更像是“向上帝投降”的思维失败。
但是，假若你真正走进一些思想精英的生命轨迹，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我曾经被彼得·蒂尔(Peter Thiel)深深吸引。作为硅谷的创业教父，他理性锋利、战略意识极强，同时他还自称为基督徒。不同于福音派的敬虔，也不同于天主教的传统，他的信仰更像一种文明叙事的认同：他推崇他的精神导师雷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模仿理论，坚信基督教终结了替罪羊的暴力结构，解放了人类社会。对他而言，耶稣不仅是神的儿子，更是人类社会机制的关键解码者。
但我隐隐觉得，这样的信仰似乎少了些什么。
彼得·蒂尔式的信仰，是理性精英特有的一种姿态。他们不轻易归信，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思考，也不愿轻易承认无知。他们在信仰的边缘徘徊，视基督教为道德框架、历史基础，却迟迟不肯将主权交出。他们或许称耶稣为“老师”，却不愿称他为“主”。
埃隆·马斯克也是这类人。自称“文化基督徒”的他，在某次访谈中说：“我接受耶稣的教导……如果他愿意让我受洗，那我也愿意。”这听起来虔诚，实际上更像是理性者的外交辞令，比彼得·蒂尔更逊一筹。他尊重信仰，却从未降服；他或许相信世界需要神，但从未不承认自己也需要，因为他仿佛觉得他才是“神”，是拯救人类“出地球记”的那一位。
这一类信仰状态，我曾经觉得是有理的。那种以理性姿态拥抱信仰的方式，那种仍主导叙事节奏的自我意识，让我觉得比“无脑信”更真实、更深刻。我也曾一度认为，把搞不懂的事“交给上帝”，是懒惰、是逃避，是停止思考。
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真正的信仰，不是放弃思考，而是当思考走到尽头，终于承认——我不是神。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是另一个让我感触颇深的人。他曾是我心目中最接近“真实信仰”的思想者。他诚实面对死亡，挣扎于虚无，写下《忏悔录》来正视生命的终极困境。他批判教会的形式主义，主张以登山宝训为人生指南。他那样诚实、那样道德、那样有思想，我曾经接受甚至崇拜他的很多观点，几乎把他当作福音的见证人。
但是慢慢地，我开始批判他：他高举耶稣的教训，却拒绝耶稣的救恩；他重视道德，却轻看恩典；他把信仰简化成伦理改造，而非属灵重生；他把十字架变成了道德楷模，而非赎罪的核心。最终，他的信仰仍是以人为主角的，是努力攀登的哲学体系，而不是俯首承认无能、转向神的悔改之路。
相比之下，雷内·吉拉尔走得更远。他也曾理性分析福音，将其结构化为模仿与暴力的终结机制。但在晚年，他承认：不是我在理解福音，而是福音在理解我。他公开归信天主教，并说：“耶稣不是一个道德范例，而是那位终结暴力的神自己。”这不是理论的延伸，而是灵魂的屈膝。
我也终于明白，鲁益师(C.S. Lewis)早就为我们这些理性挣扎者准备好了“当头一棒”：
“人们以为信仰是逃避思考，其实它是思考走到尽头后的屈膝敬拜。”
鲁益师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勉强归信者”。他曾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攻击基督教是迷信；直到被托尔金(J.R.R.Tolkien)等人“围攻”，直到他自己再也无法驳倒“神的存在”这一事实，他才终于“最不情愿地成为基督徒”。也正因为走得慢，他后来走得深。他用自己曾经的怀疑来回应别人的质疑，用逻辑与想象力为信仰建造坚实的桥梁。
因此鲁益师也是最能代表“理性归信者”的门徒。他不是宗教狂热者，而是思想清晰、信仰坚定的护教者。他的信仰不盲从、不浮泛、不脆弱，而是经过锤炼之后仍屹立不倒的黄金。
我想，我也正在成为这样的人。
我曾以为，靠理性走到上帝面前已是极致；如今才知道，理性只能走到门口。门是开着的，但门槛的名字叫“自己不再是神”。若不愿俯身，就始终站在门外。
而那位等候我进去的主，已在那里，等候了许久。
结语
理性不是归信的障碍，而是神所赐的礼物——其目的，是引我们到他面前，而不是代替他。
理性的人归信不易，但一旦归信，便是鲁益师式的护教信徒：
不仅自己相信，也能带别人相信；不仅走进去，也能带别人一同进入。
愿你我都不是彼得·蒂尔式的旁观者，而是雷内·吉拉尔式的归信者。
愿终有一天，我们也能像鲁益师那样，在敬拜中理性地承认：
“他为主，我不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