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的灯塔而闻名，但近年来民主灯塔基本已经熄灭。持续多年的社会与政治动荡表明，美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种族问题和身份政治已经成为社会撕裂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美国与中国从不同的发展方向，来到了类似的局面和处境，好像在比赛谁堕落得更快。

本文从从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开始，讨论今天的身份政治乱象，以及这种剧烈转变背后的文化和思想根源，分析其如何导致美国社会分裂与衰落。

全文目录

一、种族主义的历史背景与合理性
  1.1 前美国时代：印第安人问题
  1.2 奴隶制与种族问题的历史背景
二、利用种族问题实施身份政治
  2.1 种族问题恶化了吗？
  2.2 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操弄
  2.3 身份政治：皇帝的新面具
三、费边主义策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渗透
  3.1 费边主义深刻影响美国
  3.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渗透
  3.3 马克思主义全面重塑美国
四、美国的文化自杀
  4.1 政治正确的语言污染
  4.2 美国正面临一场文化自杀
五、结语：美国的未来

三、费边主义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渗透

3.1 费边主义深刻影响美国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起源很早，其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人阶级兴起，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传播。1886年，芝加哥发生了“海马克特事件”，工人运动受到重视。1901年，社会主义者成立了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工人支持者，社会主义者在一些地方选举中表现突出。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鼓舞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USA）于1920年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美国。在1920-194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吸引了大量支持者，尤其是在工会运动和左派知识分子中。

在冷战时期，反共情绪在美国高涨，美国共产党受到压制，许多左派活动被视为“非美国行为”。然而，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与民权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再度获得关注，一些大学校园和激进组织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在如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非常不现实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使得工人阶级很难像在落后国家那样通过革命推翻现有体制。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再试图通过直接的政治暴动来夺权，而是通过潜移默化地改变文化和社会结构，逐步动摇美国的根基。这一策略与费边主义的渐进式变革思路非常吻合。

费边主义（Fabianism）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其社会主义思潮旨在通过渐进的改革、而非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变革。其名称来源于古罗马将军法比乌斯（Fabius），象征着采取缓慢而稳妥的策略。

1884年费边社成立后，致力于通过教育和舆论的力量来推进社会主义。它参与了工党的创建，并在20世纪初影响了英国的政治环境。在战后时期，费边主义成为英国劳工党的主流思想，推动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今天，费边主义在英国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其理念在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议题中。

费边主义迅速影响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改革者。1912年美国社会党大会，提出了许多与费边主义相似的渐进政策，强调通过立法和政治手段改善社会条件。在1890-1920年代，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受到费边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多改革者主张通过政府介入来解决社会问题，如工人权益、公共卫生和教育改革。二战后之后，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始重拾费边主义的理念，强调通过选举和政策改革实现社会公正。

随着身份政治在美国的崛起，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重新抬头，强调渐进改革和社会福利。民主社会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等组织倡导通过选举和政策改革实现社会公正，体现出费边主义的渐进性。费边主义关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教育平等理念，在进步派政策中占据一席之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和激进团体。

随着民主党日益激进、猛烈左转，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采用了费边主义与暴力运动相结合的方式，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激进分子逐渐放弃了费边主义的渐进策略，转而支持更为激进和直接的抗议活动和暴力行动。

例如，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以非暴力抗议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为名，其实包含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元素，其领导人曾公开表示他们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BLM及类似的抗议活动更强调通过街头抗议、骚乱和暴力来引发社会变革、夺取政治权力。

在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更加重视环境主义、女权、LGBTQ+权利、种族平等等议题，导致了政策的激化和左翼意识形态的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大部分民主党人仍坚持改革和渐进策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在美国依然不完全依靠暴力革命，左翼学者和活动家仍然支持费边主义，认为通过政策改革和教育才能真正改变社会结构。

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奥巴马等民主党“大佬”就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有人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生”。奥巴马的政策和立场，特别是在种族问题、社会正义和大政府干预方面，确实可以视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渗透美国政治的体现。

3.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渗透

A. 文化马克思主义：剧毒思想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前美国政治正确乱象的思想根源，那可以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形容。

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中所有文化现象、思想和结构都可以被解构为权力关系，特别是基于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等身份的权力不平等。它从传统的经济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文化领域，将社会的各种矛盾归结为身份之间的斗争，进而试图通过解构传统文化和重塑社会结构来消除不平等。这种思维模式是导致当前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等现象的思想根源。

文化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结果是强调群体身份、而不是个体本身，导致社会中的对立和分裂加剧，因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身份标签来定义彼此，而不是通过个体的思想、能力或价值来进行判断。这种过度强调群体身份的做法，削弱了传统自由主义下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性。

文化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经济理论转向文化领域的演变，经过了一系列思想家的扩展和具体化。

1. 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1920-30年代）

法兰克福学派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这个学派的思想家们在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无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后，转向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革命。他们意识到，单靠经济因素无法推翻资本主义，需要通过改变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来达到目的。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在经济上压迫工人阶级，还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因此，要实现革命，必须从文化、意识形态和教育上入手，改变大众的思想意识。

代表人物包括：

•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提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倡导批判社会结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认为这些都是维护现有统治体系的工具。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上压迫工人阶级，还在意识形态上通过文化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深入分析了“文化工业”如何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阿多诺认为，电影、音乐、娱乐等流行文化的生产体系被资本主义控制，使得人们在思想上被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而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剥削的现实。

•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变革来实现革命，强调性解放和个体主义的文化变革。其著作《单向度的人》深刻批评了消费社会的异化，倡导通过学生运动、性解放等非传统方式挑战现有秩序。他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再是革命的核心力量，反而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如学生、性少数群体）可以成为新的革命主体。

2. “文化霸权”理论

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长期统治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经济力量，而是通过“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来维护其统治。

葛兰西的理论为之后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强调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来实现政治目的。其主要观点包括：

• 文化霸权：统治阶级通过控制文化、教育、宗教等社会结构来塑造大众的世界观，使得被压迫阶级接受现状，甚至无意识地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利益。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比经济压迫更难被察觉和推翻。
• 文化战场：社会主义者要获得胜利，必须首先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建立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战场”，通过改变大众的意识形态来挑战现有的统治秩序。

3. 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扩展与文化激进主义

到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将他们的理论应用到新兴的社会运动中，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等。在美国，这些运动推动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代表人物主要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称为“新左派之父”。他认为社会变革的力量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边缘化的群体，如学生、性少数者、种族少数群体等。在《压抑的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中，马尔库塞倡导解放性欲，主张通过打破传统家庭和性规范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标。

马尔库塞及其他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解放可以通过性解放、性别解放以及边缘群体的权利来实现，这些运动逐步塑造了“政治正确”的基础。

4.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渗透：从学院到大众文化

进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从学术圈扩展到文化、媒体、教育和政治领域，尤其是在美国，其影响力逐渐渗透到主流文化和教育体系中。

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教育、媒体和文化的深度渗透，逐步在大众文化中构建新的“文化霸权”，促使左翼文化和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政治正确的兴起，都是文化马克思主义长期影响的结果，它们通过社会运动和教育体系逐步改变了西方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

代表人物包括：

•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作为新左派的一部分，罗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良，提出“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主张通过文化和语言来改变社会现实。罗蒂认为，个人自由和多样性应该是社会的核心价值，政府的职责是促进多样性和文化包容，而不是维护传统价值观。

• 萨尔曼·鲁斯迪（Salman Rushdie）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概念，批评西方通过文化霸权来定义和控制东方文化，这种批评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广泛的回应，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反殖民思想的盛行。这些批评进一步巩固了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思，并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和反西方文化的思潮。

通过多年多方的持续努力，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步从传统的经济斗争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控制文化、教育、媒体、法律等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霸权”，使得传统的价值观逐步被边缘化。其核心思想是利用边缘化群体的斗争来推翻传统的社会秩序，并构建一个多元文化和身份政治主导的“新”社会。

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渐发展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运动，在近年来的西方政治和文化中得到了强烈的体现。美国中毒甚深的主要思潮包括：

1.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主张批判现存的社会结构、文化和意识形态，以揭示潜在的权力关系和压迫。它认为文化、教育、媒体等领域都是权力的工具，必须加以批判和改造。
2.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强调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的社会斗争，认为这些身份群体的权益和地位应成为政治的主要议题。身份政治不再强调阶级斗争，而是将“阶级”转移到了种族、性别、性别认同等身份差异上。
3.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源自女权主义的交叉性理论认为个体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身份的交叉。比如，一个黑人女性不仅面临种族主义，还可能遭受性别歧视。通过这种交叉性分析，社会中的权力不平等被进一步细化。
4.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主张所有文化和族群都应当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尊重和地位。它推动了政治正确的概念，倡导对少数族裔、女性、LGBTQ+等群体给予特别的政策支持，以纠正历史上的不公。
5.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强调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对所有绝对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真理持怀疑态度，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解构。

B. 文化渗透动摇美国根基

费边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学术界、媒体和教育体系全面渗透，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根基。身份政治、批判性种族理论和性别流动性等剧毒思潮进行系统性的渐进渗透，在美国的多个领域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观和核心信仰，使得国家的根基——包括个人自由、法治、基督教文化和自由市场经济——遭到削弱甚至颠覆。

1. 削弱个人自由与责任

• 颠覆核心价值观
  美国的立国基础是个人自由、责任感与机会平等，这些观念根植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之中。然而，费边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个体主义，提倡集体主义和身份政治，逐步削弱了这些价值观。
  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系统性压迫的结构理论，认为个体的成功或失败不是源于个人选择，而是由于种族、性别或经济背景的压迫。这种论述削弱了个体的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外部因素，忽视个人的自主性和努力。
  这种观念颠覆了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公共政策和教育体系中推动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使得机会平等让位于结果平等。
• 政府权力扩张和干预
  费边主义的渐进改革策略通过不断增加政府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干预来实现，削弱了美国社会中有限政府的原则。为了追求所谓的经济和社会平等，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和再分配试图消除社会不平等，这与美国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责任背道而驰。
  政府对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而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自主选择权则逐步被侵蚀。这直接动摇了美国建立在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之上的政治经济基础。

2. 攻击传统家庭与宗教信仰

• 削弱家庭和婚姻制度
  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提倡性别流动、性解放和性别平等，直接挑战了美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婚姻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儿童成长的稳定环境，在这一批判下被描述为压迫性制度，削弱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婚姻和家庭结构的脆弱化。
  这种性别流动、去家庭化的文化，造成了社会上家庭破裂率的上升，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如非裔和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这破坏了基于传统婚姻的社会稳定性，也动摇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价值观体系。
• 攻击基督教信仰
  美国历史上深受基督教影响，信仰自由和基于圣经的道德观曾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基石。然而，费边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通过教育、媒体和政治，逐步削弱了基督信仰的影响力，尤其在公共领域。
  通过将宗教信仰从公共生活中逐步排挤出来，特别是在政府、学校等公共场合内禁止祷告或宗教符号，世俗主义迅速崛起。宗教信仰不再具有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的地位，直接动摇了美国的道德框架。
  多元文化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推行，使得基督教作为美国文化的道德核心被视为过时、排外甚至是压迫性的观念，逐步让位于更加“包容”的世俗价值观。

3. 推动身份政治，制造社会分裂

• 加剧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对立
  通过系统性种族主义、系统性压迫等概念，身份政治以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群体身份为基础，鼓励群体间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社会问题的结构化分析，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被归类为某种特定身份群体，并被视为受压迫者或压迫者，削弱了公民之间的共同身份认同。
  身份政治不仅鼓励种族和性别的对立，还通过强调群体利益，减少了个人间的互动和理解。这种基于身份标签的斗争破坏了美国的社会凝聚力，使得原本强调个人自由与平等的社会变得愈加分裂，蓄意促进了公众政治观点的极端化。
• 多元文化主义降低国家认同感
  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推动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认同感。多元文化主义在表面上主张包容和多样性，但实际上逐步将美国的文化传统和共同价值观边缘化，淡化了作为美国公民的统一身份。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使得国家认同感被分裂为若干子群体认同，导致了族裔、文化和性别群体之间的裂痕加剧，削弱了国家团结的力量。

4. 削弱法治与司法公正

• 批判传统法治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渗透进了美国的法治体系，猛烈攻击传统的司法公正原则，特别是在种族正义的名义下，法律体系被指控为系统性种族主义。这种论述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信任，也为法律的选择性执行提供了借口。
  法律和司法政策变得更加政治化，尤其在涉及种族和性别等“敏感”议题时，司法体系倾向于基于社会正义而非传统的法律程序进行决策。法治作为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的核心基础，因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干预而变得脆弱。
• 对警察和执法系统的削弱
  在种族问题的争论中，特别是在“黑命贵”（BLM）等运动的推动下，警察执法被批判为系统性种族压迫的工具，导致了执法系统的士气低落，执法难度加大。地方政府在政治压力下削减警察经费，导致了法律和秩序的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在贫困社区和弱势族群中，这种政策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安全感。

5. 经济根基的动摇

• 持续攻击资本主义
  文化马克思主义长期批判自由市场经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压迫性制度。通过教育和媒体的渗透，费边主义者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推动社会接受社会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广泛认同。
  费边主义的渐进改革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共同推动了经济再分配政策，通过政府干预和税收政策，试图平等化财富和收入。这削弱了自由市场的运作，使得美国经济体系的根基遭到挑战。
• 社会福利与依赖文化
  通过持续扩大社会福利体系，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导致了大规模的依赖文化。这种对政府福利的依赖，削弱了个人的经济自主性，违背了美国自力更生的传统价值，使得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加脆弱和分化。

总之，费边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在教育、媒体、文化、法律和经济等领域的系统性渗透，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根基。这些意识形态的主张通过削弱个人自由和责任、攻击传统家庭与宗教信仰、推动身份政治和社会分裂、削弱法治和司法公正、颠覆自由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美国立国时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渗透是渐进的、长期的，但却是彻底的、根本性的，一旦根基被动摇，国家的整体稳定与繁荣就受到严重威胁。这种深刻的思想渗透使得美国积重难返，在面对种族、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越来越依赖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修辞，而忽视了解决实际问题。

3.3 马克思主义全面重塑美国

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改变美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方面，有着高度策略化和渐进的路径。通过教育、媒体、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面渗透，它们逐步影响和改变了美国的观念体系，全面重塑了传统美国。

A. 教育领域

费边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长期的思想灌输和教育改革，成功地在美国教育系统中根植了一系列进步主义左翼思想，深刻影响了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师资培训等方方面面。它们通过多种方式重新定义了教学目标和教育理念，从小学到大学，时刻影响学生的认知和价值观，改变了学生对历史、文化、社会公正的理解。在这种趋势下，学生越来越关注集体身份的权利，而非个人责任和成就。教育不再是自由思想的沃土，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让教育充满了政治操弄，削弱了美国教育的竞争力和学术自由。

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方面，学校的课程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尤其是涉及历史、社会学、性别研究等学科时。

• 历史修正主义
  传统的美国历史课程开始转向强调美国历史中的负面因素，特别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殖民主义等话题。像“1619项目”这样的计划，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建国的核心，并以奴隶制为视角解释美国的历史，大大削弱了传统的建国理念，如自由、机会、个人权利等。
• 多元文化主义
  课程中更多地强调多元文化，而忽视美国文化传统的统一性和历史贡献。许多学校开始将教学重点从国家核心价值转移到各种“身份认同”，如种族、性别、性取向等。
• 性别与性取向教育
  从较低年级开始，许多学校开始灌输关于性别认同、性取向的课程。这些课程不仅教授传统的性教育内容，还涉及“性别流动性”、“非二元性别”等“先进”概念，在学生尚未成熟到可以理解这些问题时就进行洗脑。

在教师和教师培训方面，他们更强调意识形态灌输：

• 批判种族理论（CRT）
  作为身份政治的延伸，批判种族理论在许多教育体系中成为教师培训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主张种族主义不仅是个人的偏见问题，而是深植于整个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不公”。许多教育机构要求教师接受CRT培训，强调通过课堂来“纠正”历史不公。
• DEI（多样性、公平与包容）培训
  教师们越来越被要求参与DEI培训。表面上，这些培训是为了促进校园包容性，但实际上常常要求优先关照特定群体，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主动避免挑战身份政治叙事的观点。
• 教师和教授普遍左倾
  左翼学者和知识分子逐渐占据了教育系统的主导地位，强烈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方式。这些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教育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通过教育可以塑造未来一代的观念和价值观。通过将费边主义的渐进改革理念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思维渗透到教育中，教师们改变了学生对社会、公民责任、国家认同等问题的基本态度。

在校园文化方面，言论审查竟然成为“主旋律”：

•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身份政治在校园中推广的结果之一，就是盛行“取消文化”。任何挑战身份政治或政治正确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可能被贴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等标签，面临公开谴责甚至被解雇。许多学者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或文化观点，被禁止发表讲座、参与讨论或遭受严重的职业打压。
• 学生自我审查
  许多大学生因为担心因言论不当而遭到惩罚，开始在课堂和社交活动中自我审查，不敢自由表达自己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真实看法。这不仅打击了学术自由，也限制了思想多元化的发展。

事实上，在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渗透下，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已经彻底摧毁了美国教育：

• 政府干预教育
  在奥巴马时期，联邦政府大力推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例如，奥巴马颁布有关性别认同的教育指导方针，要求学校为跨性别学生提供平等待遇。败登政府则继续推行DEI政策，扩大LGBTQ+群体在校园中的权益保护。这些政策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强烈干预了教育体系的管理和课程设置，加深了身份政治在学校中的渗透。
• 入学政策的身份优先化
  通过平权法案的延伸，身份政治大大影响了大学的入学政策，尤其是在精英大学中。平权法案的本意是为了消除种族不公，但如今的入学政策往往过度关注种族、性别等身份，导致成绩优秀的亚裔、白人学生在竞争中被边缘化，而某些身份群体则被优先录取。这种政策无视公平和能力，弱化了基于学术成绩和个人能力的入学标准，形成了新的种族主义。
• 学生组织的激进化
  许多大学的左翼学生团体积极推动身份政治，特别是在种族、性别、移民等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比如，某些校园抗议活动呼吁彻底解散警察系统、推翻“白人至上”的社会结构，甚至呼吁取消某些西方经典课程，因为它们是“殖民文化”的遗产。这些学生团体往往得到了学校管理层的默许或支持，形成了一股推动身份政治的强大力量。
• 学生运动和校园政治
  学生在校园里发起的各种社会正义运动，包括性别平等、LGBTQ+权利、环境正义等，往往是这种教育成果的直接反映。这些运动成为改变公共观念的实践场，通过压力团体、游行抗议等方式推动社会政策左转。
• 跨性别学生权益
  许多学校开始在性别认同问题上迎合身份政治，允许学生根据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浴室、参与体育运动等。这些政策宣称保护跨性别学生权益，其实是制造关于性别和隐私保护的不公平。特别是在中小学，这些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完全无从谈起。
• “安全空间”文化
  一些大学开始推行“安全空间”政策，允许特定身份群体（如少数族裔、性别少数群体）在校园中建立“无压力空间”，以免受到“微侵害”（microaggressions）。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群体间的隔阂，抑制了公开的学术讨论。

B. 媒体领域

媒体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费边主义改变公众观念的另一重要战场。通过控制主流媒体、娱乐产业和社交平台，左翼思想逐渐影响了公众对重要社会议题的认知。

自独立战争开始，美国媒体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见证了国家的建立与变革。在殖民时期与独立战争时期，印刷媒体是主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为美国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而在美国媒体的党派报纸时代，报纸与特定政党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党派政治的喉舌，各党都通过报纸宣传各自的立场，媒体没有客观性可言。19世纪末，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报纸的发行成本降低，形成了“大众报纸”，“黄色新闻”以夸张、耸动的标题吸引读者，媒体在竞争中逐渐偏离了新闻真实性，转向为迎合大众。进入20世纪后，广播和电视媒体逐渐成为主流，影响力迅速扩展，电视台在二战后成为美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此时媒体较为注重中立性和客观性，20世纪中期成为媒体的“黄金时代”。21世纪以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彻底改变了新闻产业，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的主要平台，传统媒体为了保持竞争力，逐渐倾向于通过极端化或情感化的信息来吸引受众，内容偏向性越来越明显。

关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渗透下，美国媒体逐渐从公众的监督者演变为政治势力的舆论工具，主流媒体越来越明显地放弃了客观中立的报道原则，取而代之的是迎合特定政治议程的倾向。它们的行为越来越令人不耻，主流媒体被斥为“猪流媒体”、“下流媒体”。

• 控制话语权
  主流媒体在很多议题上展现出强烈的左倾立场，在报道种族问题、性别议题、移民问题等时，媒体往往以政治正确为基调，倾向于塑造单一的叙事框架，使得与主流观点不同的声音无法获得传播。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和解读社会事件，推动身份政治的议题，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系统性不公等，从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结构性的压迫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
• 误导性报道和虚假信息
  在许多重大新闻事件上，媒体为了迎合特定的政治正确或身份政治倾向，经常选择性报道、断章取义或直接散布误导性信息，甚至蓄意捏造假新闻。例如，CNN在报道川普时期的多项政策时，常常以戏剧性言辞和夸张手法使政策看起来更具争议性。
• 政治化、偏向性新闻报道
  近年来，媒体在身份政治议题上采取明显的偏向性报道，但凡涉及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议题时，媒体都采取政治正确的立场，完全无视问题的复杂性与多维性。例如，BLM运动期间，主流媒体淡化了抗议中的暴力和破坏行为，甚至称其为“和平抗议”，对抢劫、纵火等行为轻描淡写，忽略他们对商业和社区造成的严重破坏，甚至公开鼓励这些抗议行为是“社会正义”的一部分。
• 封杀言论，压制保守派声音
  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兴起，使得主流媒体天天封杀“异见”声音，拼命排斥保守派的观点，尤其是在涉及移民、性别、种族等议题时，从来不提供中立立场，甚至将其视为“种族主义”或“仇恨言论”。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前夕，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封锁关于亨特·拜登的“笔记本门”报道，事后证实这些内容是有依据的，但当时主流媒体都选择沉默，甚至故意掩盖、删除批评言论。它们政治正确为先，无意提供公正的讨论平台。
• 社交媒体的审查与控制
  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场所之后，通过内容审查、算法推荐、封号删贴等恶劣手段强化政治正确观念，压制右派声音、抨击保守派和传统价值观，争当左翼思想的扩音器。这种意识形态管控，甚至共产国家打压“异见者”都相形见拙。
• 推波助澜“取消文化”
  媒体在推动“取消文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公开指责、揭露历史人物或现代公众人物的不当言论、行为，助推剥夺他们的社会地位、工作机会。例如，某些新闻机构和社交平台公开支持取消有关历史人物雕像或电影艺术作品，比如《乱世佳人》，以迎合政治正确的潮流。
• 制造“系统性种族主义”叙事
  媒体通过长期反复报道“系统性种族主义”，在公共舆论中强化种族紧张关系，没有证据便“制造证据”来予以支撑。这种报道方式导致社会对立加剧，使得一些问题变得无法理性讨论。例如，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媒体对警察暴力问题进行了大量片面报道，全面污名化整个执法系统，完全无视了事件背后的复杂情况，导致警察系统的信任度下降。
• 炒作身份政治议题，掩盖事实真相
  媒体通过大量的身份政治议题，转移公众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在涉及经济问题、国际关系等复杂话题时，它们常常蓄意使用身份政治来分散注意力。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媒体蓄意炒作川普政府的所谓“种族歧视”，而根本无视病毒溯源、公共卫生等关键问题。
• 制造社会分裂与对立
  主流媒体在一些敏感议题上，故意激化社会分裂。通过过度报道某些事件，如警察暴力，媒体努力推动“系统性种族主义”叙事，故意忽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一步加剧族群之间的对立。

C. 文化领域

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逐步侵蚀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反权威思想，改变了美国的文化内核，几乎重构了文化业、娱乐业及旅游业。通过不断地强调多元文化、性别认同和群体权利，这种意识形态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文化氛围，使得很多传统价值观逐步被边缘化或重新定义。

娱乐业、特别是好莱坞，成为了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重要阵地。电影、电视、音乐等大众文化产品，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因此成为了这些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渠道：

• 影视作品中的多元文化主义
  在影视作品中，过去的角色大多反映的是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或族群，而现在则越来越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在娱乐内容中，越来越多的“进步”议题被纳入，传统家庭观念、宗教信仰、爱国主义等被描绘成落后的或保守的观念，而多元文化、性别流动、无国界主义等被强调为进步和正确的价值。针对年轻人的娱乐内容，更是极力推崇自由化的性观念、去传统化的性别观念等，使得这些“新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编剧和制片人为了避免被指控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往往会在电影或电视剧中强行加入少数族裔、LGBTQ+群体的角色，即使这些角色并不符合故事情节或文化背景。这一现象被称为“虚假的多样化”（tokenism），即为了政治正确的目的而添加的多元化角色，而不是出于艺术需要或故事本身的逻辑。
• 奖项与政治正确挂钩
  好莱坞的各大电影奖项，近年也越来越多地将多样性作为评选的重要标准。例如，奥斯卡为了促进多元化，规定了最佳影片必须满足种族、性别或性取向方面的多元性要求。这种政策表面上推动了多元化，其实是篡改了艺术标准，艺术创作正在被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绑架。
• 取消文化与创作自由的限制
  娱乐业的取消文化也极大影响了创作者的自由表达。任何在性别、种族、宗教等敏感议题上发出与主流政治正确不符的声音，都会面临社交媒体上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迫退出行业。许多导演、编剧、演员都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自我审查，避免触及“禁区”，从而削弱了艺术的多样性和表达自由。

费边主义的渐进特质也体现在文化中，通过缓慢、长远的文化渗透，逐步将美国的文化中心从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自由市场经济转向左翼的所谓多元文化架构。文化业与文化表达，同样被文化马克思主义重构和颠覆：

• 文学与出版的审查机制
  身份政治渗透到文学和出版领域，许多出版社和编辑在决定出版哪些书籍时，越来越多地考虑作者的身份背景、种族、性别等因素，而不是作品的文学价值。作者如果在作品中触及了种族、性别或文化冲突等敏感话题，也可能面临出版困难或被审查的风险。
• 文学奖项的政治化
  文学奖项也越来越强调多样性和身份代表。例如，许多文学奖项要求评审标准包括作品是否能体现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的声音，而不再关注文学技巧和表达。这导致了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因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而被忽视。
• 历史修正主义在文化表达中的影响
  通过身份政治的渗透，文化作品越来越多地进行历史修正主义。例如，在剧场或历史类文学作品中重新解释历史事件，以更符合当代的多元文化观和种族正义观。这种做法不仅扭曲了历史，也削弱了文化作品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
• 身份政治的文化扩散
  通过不断强调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标签，文化马克思主义成功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一种分裂的文化氛围，身份政治成为主导话语。在文化产品、广告、公共讨论中，种族和性别问题被突出到极致，掩盖了其他社会矛盾和讨论空间。“受压迫者”与“压迫者”的二分法成为美国文化讨论的基石，形成了一种以斗争为主导的社会氛围，削弱了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

就连旅游业也不例外，政治正确渗透到每个毛孔：

• 旅游地的“文化适应”
  许多旅游胜地、尤其是有历史意义的景点和博物馆，开始根据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理念重新设计或解说。例如，美国历史上与南北战争有关的景点，开始删除或减少与南方邦联有关的符号和信息，试图消除其被指控为种族主义的历史影响。这种做法不是修复历史创伤，实在是简化或美化历史的复杂性，通过历史重塑来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 旅游文化的多样性要求
  旅游业的宣传和文化表现也越来越注重“文化包容性”，许多旅行目的地不仅宣传自然景观或历史遗产，还强调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D. 产业领域

马克思主义渗透不限于教育、媒体和文化领域，也逐步扩展到制造业、高科技、金融等产业领域。通过一系列政策、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变革，身份政治在这些行业中催生了特定的行为模式、招聘制度、管理风格，甚至对生产和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上，制造业是以生产效率和技术为中心的行业，但近年来，极左意识形态也逐渐渗透到制造业，尤其是在大型跨国企业和供应链管理中。

• 多元化招聘和提升管理层代表性
  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制造业公司越来越多地强调招聘和提拔少数族裔、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多元化政策标榜是为了增加不同背景的员工，但往往采取了配额制或类似的强制政策，忽视了技能和经验。这种做法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因为公司无法依据生产效率或实际能力来选择员工和管理层。
• 企业文化的变革与“多样性培训”
  制造业公司开始引入DEI培训，试图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工作环境。这些培训拼命强调员工之间的差异，要求员工在讨论种族、性别或文化时“觉醒”，导致企业内部的紧张关系。过度强调员工背景和身份政治的因素，分散了企业对实际生产和运营的注意力，影响企业的整体效率。
• 供应链和商业伙伴选择中的政治正确
  制造业供应链管理也受到身份政治的影响。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选择供应商和商业合作伙伴时，将“社会责任”和“多元化”视为优先条件，而不是生产成本和质量。这种做法标榜推动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却忽视商业上的效率和实际合作的可行性。

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在硅谷，近年来成为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温床。Google、Facebook等大型科技公司，成为推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理念的先锋。

• 多元化招聘与管理
  大科技公司大力推行多元化招聘政策，鼓励少数族裔、女性、LGBTQ+群体进入技术和管理岗位。这些措施貌似促进公平，其实是造成对候选人的评价标准发生偏移。部分企业为了达到多样性指标，优先录用某些特定身份的候选人，而非最具能力或经验的应聘者。
• 内容审查与身份政治
  高科技公司、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渗透最为显著。例如，Facebook等平台在内容审查上严重偏向政治正确的标准，对涉及种族、性别、性取向等问题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甚至对“异见者”进行封禁或限制。这些平台通过算法和内容审查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议题。
• 公司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
  在一些高科技公司，内部员工因身份政治的冲突导致了明显的分裂。比如，Google曾有员工因公开反对公司过度的多样性政策而遭到解雇。这显示出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企业文化的外围话题，而是在直接影响员工的自由表达和职业发展。

金融业也是马克思主义深度渗透的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化和社会责任日益重要的背景下，身份政治的影响逐步凸显。

• ESG（环境、社会、治理）政策
  在金融业，ESG标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评估框架，它不仅涵盖环境问题，也包括社会责任和治理结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要求企业在社会责任（即多元化和公平性）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否则将面临投资和融资的困难。这种标准的推行与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有密切关系，许多企业为了符合ESG标准，采取了政治正确导向的多元化措施，即便这些措施与经济利益并无直接关系。
• 投资策略中的政治正确
  金融机构在制定投资策略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开始回避那些被认为不符合多样性或社会责任的公司，转而支持那些符合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的企业。这种“社会责任投资”的兴起，实际是影响到金融决策的客观性，将经济考量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
• 多元化与包容性文化
  金融行业内部也开始推行多元化和包容性政策，大型银行、投资公司和咨询公司都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强调“包容性文化”，并为少数族裔和女性提供额外的职业机会和支持。这种政策标榜追求多样性，忽视了业务能力和专业技能，降低了行业整体的效率和竞争力。

身份政治在产业领域的渗透无孔不入，非盈利组织、学术研究机构以及产业管理都无法逃避。

• 非盈利组织与社会企业
  许多非盈利组织的宗旨和活动围绕社会正义、多样性、包容性展开，尤其是在性别平等、LGBTQ+权益和种族正义等方面。这些组织通过倡导、游说和筹资，推动身份政治的议题进入公共政策和企业决策中，进一步影响其他行业。
• 大学与学术研究
  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推行了强制性的多元化与包容性课程，甚至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方向。研究经费的分配、学术出版的标准等都开始被身份政治左右，一些学者不得不根据政治正确的标准来进行研究和发表文章，以避免触及敏感话题。
• 效率下降与企业文化冲突
  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带来了显著的管理挑战。例如，过度关注身份和多元化，导致员工之间的冲突和分歧，加剧企业内部的政治化氛围。一些企业在努力推行这些政策时，忽视了业务目标和生产效率，导致整体生产力下降。
• 政治压力与企业决策的影响
  身份政治还通过政治压力影响到企业的决策，政府或社会团体可能会利用身份政治议题对企业施压，要求其在招聘、投资、供应链等方面作出妥协。这种压力迫使一些企业在做出商业决策时，不得不首先考虑社会责任和政治正确，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

E. 信仰体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颠覆和重构了美国文化，甚至渗透到传统信仰体系之中，迫使传统价值观逐步被边缘化或重新定义。

• 宗教组织的政治正确
  许多教会和宗教组织在社会压力下，逐渐改变了在性别、性取向、种族等方面的传统立场，一些教会为了政治正确，开始接受同性婚姻，或者在圣职中加入女性、LGBTQ+群体的代表。这种做法引发了传统信徒的反感，认为宗教正在被现代的世俗意识形态所左右。
• 信仰团体中的身份认同冲突
  教会中，身份政治的渗透还导致了内部的分裂。有些教会开始更为关注社会正义、种族平等和多元文化等议题，而不是专注于传统的宗教教义和信仰实践。这种改变使得一些教会成员感到失去了信仰的核心，并认为教会正变成政治运动的工具。
• 结合身份认同的“现代神学”
  一些神学家试图将身份政治的议题融入到神学思想中，特别是在解经或讲道时强调“种族正义”、“性别解放”等概念。这种神学理论试图通过宗教框架讨论社会问题，但它常常过度关注群体权利而忽视了个人信仰的责任，导致信仰与政治正确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 重新定义家庭结构
  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在政治正确的浪潮中也遭受冲击。特别是在性别与婚姻问题上，家庭结构开始被重新定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父母和子女的形式，家庭伦理中的性别角色也被广泛质疑。身份政治推动下的“多样性”家庭，成为了新的社会理想。
• 削弱爱国主义和传统价值
  在政治正确的冲击下，美国传统价值观逐渐被边缘化，强调美国历史中的种族问题和殖民主义罪恶，不再认同自由、平等等传统建国理念。许多年轻人开始对美国历史的积极成就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的历史是压迫和不公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