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12 月，马云在一次论坛上公开说：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担忧阿里被淘汰。创业18 年来，阿里至少经历 80 次变革和重生。
任正非，这位在部队锤炼多年的硬汉，在华为创业维艰期间，“我无力控制，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半夜常常哭醒。”在半夜看着万家灯火，他对自己说：“研发失败我就跳楼。”
柳传志初创联想时，被骗、被背叛，各种波折太多、惊吓太大，他毫不夸张地说：“差点儿吓出神经病来。”
张朝阳在搜狐的黄金年代，却因抑郁症一度濒临崩溃，备受煎熬，只好选择闭关一年。
大约从 2010 年开始，民营企业家与中产阶层的焦虑不断升级，沮丧和不满渐渐发酵成巨大的不安全感，人们聚会时，常常讨论两个私密话题：孩子去哪里留学？自己往哪里移民？
国企领导中同样弥漫着悲观情绪。一位央企领导人自嘲，他是“三无人士”：
无存在感，无论企业管理得多优秀，都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无兑现感，无论经营业绩有多出色，都与自己的收入不匹配，与同资本等级的民营企业家相比更是判若云泥；无安全感，任何人都可以“实名举报”，坐车、吃饭、旅行、收受礼物、与异性合影，凡此等等都可能被“一票击杀”。
一边是 2009 年温家宝“四万亿计划”刺激大规模“国进民退”，一边是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新国企”中高层的“集体出逃”，国企不仅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升反降，而且也带动着民意民生的日益下滑。
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曾经在《唯有拯救经济，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写过：“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破产，哈尔滨市政府以及东北各地的许多政府，可能早就破产了。各种迹象表明，四川一些地方政府也都岌岌可危。”
但我没有想到，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据触目惊心的《谁在养中国？》一文披露：
- 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财政缺口越来越大，2014 年合计 3562 亿元，2015 年激增至 5268 亿元，2016 年继续增长到 5580 亿元，2017 年上半年为 2575 亿元，预计 2017 年不会低于 6000 亿元（文中信息偏早）。
- 华北三省(河北、天津和山东)，GDP 排名第三的山东，2016 年只亏了 64 亿元，2017 年上半年亏损 387 亿元。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2016 年的地税收入同比下降 15%，财政缺口同比增长了 164%。而“环京贫困带”的河北，2017 年刚性缺口预计飙到 2500 亿。
- 西北七省(宁夏、青海、山西、陕西、内蒙古和新疆）全都处于财政亏空状态，2016 年七省财政缺口合计 13046 亿元。
- 西南六省市(重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也全部处于财政净缺口状态。2016年六省市财政缺口合计 13072 亿元，与 2014年相比增幅 30%。预计 2017 年的总缺口超过 1.5 万亿。
- 中部六省(海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与河南)，基本上都是人口大省，也是财政缺口大省。2016年，中部六省财政缺口合计 13325 亿，较 2014 年增幅 47%。预计 2017 年直奔 1.7 万亿。
- 2014-2016年，上述 25 省市合计的财政缺口数从 31927 亿，上升到 48134 亿，增幅 51%。2017 年上半年的财政缺口合计已经超过 2.5 万亿，全年一定会超过5万亿。
- 能够创造出财政盈余的六省一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北京、上海和深圳)，2016年，福建的财政盈余 644 亿，深圳 2851 亿，江苏 5178 亿，浙江 5441 亿，北京 6390 亿，上海 7748 亿，广东 9301 亿，六省一市总共给中央财政带来了 30373 亿的贡献。
- 2014-2016年，六省一市合计财政盈余幅度始终维持在3万亿左右。2017 年上半年，六省一市合计盈余规模 1.7 万亿，全年预计 3 万亿。
许小年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只有商鞅变法与邓小改革开放这“一头一尾”获得成功，其余全部失败。他进而指出：
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失败的变法都是修补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无法获得成功。
修补型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在变法的过程中缺乏新生力量，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的基础；成功的变法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出现了新生力量，像邓小平改革的新生力量是广大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
突破型变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邓小平的改革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
直白点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成功，无非是政府放开羁绊，让那些新生力量去“瞎折腾”。
邓小平之后，无论是受人尊重的朱镕基，还是后来的温家宝、现任的李克强，在经济上始终都是“修修补补”。准备 100 口棺材的朱镕基，卸任之后的评价充其量是“办了一点实事”的“一个清官”。温家宝印钞四万亿，刺激了中国经济的“V形反弹曲线”，却激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更让人联想到罪大恶极的“大跃进”。
李克强总理上任伊始，志满意得，搞出了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的“克强经济学”。然而很可惜，他很快就面临“这只老鼠有很多条尾巴，到底应该先剪哪一条？”的“剪尾巴游戏”，复杂而危险、需要极大耐力，迫使李克强将“剪刀”伸向了政府的权力清单和金融体系的证券化再造这样的“内科手术”。
不久之后，“克强经济学”被淡忘，李克强一会忙不迭提倡“互联网+”，一会又祭起“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旗。然而很遗憾，“互联网+”引发了普遍的焦虑，“双创”却被视为又一轮的“人口收割”，中国经济再也不敢提“保八”，在一些地方不得不取消 GDP 考核。时至 2017 年末，有人忧心忡忡地说：这个国家，似乎看不到总理的存在。
昨天，我在朋友圈贴了一句话：
一位金融博士说：2018年将爆发金融危机。你觉得咧？
它引发了一些讨论。任何智商正常的人都会拍脑袋知道，2018 年的中国经济，将会继续持续走低。但是否真的按照“十年周期律”爆发金融危机，并没有肯定的结论。
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不一定，经济危机却是必然的。在 2017 年，“去杠杆、调结构”早已消失不见，“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再次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又一次成为最强大的主导力量。2016 年房地产“发疯”之后，政府找不到市场驱动力，需求拉不动，喊了几年的“供给侧改革”光打雷不下雨，而继 P2P 乱象之后，“现金贷”险象环生，到岁末年终，好容易放开的民营银行，基本上又被“强监管”关上了发展的大门。
1918 年以降，一百年来，中国往何处去、“娜拉为什么要出走”、什么是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些 to be or not to be 式的基本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人。甚至于，人们不再焦虑于救亡救国，而是纠结于奶粉、马桶盖、雾霾以及是否移民这样的动物式生存基础。不由不令人太息。
我昨天走在路上，即兴发了一条朋友圈：
中国有希望的十个细节：
1 年终总结既讲成绩，也讲问题。
2 政府大楼可以自由进出。
3 可以公开嘲笑政党和国家领导人。
4 过马路时，汽车会等候行人。
5 说假话会遭到朋友和同事耻笑。
6 写文章时不会有不可用敏感词。
7 不存在隔离墙阻止网络访问。
8 大学教授比校长更有权威。
9 教师不给学生父母布置作业。
10 你不会担心我讲话出格。
令我诧异的是，不止一位朋友点评道：你的意思就是没希望呗。
我的本意是，“魔鬼就在细节之中”，每个人、每个细节的改善，能够推动国家与民族的进步。
所以，本文的基调不是悲观的判断，而是积极的倡议：
何以解忧？唯有不甘现状、剑及履及！
比如说，我管不了政府唱高调和歌功颂德，我能否在个人总结时、在公司的工作总结时，不仅讲成绩、更讲有问题？
比如说，政府大楼虽然不可以自由进出，但我是否可以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办好手续、联络好事由，“自由”地进出政府大楼？
我相信，只要我们心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之心，不焦虑、不急于求成，用“此生不足有来生、我生不足有他生”的坚韧，定能一步步化解经济难题、一层层瓦解民族自强的百年难题。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时代的力量、相信年轻人的力量。当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那代人成为社会主流，一直以来被洗脑、被奴役的鲜活心灵一定会复苏，这片热土一定不会始终被找不着归宿的热钱冲撞得不得安生。
至于有朋友叫我具体谈谈，2018 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应对措施，我恐怕说不出太多。以上内容算是一些形势判断，但由于你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些话还是无法说得太过通透，我只能告诉你：像许小年提出的那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土地私有化，像我呼吁的以大幅减税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在 2018 大抵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有几点较为具体的判断，说错不赔哦：
- 央行将降准降息，以拉动需求。你的存款越发没处可去了，但是股市或许可以找点机会了。
- 房地产将会出现松动。房地产既然一放就疯涨、一收就有价无市，下半年一线城市房价将恢复上涨。
- 政府将恢复和增强对高新区、产业园区的投入，继续通过招商引资激活地方经济。然而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园区和众创空间将会进一步萧条。
- “强监管”将更强，“看得见的手”将更加强势。民间金融、互联网金融失去更多的发展机会，金融科技通过合作谋求生路。
- 银行继续被要求支持小微企业，但执行的效果一如既往。地方小银行出现事实上的破产。
- 供给侧改革继续高喊，但大规模减税不会发生。
- 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小微制造业批量破产。
- 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真实失业率再创新高。
确实是比较悲观的猜测。但愿我没有猜对哦！
附文
1990年新年献词
哈维尔
亲爱的同胞们：
四十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如果把前四十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六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五十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
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