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Canon)一词源自希腊语“κανών”(kanon)，意思是“准则”或“标准”。在基督教传统中，正典是指那些被正式认定为具有神圣启示性质、具备教义权威性、并被用作信仰和实践准则的书卷。

正典必须具有这些特征：

• 权威性：正典书卷是神的话语，具有最高的宗教权威，是信徒信仰、教义和道德生活的根本指导。
• 神圣启示：正典书卷是神通过特定作者启示的文献，是神直接或间接启示给人类的内容。
• 教会认可：正典书卷是经过长期讨论、争议和认可的结果，是通过严格标准和共识最终确立的。
• 一致性：正典书卷之间通常被认为在神学内容和教义上具有一致性，不会相互矛盾。

正典书卷是信徒信仰的基础，是所有教义和教导的核心来源。在宗教仪式、崇拜和讲道中，正典书卷的内容是主要的依据。同时，正典书卷提供了道德和伦理的指引，是信徒生活中行为规范的来源。

圣经正典的确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多个世纪的讨论和辩论，经历了多个关键事件和阶段。

一、旧约正典

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旧约正典上存在一些差异，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对旧约书卷的接纳、使用以及对希伯来圣经的态度。

犹太教圣经称为塔纳赫(Tanakh)，是以希伯来文写成，包括24卷书。它们今天仍是大多数犹太教的圣经正典，内容与新教旧约39卷书对应。

主前3世纪至1世纪，希腊语成为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通用语言。为了满足希腊语犹太人社区的需要，犹太学者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此即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它不仅包括塔纳赫的全部书卷，还额外包含一些希伯来圣经中没有的书卷，此即“申典”或“第二正典”，后来被称为“次经”。

在此期间，许多教父引用七十士译本中的次经书卷，将其视为圣经的一部分。随着基督教的扩展，尤其是在地理上分隔的东部和西部教会，对七十士译本中的次经书卷的态度开始出现分歧。东部教会(即今天的东正教)和西部教会(即今天的天主教)对这些书卷的接纳程度不同。

主后90年左右，犹太教学者在雅姆尼亚(Jamnia)召开了一次会议，确定了犹太教的圣经正典，其结果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24卷塔纳赫作成为犹太教的正典，排除了七十士译本中的次经书卷。

随着基督教与犹太教逐渐分离，基督教教会开始形成自己的圣经正典。然而，关于是否接纳次经书卷，基督教内部并未立即达成一致。天主教教会继续使用并接纳七十士译本中的次经书卷，包括多俾亚书、犹滴书、智慧篇、德训篇、巴录书等，并将其视为旧约的一部分。主后1546年，天主教会在特伦特会议上正式接受次经书卷为旧约正典，成为天主教圣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东正教也接纳了七十士译本中的次经书卷，但与天主教不同的是，东正教的旧约正典在各地方教会中有所差异，部分东正教会接受的旧约书卷数量比天主教更多，还包含以斯德拉上、以斯德拉下、摩纳西祷文等书卷。并且，不同的东正教会接受的次经书卷略有不同，导致东正教的旧约正典在各地区的教会中存在一些差异。

宗教改革兴起后，新教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其他改革者决定回归犹太教的希伯来正典，只接受塔纳赫24卷书，排除了七十士译本的所有次经书卷。此时新教将其称为“次经”，认为它们具有历史或道德教导的价值，但不具备正典的启示性权威。

也就是说，新教在旧约在正典确定上采取了最为保守的立场，严格依照犹太教的正典标准，仅保留那些犹太教传统认可的书卷，拒绝了希腊文七十士译本所包含的附加书卷。新教只采纳了塔纳赫的24卷书，虽然按照不同的分卷方式共包含39卷书，但内容与塔纳赫是一致的。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者认为，塔纳赫是最初由犹太人接受的正典，因此应被视为权威，而七十士译本中附加的次经书卷并不具有与正典书卷同等的的神圣启示性，尽管它们在早期基督教教会中曾被广泛使用，并且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中被接纳为正典，但只具有历史和教导的价值。

犹太教圣经塔纳赫，书卷内容分为三类：

• 妥拉(Torah/תורה)，意思是“指导”或“教导”，共5卷，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 先知书(Navim/נביאים)，意思是“先知们”，共8卷，包括：
  早期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
  后期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先知书(包含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 圣卷(Ketuvim/כתובים)，意思是“作品集”，共11卷，包括：
  诗歌书：诗篇、箴言、约伯记；
  五小卷：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
  历史书：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

新教旧约圣经与塔纳赫内容相同，只是书卷划分、分类和名称有所不同；在具体的翻译和文本细节上可能略有差异，但传达的内容和信息是一致的。基督教在分类时更多考虑内容上的功用，方便读者易于找到特定的内容。这种分类也反映了早期教父和教会的使用习惯，因为希腊-罗马文化的分类和排序常常依赖于文学类型和长度。

二、新约正典

在确定新约正典的过程中，有几次重要的教会会议和事件在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确定了今天所使用的新约正典。这些会议不仅是神学讨论的场合，也是教会在信仰和实践上一致性的体现。

1. 罗马主教大会

主后382年，罗马主教达玛酥一世召集主教大会，讨论了新约书卷的正典地位。这次会议最早确认27卷新约书卷为正典，对后来的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其他教会会议确立了新约正典的基础。

2. 希波主教会议

主后393年，主教奥古斯丁等教会领袖在北非的希波(今阿尔及利亚安纳巴)，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再次确认了新约的27卷书为正典，同时也确定了旧约的正典。这次会议的决议成为北非教会在正典问题上的权威性声明，影响了之后的迦太基会议。

3. 迦太基会议

主后397年，北非教会在迦太基(今突尼斯)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确认圣经正典，重申了希波会议的决议，正式认可了新约的27卷书和旧约的正典。这次会议的决议在之后的基督教世界中被广泛接受，为圣经正典的最终确定奠定了基础。

主后419年，为了加强教会在正典问题上的一致性，北非教会再次在迦太基召开会议，重申之前的决议。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圣经正典的地位，确保了27卷新约书卷和旧约正典的广泛认可。

4. 尼西亚会议

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尼西亚会议，以解决阿利乌斯主义(认为基督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半神)争议、统一教会信仰。尼西亚会议在基督教历史上十分重要，重点处理了基督教的教义问题，特别是三位一体的争议，也间接推动了教会对正典书卷的确认。会议加强了教会的权威，并促使教会更系统地审查和确定圣经正典。

在圣经正典的确立上，奥古斯丁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北非教会的主要领袖，他对希波会议和迦太基会议的正典确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和教会领导地位，使他成为正典确定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影响帮助巩固了27卷新约书卷在西方教会中的正典地位。

虽然东正教和天主教在11世纪分裂，但在正典问题上，二者在早期基本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确保了基督教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新约和旧约正典上的一致性，为后世基督教各大分支提供了共同的圣经基础。

尽管如此，部分新约书卷在纳入正典的过程中，其实还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争论。

最著名的当数雅各书。在2-3世纪，早期教会对于雅各书等书卷是否应被接纳为正典存在分歧。虽然爱任纽(Irenaeus)和特土良(Tertullian)等教父对雅各书有所引用，但它并未得到所有教会的普遍接纳。当时，东部教会对雅各书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而西部教会则逐渐接纳了雅各书。

到4世纪，争论渐渐平息。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在其著作《教会历史》中列出了当时被接受为正典的书卷和存在争议的书卷，提到雅各书是“反复受到质疑、但仍然被大多数教会接受的书卷”之一。这说明雅各书的地位逐渐得到承认。主后367年，亚历山大的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在其《复活节书信》中列出了新约的27卷书卷，其中包括雅各书。这是历史上首次明确列出与今天完全相同的新约正典书卷列表，标志着雅各书已被广泛接受为正典。此后，希波会议和迦太基会议最终确认了新约的27卷书卷，包括雅各书。

然而一直到16世纪，关于雅各书的争议仍未完全平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公开质疑雅各书的正典地位，称其为“稻草书(epistle of straw)”，因为他认为雅各书对信徒“因信称义”的教导强调不够。然而，马丁·路德并未将雅各书排除在他所翻译的圣经之外，只是将它放在新约的附录部分。不管怎样，新教和天主教最终都接纳雅各书为正典，马丁·路德的争议是神学家的个人观点，并未改变雅各书在教会中的正典地位。

除雅各书外，还有几卷新约书信也曾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争议，但最终都被纳入正典。

• 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身份不确定。有些人认为它是使徒保罗所写，但更多人持怀疑态度。由于作者不明，早期教会对其正统性产生了疑虑。因其深刻的神学内容和对旧约的解释，希伯来书在公元4世纪末期被广泛接受为正典。
• 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语言风格与彼得前书明显不同，这引发了早期教会对其作者身份的怀疑。此外，该书在早期教会文献中的引用也很少。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后，彼得后书被教会普遍接受为正典，因为它的教义内容与其他正典书卷一致。
• 犹大书：犹大书引用了以诺书和摩西升天记两部非正典作品，这使得一些教会领袖对其正统性产生了怀疑。不过，犹大书因其对异端的强烈谴责和与使徒信仰的一致性，最终在教会中被接受为正典。
• 启示录：启示录的象征性和预言性内容在早期教会中引发了不同的解读，部分地区的教会因为担心其内容的误导性而对其产生疑虑。但启示录因其对早期基督徒的鼓励和对耶稣基督再来的见证，逐渐被教会普遍接受为正典，尽管其最终接受时间略晚于其他书卷。

三、次经、非正典和伪经

次经指的是那些在基督教传统中具有价值、但不被纳入正典的书卷。对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多比书、犹滴书、智慧书、德训篇等书卷是正典的一部分(“第二正典”)，而在新教传统中，这些书卷被排除在正典之外，通常将它们列为“次经”，虽然承认它们有历史和道德教导的价值，主要作为历史和文学参考。

对新教而言，次经不是具有神圣启示性权威的正典书卷，因为：

• 次经有价值：次经包含了一些对犹太人历史和文化有重要贡献的书卷，例如马加比书记录了犹太人反抗希腊化统治的历史，提供了对旧约圣经正典书卷之间历史空白时期的补充。次经中如德训篇和智慧篇，包含了很多道德教导和智慧文学，对人们的信仰生活有启发作用。
• 次经可以读：次经虽然有价值，但并不是被神所启示的权威性著作，不具有同正典书卷一样的神圣启示性，不能作为信仰和教义的依据。因此可以阅读次经，其内容可以作为历史背景或道德指引的参考，但不能用于建立教义或指导信仰实践。次经是有益但非必要的补充材料。
• 次经的适当处理：马丁·路德在翻译德文圣经时，将次经书卷保留在圣经附录中，而不是将它们完全排除。这表明，次经虽然不是正典，但仍然值得参考。在现代，新教圣经一般并未保留次经，但某些教派，如英国圣公会等，在某些场合中使用次经作为礼拜时的阅读材料。

非正典是指一些书卷被一些基督教教派(如天主教和东正教)接受为正典，但不被所有基督教教派接受。例如，以斯帖记的增补、马加比书、智慧书等书卷被认为具有神圣启示的地位，但在新教中未被接纳为正典。所以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礼拜和教义中使用它们，但新教则通常不将其用于正式的教义教学。

在天主教中，非正典也可以泛指那些未被纳入正典的古代宗教文献。

“外典”用来描述那些未被纳入正典的宗教书卷，类似于“非正典”。但外典的含义更广泛，可以包括次经、伪经以及其他未被正统宗教团体认可的文献。

伪经指的是那些伪造的、声称由某些圣经人物或早期教父所写的书卷，但这些书卷并没有被任何基督教传统接受为正典。伪经通常以某些著名人物的名字署名，但实际作者不明，书卷的历史和信仰背景较为模糊。以诺书、亚当和夏娃的生平、假提摩太书等伪经书卷，常用于研究早期基督教或犹太教的文学和思想，但不被视为具有神圣启示性。它们提供一些关于早期宗教思想和神秘主义的背景。

新约时代的伪经包含多部福音书，如多马福音、腓力福音、犹大福音、彼得福音、马利亚福音等。其中，马利亚福音主要以古希腊文写成，约在2世纪由一些基督教社区的信徒所创作，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和启示性质。马利亚福音提到了抹大拉的马利亚等女性耶稣门徒，将她描绘为耶稣的重要追随者，这反映了早期基督教社群对女性角色的认识。但马利亚福音的内容不具备充分的历史证据支持，不能作为证明耶稣有女门徒的确凿证据，也不一定代表历史的真实情况。因此，马利亚福音这类伪经是具有历史和神学研究价值的次要文献，基督信仰应始终基于正典书卷。

总之，次经、非正典书卷和伪经在神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信仰实践中不能视为正典：

• 历史和文化背景：这些书卷提供了对圣经时代的历史、文化、宗教思想和社会背景的深入了解。例如，次经中的马加比书记录了犹太人在希腊化时期的抵抗运动，这有助于理解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历史背景。
• 神学思想的演变：次经和非正典书卷展示了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例如，智慧篇反映了希腊化犹太教的智慧传统，这对于研究旧约圣经中的智慧文学和新约圣经中的部分教导是有益的。
• 文献研究：伪经和非正典书卷也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有助于研究圣经正典形成过程、早期基督教的多样性，以及早期教会对信仰问题的讨论和争议。例如，多马福音虽然不被视为正典，但对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某些派别或异端思想具有参考价值。
• 信仰和教导：尽管这些书卷在神学研究中具有参考价值，但它们在信仰生活和教导中不宜作为权威性文本。新教传统中，信仰教导和教义的确立严格依赖于被公认为神所启示的正典书卷，次经、非正典或伪经不能用于建立信仰教义或指导灵修实践。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文献的发现，以及更多神职人员的贡献，次经和伪经有没有可能上升为正典、或另有书卷作为正典？

答案是：不可能。

基督教各大教派普遍认为，圣经正典在历史上已经被封闭。新约正典的确定，在4世纪迦太基会议等教会会议上已经完成，正典自那时起就是固定的，不再增加新的书卷。正典是圣灵引导教会所确立的，不再需要、也不应该增加或删除书卷。

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可能会带来新的文献，如死海古卷或多马福音等，它们对于理解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和思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不会被纳入正典。它们是历史和神学研究的补充，而非神圣启示。现有的正典书卷是唯一被神所启示并有权威性指导信仰和生活的文本，新发现的文献不能改变这一神圣传统。

天主教和东正教虽然在某些教义和次经的使用上有所差异，但在正典的确定上持有一致的立场，即正典是封闭的，任何新发现的文献都不能成为正典的一部分。新教更加严格地遵守这一原则，只接受圣经66卷书为正典，不接受任何次经或新发现的文献为正典。

神的启示在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中达到了顶峰，新约的书卷完整地见证了这一启示。因此，神的启示在新约中已经完全和充分，没有必要增加新的启示。

四、正典确立的原则和方法

在圣经正典的确立过程中，涉及多个世纪的讨论和辩论，但主要原则和方法是持续稳定的。

1. 使徒权威性

在新约的确定过程中，书卷是否由使徒或与使徒紧密关联的作者撰写，是关键的的判断标准。使徒直接见证了耶稣的事工、受到了直接的启示，因此他们的著作被视为具有权威性。

这一概念被称为“使徒性”，它在圣经正典的确立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 使徒的直接见证：使徒是直接被耶稣基督呼召并差派的门徒，他们亲身见证了耶稣的生平、教导、受难、复活和升天。使徒是耶稣事工的直接见证者，拥有特殊的权威来传达耶稣的教导和启示。由于使徒亲身跟随过耶稣，他们的见证是第一手的权威信息，因此在确立新约正典时，非常重视书卷是否由使徒本人或直接受使徒影响的人撰写。
• 使徒的授权与教导：使徒不仅是见证者，还是早期教会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宣讲福音、书信和教导建立了早期教会的信仰基础，使徒的教导是教会信仰和实践的标准。直接受到使徒授权或与使徒有紧密联系的人的教导也很重要，马可福音是使徒彼得的见证，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则与使徒保罗关系密切。由于这些作品间接反映了使徒的教导，因此它们也被认为具有使徒性。
• 正统教义的基础：使徒性不仅指书卷的作者身份，还涉及书卷的内容是否与使徒教导的核心教义一致。使徒的教导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与使徒教义不一致的书卷应被排除在正典之外。另外，使徒性也包含对圣灵引导的信仰，使徒作为耶稣的见证者，受到了圣灵特别的启示和引导。因此他们的教导不仅具有历史权威，还具有神圣的启示性质。
• 使徒性的历史作用：只有那些出自使徒或与使徒密切的书卷才有资格被纳入正典，因为它们最为可靠地传达了耶稣的教导和福音的核心信息。而那些伪托使徒名义的作品必须排除在正典之外，有些书卷虽以使徒的名义命名，但如果缺乏真正的使徒性、未能直接反映使徒的见证和教导，就不能接受为正典。

2. 教义一致性

正典书卷必须与已有的教义和和圣经整体内容保持一致。如果某一书卷的内容与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如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等)相悖，或与其他公认的圣经书卷的整体神学相抵触，那么该书卷会被排除在正典之外。

这一过程要求教会在辨别书卷时要有很高的神学敏锐度和判断力，教会传统在辨别书卷是否为神的话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教会的领导者、教父们在探讨和祷告中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并逐渐形成了正典书卷的清单。这个过程显示了教会传统在确认哪些书卷被认为是神的话语中的重要性。

3. 普遍接受性

在大多数早期教会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书卷，更有可能是神的话语。一卷书如果只在某一地区或少数教会中流行，而在大部分教会中不被接受，那么它更有可能被排除在正典之外。这种普遍接受性也反映了教会共同体在辨识神的启示上的一致性。

4. 灵性影响力

真正来自神的话语，对信徒的灵命成长和教会的建造有深远影响。在使用中展现出巨大的灵性力量和教导价值的书卷，对信徒的灵命成长有重要的价值，能引导信徒敬拜、信仰和生活，就更容易被认为是神的启示。如果一卷书对信徒的灵命没有积极的影响，它可能不会被列入正典。

5. 长期使用

在早期教会礼拜和教导中长期使用、在灵性上对信徒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书卷，更有可能被确认为正典。这种持久性表明该书卷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和可靠性。

多马福音、马利亚福音等伪经书卷，貌似与耶稣的门徒有关联，也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然而它们并非圣经正典：

• 作者身份和使徒性问题：这些书卷以门徒的名字命名，但实际作者并非多马或马利亚本人，而是后人的托名伪作，目的是赋予其内容权威性。因此它们缺乏使徒权威，并非与使徒或使徒直接相关的人士有明确的关联。
• 教义一致性与正统性：这些书卷中包含与正统基督信仰不一致的内容，例如多马福音包含一些与耶稣教导不同的言论，甚至与正统教义相矛盾。它们受到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等异端的影响，与正统基督教强调的普遍救恩和基督独一的救赎相违背。
• 普遍接受性和长期使用：这些书卷在早期教会中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只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教派中流传，而不是在整个基督教会内被广泛和长期使用。这意味着，它们在整个基督教共同体中缺乏共识和认可，削弱了纳入正典的可能性。
• 教会决策与神的主权：在4世纪的确立正典的重要教会会议上，早期教会领导者在祷告和讨论后正式确定了新约正典书卷。他们考虑了书卷的使徒性、教义一致性、普遍接受性和长期使用等因素，而多马福音、马利亚福音等书卷均未达到标准，因此不可能纳入正典。虽然教会决策中有人为因素，但在整个正典确立的过程中神行使了主权，确保正典反映了神真正的话语和启示。

五、圣灵引导正典确立

在圣经正典的确立过程的争议中，确实有一些因素可能带有非理性或情感成分：

• 教义和神学偏见：马丁·路德对雅各书的质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认为雅各书过于强调行为，与保罗的“因信称义”教义相冲突，他甚至因此称雅各书为“稻草书信”。这种看法基于神学观点的偏见，而不是对书卷本身内容的客观分析，所以尽管路德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但大多数教会还是接受雅各书为正典。
• 作者身份的猜测：希伯来书的作者身份长期不明，这导致了对其正统性的质疑。由于早期教会高度重视使徒性，作者身份的争议使得一些人对它产生怀疑。作者身份是一个合理的考量，但过度强调就掩盖了书卷本身的神学价值和教导内容，这种怀疑不完全理性。
• 引用非正典书卷：犹大书引用了以诺书和摩西升天记等非正典作品，这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认为犹大书不应该被视为正典。这种质疑反映了对非正典作品的过度恐惧，而非对犹大书内容的理性分析。引用非正典作品确实可能引发问题，但这种担忧未必合理，因为早期教会也使用了许多非正典作品作为教导材料。
•  教会传统的影响：一些教会可能因为当地传统、教会领袖的意见或者其他非理性因素而对某些书卷产生偏见。例如，东部和西部教会对启示录的看法长期不一致，部分是由于不同的传统和解释学派的影响。显然，这种偏见是文化或地域性的不理性反应，而非基于书卷内容的客观分析。
• 对象征性和预言性的怀疑：启示录因其象征性和预言性内容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恐惧和误解，使得一些教会不愿接纳它为正典。然而，对象征性和预言性的内容产生恐惧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反应，而非基于理性的神学讨论。这种反应会掩盖启示录在信仰和实践中的重要价值。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非理性、情感化因素，使正典确立持续存在一些争议，但在圣经正典的确定过程中，神起了主导和引导的关键作用，确保最终形成的正典准确反映了神的启示。神通过圣灵的引导发挥作用：

• 神的启示：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是由神通过圣灵启示给作者的。无论是律法、历史、诗歌、先知书，还是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所有的内容都是神对人类的直接启示。因此，正典书卷从一开始就是神通过圣灵赐给教会的。
• 保守与传承：神通过圣灵保守了这些启示的书卷，使它们在早期教会传承中得以保存并被传递下来。即使在政治动荡、宗教迫害和文化冲突的背景下，这些书卷得以完整保存，被教会使用并广泛传阅。
• 引导教会：在正典的确定过程中，神通过圣灵引导了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使他们能够辨识哪些书卷是真正来自神的启示，哪些书卷虽然有价值但不应被纳入正典。例如，教会领袖们在讨论正典问题时，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而神通过圣灵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决策。
• 确保一致性：神通过圣灵确保了最终形成的正典在教义和教导上与基督信仰的核心一致。这种一致性表现在正典书卷之间的相互呼应、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以及与旧约的连贯性上。无论是在教义、历史还是道德教导上，神确保了正典的内容与整个圣经的启示是一致的。
• 超越人的局限：虽然人在正典的确定过程中有各自的局限性(如地域性、文化差异、神学偏见等)，但神通过圣灵超越了这些局限性，确保了最终的正典不仅适用于当时的教会，也适用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正典的确立不仅依赖于人的智慧，更依赖于神的主权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