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引力 · 09
人人都归集体，集体不归人人
2021年，广东一个经济合作社召开了户主会议，重新安排一对母子的待遇。母亲是外嫁女，只保留一类股东资格，享受现金分红；儿子则不享受股份和福利。两人的户口都在这里，此前行政决定已经确认，他们与其他成员享有同等资格，相关行政判决也作了确认。可是，集体又开了一次会。
同等资格已经确认，到了会场却还可以打折。母亲降一等，儿子排出去，事情还有一个颇为堂皇的出处：会议决定。
广州中院后来支持了母子要求补付差额等款项的请求。[1] 这件事因而不能讲成个人永远无路可走。但值得问的，恰是为什么已经确认的成员权益，还须再到集体之外讨一遍。一个说是由大家组成的组织，为什么能够反过来决定，有些人不配得到同样的对待？
“集体决定”四个字，在中国极有分量。它仿佛已经回答了决定是否公正，实际上，尚未回答是谁作的决定，谁没有资格参加，又是谁须承担后果。把一部分人划出去，再由剩下的人代表全体，人数确实可以很多，公道却未必随人数增长。
中国人从不缺少被组织起来的经验。《史记》记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2] 人编在一起，可以彼此照应，也可以彼此监视。单凭队伍整齐、名册齐全，实在看不出里面的人究竟多了力量，还是多了管束。
组织存在，组织能替成员向外争利益，成员能够约束组织，是三件不同的事。它们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只完成前两件。一个团体对外很强，里面的人却可能很弱；它能让外人不敢欺负自己，也能让自己人不敢反对它。
于是，人为了不独自面对外面的权力，加入了一个集体，却在里面又遇见一位主人。家长有了章程，训话有了议程，连服从都可以记作共同意愿。归属原本是可以依靠，渐渐变成了归谁所有。
这套关系之所以难改，还因为个人刚想划一道界限，道德便先来查问。
杨朱的“一毛不拔”，一直是现成的罪名。《孟子》转述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另一处更将“为我”判为“无君”。传世《列子·杨朱》却保留着另一面的说法：“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既不肯以自己的一毛奉献天下，也不肯让天下来供奉自己。今天要辨认他的主张，主要还得借助他人的零星记录与后出的归托文本；熟悉的骂名，比他自己的声音清楚得多。[3]
这与只占便宜、不肯付出的吝啬，显然不是一回事。人可以不愿被天下取用，同时也不取用天下。那道界限朝两边立着：你不能随意拿走我的，我也不能随意拿走你的。
但“无君”二字，比“不慷慨”重得多。它将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牵到了人与君主的关系上。借这场古老的论争，今天的人仍可问：个人不肯交出的东西，为什么会被看成秩序的威胁？谁有资格要求他牺牲，牺牲到哪里，是否经过他的同意？这些问题一经改成“天下这么重要，你怎么连一根毛都舍不得”，权力的来历便隐去了，只剩个人的亏欠。
问授权，答品德。要求别人说明权力的来历，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私心。
在这样的关系里，组织要求你贡献，是理所当然；你要求组织交代，则须格外小心。查账怕显得多疑，争取应有的待遇怕显得计较，不愿承担额外的牺牲，又怕显得不顾大局。个人须先通过一场无私的考试，才配提出公正的要求；替集体说话的人，却常因代表了整体，便免去了这场考试。
在近现代的政治教化里，“个人主义”又常被当作必须克服的毛病。可是，只顾自己占便宜，与承认个人有自己的判断、权利和责任，并不是一回事。胡适就曾为后一种个人主义辩护。[4] 两个意思一经混用，要求保留自己位置的人，还没开口，便已有了自私的嫌疑。一个社会完全可以人人精于自利，却极不容忍个人独立。好处可以暗地里争，界限却不许明着讲。
杨朱这些留下来的异声，也说明中国思想并非从来不能理解个人的界限。麻烦在于，思想里容得下的一毛，到了具体的组织里，未必保得住。人的位置很容易由“所属”来确定，参与决定倒像是后来另给的恩准。
而天下为公，自然比一根毛气派得多。
《礼记·礼运》以“天下为公”描绘大同，讲选贤与能，也讲照顾老幼孤独；与之相对的，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5] 这番理想确有超出一家一姓的胸怀。可是，天下由谁作主，作主的人如何受约束，并不会因为“公”字写得很大，便自动有了答案。
从人人都该得到照顾，到人人有权约束照顾者，中间缺的，不是一幅题字。
孙中山留下了“天下为公”的手书。1913年筹组中华革命党时，最早入党的五人却立下誓约，要“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以达民权、民生的目的。[6] 自由权利可以先交出去，孙先生的姓名却须写得清清楚楚。
天下是公的，附从是有名有姓的。
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更把未来的公民资格排好了次序：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是元勋公民，享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协助党员有选举与被选举权；普通党员有选举权。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则不得有公民资格。
党章又许诺，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乍看之下，似乎只是先分等，后平等。然而，同一份总章明明说，宪法颁布就是革命成功；另一条却又在革命成功之日，把公民分了等。[7] 平等与优先，约在同一天抵达，章程没有交代谁让谁先行。
这是当时的政治设计，并非已经施行全国的法律。但设计已经足够耐人寻味：党的资历竟可以预支国家的政治权利，未加入的人也被提前安排了地位。为民权而组织起来，组织却先取得决定谁配有民权的资格。
“天下为公”的虚伪，在这里不必到孙中山的心底搜查。将全民的政治资格按党籍和功劳分配，已经使宣言在自己的安排中失信。人可以真诚地向往共和，同时真诚地认为，共和须先从服从自己开始。真诚并不能替这种矛盾解围。
孙也有他的理由。1915年致杨汉孙的信，把二次革命失败归于党事不统一、无人负责，因而强调统一事权、服从命令，还说立党就是“未来国家之雏形”。黄兴等人则不愿接受这样的附从要求，当时便已有反对，并非后来人才学会挑剔。[8]
共同做事确实需要纪律，秘密活动与军事行动尤其如此。问题是，服从一项职务安排，何以扩大为交出自由权利？加入一个革命团体，何以又能替未加入的人决定公民资格？为了打败专制而需要集中力量，不等于集中起来的力量便不必再向成员交代。
这一步却极容易走过去。事情越艰难，越显得不能分心；目标越崇高，个人眼下的权利越显得琐碎。原本要靠共同事业保障的东西，成了妨碍共同事业的东西。先别谈权利，等成功了再说。只要成员不能追问兑现的办法，写在将来的平等，便很容易被拿来抵扣眼下的不平等。
这也不只发生在革命党里。一个团体若须依靠负责人向上争取保护、许可和资源，成员便可能觉得，先让他作主，至少还能得到好处。他替大家挡过外面的压力，内部的质问就容易被当成拆台。外面越缺少平等的保障，里面越需要有门路的领头人；领头人越不可替代，成员越难同他平等说话。
然而，若把集体里的支配全算到首领头上，许多坐在台下的人便过于清白了。
组织的好处是真的。熟人之间可以借钱、托事、分担风险，共同财产也确能给成员带来收益。人愿意留下，不只是因为没有办法离开，还因为在这里有亲近的人、有可预期的帮助，有一份自己不愿失去的位置。恰是这些好处，也可能使成员积极维护排斥别人的规矩。
回到开头的母子案。“外嫁”何以能成为降低待遇的理由？它把一个法律上已有平等资格的人，重新放回了另一套身份秩序：女子嫁出去，便算别家的人；她的孩子，又凭什么分这里的一份？依法已经属于这个集体，按旧有的亲疏观念，却仍可以被看成外人。
这时，“自己人”既是一种感情，也是一条分配界限。多承认一个人的权利，原有成员可能便觉得自己的份额薄了一层。排斥者不必个个怀着恶意；只要真心相信祖辈留下的东西理应留给“自己人”，维护利益便能同时被体验为维护规矩。受排斥者来讲平等，倒像是在破坏共同生活。
集体的家长未必只坐在主席台上，也可能坐满了会场。
这些人面对更大的权力时，可以切切实实地受欺负；面对位置更弱的人时，也可以切切实实地参与欺负。受过委屈，并不会自动使人承认别人的权利。人若只反对自己被排除，轮到自己划界时，那道门未必开得更宽。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恰好可以照见这里的关系。两种顺序都有人使用，前一种也不是见不得光的说法。[9] 要紧的是，两句话是否都有资格兑现。
集体要求个人出力，可以说是责任；个人要求集体保护自己，能不能也理直气壮？倘若说“我为人人”才算有觉悟，说“人人为我”便显得自私，那么后半句虽然还在墙上，实际已经停办。
互助当然不是每付出一元，就须立刻收回一元。生病、年老、暂时无力贡献的人，恰恰更需要集体。互助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人不必每次都有等价交换的本钱。但也正因如此，集体不能一面要求个人无条件奉献，一面把回应个人的正当要求视作额外开恩。否则，牺牲有了义务，保护却没有责任。
而这套说法，并不需要每次都由首领亲自宣讲。得到较多照顾的人，会真心维护团体的名声；尚未遭到排斥的人，也可能以为，守住现成的界限最为稳妥。一人提出要求，众人轮流劝他懂事，集体便省去了许多管束的力气。
这才是古代引力顽固的地方。这里反复长出的，是按身份安顿人的旧秩序：婚嫁决定你算哪一家，附从决定你够不够忠诚，家长替成员安排，自己人替外人划界。组织说的是共同事务，安顿人的办法却仍像是在治家。现实的利益与依赖，使这套旧办法继续有用；无私、顾全的道理，又使它显得理所应当。
它既使代表者取得替人作主的资格，也使已有位置的人共同把守别人的位置。大家可以热心参与，甚至参与得十分积极，参与的却是如何使另一些人不能平等参与。
但中国人也并非从未对这样的集体说过“不”。
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选陷入纷争，有会员公开批评，五名闽商发表退会书，指责商会把“公有之机关”当成少数人私有。另有会员发起沪商正谊社。时任会长宋汉章后来回沪处理会务，并致函告退会员，道歉挽留。[10]
这不是一个人人安分等候家长训示的场面。会员会发声，会撤回支持，也会另找同伴。会长需要回应，至少说明组织不能只凭自己的名号，便永远替会员作主。公有的机关是不是仍然为公，里面的人已经在问。
值得看重的，也不只是这些人胆子大。公开批评会损伤组织的信誉，退会与另组团体会使代表性受到挑战；如果成员的支持可以失去，负责人便不能只计算成员不服从的代价，也须计算自己不回应的代价。这些行动和回应，不应因为发生在不完善的时代，就被一笔改写成仍旧毫无变化。
当然，并非人人都有当时商人那样的资源，也并非每次宣布退会都能平安结算、从容离开。对一个生计、财产和社会关系都系在组织里的人，只说“不满意就走”，几乎等于要求他以放弃生活来证明自由。勇敢若只能靠倾家荡产，便很难成为平常人的办法。
比走不起更深一层的，是不许走。前述中华革命党的誓约还写着：“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6] 照这份誓约的要求，一个人签下的，不只是一项要尽的职责，还被要求交出日后反悔的资格。在这种关系里，入会可以称自愿，离开却要论忠奸，所谓自愿，原来只在门口用一次。
共同义务当然不能随手作废，未了的债务也须清算。但追究具体责任，与把整个人永远留下，是两件事。组织若将离开者看作叛徒，对他的惩罚便容易被说成天经地义；旁人甚至会觉得，不肯追究才是辜负留下来的大家。这样一来，退出不仅要付代价，还得先认罪。
个人能否提出异议而不失去应有待遇，能否查账、改选，必要时另行组织，这些条件比劝人勇敢更实在。公共事务需要有人费心承担；让承担者受到约束，也不是断言他必有私心，而是使组织不必等到他有私心时，才临时想办法。
因而，集体需要边界，个人也需要边界。国家不能任意侵入组织，组织同样不能拿自治当作侵犯成员的豁免。多数人可以决定共同事务，却不能仅凭人数，把少数人的既有权利投掉。多数暴政也不只发生在票箱里，众人的舆论与道德责罚，同样能把个人逼到无处立足。[11] 法律纠正组织对成员既有权利的侵害，是给成员留下立足之地，不等于凡有外部救济，自治便已死亡。
不同组织的办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农村集体牵连土地和积累的权益，退出不能照搬普通社团的退会，更不是各自拿走一块共有财产。2025年施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经明确成员平等保护、查阅资料等权利，也允许受侵害的成员请求法院撤销有关决定。[12] 这些规定是真的，能否不再被一场内部会议架空，则须看它们怎样落到人身上。
我以为，古代在这里迟迟不肯离场，并非因为人还没有聚在一起，而是聚在一起之后，仍很容易沿着熟悉的办法安顿彼此：能带来保护的人替大家作主，已有份额的人决定谁算自己人，受到损害的人则被要求先顾全大家。
集体越不可缺少，这种安排便越容易被忍耐。资源紧缺使合作更有价值；而当饭碗、保障与关系都系在同一个组织手里，外面又没有别的去处，个人就更难拒绝它的安排。文化再把依赖讲成恩德，把异议讲成不懂事：即使一个人已经能够自立，“不能忘本”仍可以追上来，继续管他。
这套关系也须有制度替它续命。成员的权益能不能带走，其他组织能不能成立，受到侵害时有没有可走通的救济，都影响着个人究竟有多少拒绝的余地。教育与日常奖惩又不断教人，怎样的服从才算有德，怎样的坚持便是自私。资源使人难以离开，身份伦理使人觉得不该离开，组织的处置权再使离开者可能受到惩罚。古代无须整套搬回来，只须让这几股力量重新接上，便可以在一个新组织里落座。
共同体应当托住个人，而不是占有个人。它值得维护，恰因里面一个个具体的人值得维护；这些人不能在组成集体的那一刻，反倒成了最不便提起的部分。
人人都在其中，便该人人有份作主。不能只在需要出力时算是自己人，等到要求公道时，又须开会研究你到底算不算人。
1. 《广东法院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典型案例》，2024年3月8日，第09案，广州花都法院网站转载。2018年行政决定确认卢某母子平等成员资格，并经行政判决确认；2021年和解后，同年9月户主会议再次限制权益。母亲仅保留社会股股东资格及现金分红，儿子被排除于股份福利；广州中院支持补付差额及慰问金的请求。本文据公开案例摘要，未取得完整判决及执行记录；不将会议写成全体成员一致表决。 ↩︎
2.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此处取编组、互相监视与连坐的逻辑作对照，不将后出的史传当作秦代原始法令，也不由此推断中国历史上从无自发组织。 ↩︎
3. 《孟子·尽心上》第二十六章；《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传世《列子·杨朱》。“无君”与“拔一毛”不在同一章。杨朱材料多经他人转述，《列子》成书及其杨朱形象又有争议，不能当成杨朱亲笔，更不能据此宣称已经建立现代个人权利制度；参《斯坦福哲学百科》孟子条目注20。孟子也批评墨子的无差等兼爱，本文不将其复杂立场简化为支持个人无限牺牲。另参作者旧文对“一毛不拔”的讨论。 ↩︎
4.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关于个人主义”部分，将报复、小团体、享乐、离队等归入需要纠正的思想，同时承认生活困苦及领导处理失当等原因；不能把它简化成凡有个人需要均有罪。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1935年，区分只顾私利与独立思考、承担责任的个人主义。两文用于呈现这个词的负面用法与不同解释，不视作直接对答，也不据此声称中国思想中从无个人主义的正面声音。正文关于词义混用的后果为本文分析。 ↩︎
5. 《礼记·礼运》开篇大同、小康两段。“天下为公”在此是政治伦理理想，不是已经验证的上古民主制度，也不能直接等同现代公共所有制。 ↩︎
6.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孙中山“天下为公”题词；《国父年谱》1913年9月27日条，上册735页。年谱录王统誓约，说明同日其余四人除姓名、籍贯外相同。本文据年谱所录文字，未独立检视所引党员名册原件；不把孙中山本人使用“统率同志”的誓约与党员使用“附从孙先生”的誓约混为一份。“至死不渝／甘受极刑”证明誓约中的终身效忠与惩罚要求，不据此断言实际发生了针对退出者的追杀；后文关于退出被判作背叛的论述是对这种关系的分析。 ↩︎1 ↩︎2
7. 《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国父全集》第九册300—306页，重点为第4、11—13条。第4条以宪法颁布为革命成功，第12条在成功之日区分党员所得公民资格，第13条又称行宪后国民一律平等，本文据此指出文本内的张力；不将其改写成已经明确规定永久特权，也不当作全国实行过的法律。总章另含公举总理、部分职位选举及修改程序，不能概括为完全没有选举。 ↩︎
8. 孙中山1915年8月4日复杨汉孙函，年谱上册823—824页，转引《国父全集》第四册362页；1914年5月29日致黄兴函及年谱记述，年谱上册751—752页。革命失败原因在此是孙自己的解释；黄兴对誓约、附从等要求的抵拒说明当时已有不同判断。孙的信中也提过两年无成后由黄兴接替，本文不据本次争论断言他一生从未提出任何权力期限。 ↩︎
9. Alexandre Dumas,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chapitre IX，法文“tous pour un, un pour tous”；陶元迪《教育培训应弘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2019年6月24日。后者讨论培训中的互教互学，列入是为避免编造“官方一律颠倒原句”的说法；本文对互助关系的追问，不是对该文作者动机的指控。 ↩︎
10. 朱英、邱晓磊《论1924年上海总商会换届改选纷争》，《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214—227页，本文主要据224—226页。五名闽商退会书、沪商正谊社及宋汉章道歉挽留，分别据论文所引《民国日报》1924年8月7日、《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442页及《申报》1924年8月12日等材料；未独立核验这些报纸原版。相关史料证明行动和回应存在，不证明所有会员均有同等资源，也未说明退会财产结算及事后处境。 ↩︎
11.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Chapter I, 1859。密尔将多数暴政的警惕延伸到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感情和习俗对个人的压迫，不限于公共机关的行为。本文借此点明成员权利与集体决定的边界，不据现有案例摘要认定户主会议具有全体成员参加的多数表决程序。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2024年6月28日通过，2025年5月1日施行。成员权益参第8、13、18条，退出参第16条，财务公开参第45—46条，司法救济参第56—57条，防止非法行政干预参第62—63条。本文并列组织自主与成员保护，不将新法倒作2021年会议或此前裁判的依据，也不以条文存在代替执行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