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的第一势力，是豪族。
豪族有三个来源：
第一，战争贵族。与你的印象相反，中外所称的“贵族”，都是战争的赢家。比如项羽，他就是贵族。
第二，巨贾大商。在开明和自由的社会，能够发展很多巨贾；即使是纷乱复杂的社会，也总有些目光如炬的大商人。
第三，地方豪强。他们或者是一方霸主，或者是民间大侠。通过整合资源、结交四方、庇护穷人，他们成为地方的领袖。
古往今来，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势力是平民，也叫“韭菜”。
“韭菜”，古称“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今称“人民”，“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韭菜”貌似毫无力量，任凭收割。但“韭菜”是水，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所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韭菜”之中总有那么些人，不肯投降命运，甚至不甘做“别人的手中刀”，拼死要做“持刀人”。他们是寒族。
寒族散若晨星，彼此无法呼应。但依仗着人口基数，历朝历代，寒族都是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机会来临时，他们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眨眼间就改变了社会格局。
所以寒族领袖曹操得意地说：“设若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霸！”
协调豪族、寒族和”韭菜“的，是官僚。不管是封建类、独裁类、君主类、民主类或是其他类型，不管是上古、中古、近代或是现代，官僚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
之所以称之为“中间力量”，是因为官僚并不是独立族群：在很多时候，他们主要由豪族人士构成(有时称为“士族”)，并成为压制寒族与“韭菜”的强权；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寒族有时会“咸鱼翻身”，成为官僚体系的主导者。
官僚的首脑，是皇帝。体制上，皇帝在官僚体系中获得“天子”式的皇权；体制是一种以皇帝作为最高首脑的社会管理制度，官僚体系是落实体制的工具。所以，官僚体系越强大，皇权越有保障，皇权也就越强大。
但是，皇权与皇帝的个人权力并不一致。原则上，官僚体系严格按规则行事，皇帝作为官僚首脑也不能随便挑战官僚规则，所以皇上的个人权力必须受到官僚体系的约束。
宋神宗时，有一次战争失败，皇帝很生气，想杀掉一名官员来泄忿。没想到，宰相站出来说：我说皇上，咱们大宋朝可从来没杀过士大夫，您破这例可不好。
神宗犹豫了一下，说：那就给他脸上刺字，发配边疆吧。副宰相急了，冲皇帝嚷道：那您还不如杀了他呢，士可杀不可辱啊！
皇帝大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痛快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
副宰相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这种痛快事，做不得才好。
皇帝个人权力受到官僚体系的约束，他当然不爽，他总想要反制，这就难免和官僚之间发生冲突。
于是皇帝不得不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通常他有两个选择：
一是本家同姓王爷，自家人好说话嘛。但同姓王爷很危险，他和皇帝同姓，一有风吹草动，皇位还不知道是谁的呢。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想想都胆颤心惊。
二是外戚，也就是皇后、皇太后的娘家。因为夫妻和母子关系，通常比同姓王爷更可靠，但因皇家关系太复杂，皇后、皇太后虽问题不大，他的兄弟家人却未必靠谱，王莽不就是外戚篡位么。
所以皇帝不得不发展真正的“死党”：宦官。宦官本来是深藏后宫的皇家秘密部队，说难听点就是皇帝豢养的狗，但是当官僚体系对皇帝形成太强的抑制时，宦官就走上前台，成为“戴着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的代言人。
明朝有个大太监叫刘瑾，权势极大。当时的“段子手”写道：咱大明有俩皇帝，一个坐皇帝，就是那正牌皇上，一个立皇帝，就是站着的刘公公。
但宦官毕竟是皇帝的“狗”，“坐皇帝”一生气，“立皇帝”就被凌迟处死了。这位刘公公是中国历史上被剐刀数最多的人，一共剐了3357刀，整整三天才剐完，中间刘公公还喝了几碗粥来补充体力呢。
所以，皇帝的“私人武装”不算一支独立的势力，他们就是皇帝“看得见的手”。
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便是皇帝、官僚、豪族、寒族、“韭菜”的五方博弈。
正常情况下，皇帝的主要工作，是以官僚为治理工具，抑制豪族、激励寒族、收割“韭菜”。
但当皇帝并没那么舒服，他很多时候“里外不是人”。
比如，隋文帝杨坚是出了名的“粑耳朵”(怕老婆)。他的老婆独孤皇后，帮助杨坚夺取天下、治理国家，出谋划策，能力非凡，居功甚伟。两人相约，一生一世，一夫一妻，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杨坚恪守约定40年，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偷了腥。独孤皇后闻讯大怒，直接将杨坚宠幸过的宫女乱棍打死。
杨坚不敢找皇后理论，单人独骑夺门而出，径直朝山里狂奔了20多里。两个随从死命追赶，拦住马头苦苦相劝，杨坚哭着说：我贵为天子，也不得自由！随从只好劝道：陛下，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置天下于不顾啊！
隋文帝杨坚为什么这么怕老婆？实际上，他怕的并不是皇后本人，而是独孤皇后背后的豪族集团。独孤皇后出身名门，老爸独孤信是顶级军事贵族，老妈出身顶级汉人豪族清河崔氏，姐妹们嫁的全是顶级豪族。这些大豪族靠着联姻关系，结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杨坚正是靠着他们的支持，才能成功篡夺了北周宇文氏的皇位，进而一统天下。
所以，隋文帝“粑耳朵”，并不是因为惧怕独孤皇后，而是因为必须小心维护豪族关系。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皇帝，是与豪族共治天下的。这时候，豪族可不是乖乖听话的臣子，而是皇帝的“合伙人”。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豪族强大，皇权因而不会很强大。所以唐朝皇帝能够开明纳谏，而隋文帝特别怕老婆。
宋朝进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社会，豪族不强大了，大宋就建立起发达的官僚体系，皇权比唐朝强大得多。
到了元朝，情况变了。当草原上的可汗变成元朝皇帝，他无法理解官僚体系与皇权的关系。
可汗个人能力极强，在战争中与军事豪族建立同生死、共进退的共治关系，进了中原，他用巨大的财富把出身草原的豪族养起来，便觉得天下就是他皇帝自己家的了。
既然是天下是皇帝私人的，他只需要处理一种关系：皇帝和私人奴仆之间的关系。所以，元朝皇帝把官僚当成自己的奴仆，皇帝个人的权力变得比宋朝强大得多。
既然官僚是自己的私人奴仆，那当然是皇帝想干吗就干吗，所有的规则就是皇帝的私人家法，公共规则便没有存在的空间。
这就成了另一个极端：帝国成为皇帝的家天下，官僚成为皇帝的私人奴仆。
皇帝个人权力不受制约，官僚体系聊胜于无，他也不需要发展什么“私人武装”，可以由着性子任意胡来。
于是产生一正一负的两个效果：由于皇权不强，对社会的控制力松松垮垮，民间经济就繁荣昌盛；但由于对社会管制松解，天下便容易被社会上的其他势力夺走——别忘记，除了皇帝和官僚，天下还有其他势力啊。
朱元璋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他建立的明朝，既不像元朝那么“傻”，把官僚视为自己的私人奴仆，也不像宋朝那么“笨”，任由官僚体系约束自己。朱元璋既要强大的皇权，也要强大的皇帝个人权力。
于是，明朝既配置了作为社会公共规则载体的官僚体系，又建立了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于皇帝个人的系统：由太监们主管的东厂、锦衣卫等各种皇帝“私人武装”。
这就造成了制度性的皇权与皇帝个人权力的强烈冲突，让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党争最剧烈的朝代，也让明朝“拥有”一个独有的特征：既盛产大量忠臣和奸臣，又盛产手握权柄的大太监。
皇帝既然有“私人武装”，他“搞事情”的时候，用太监自然更顺手。太监一出门，奸臣就攀附上去，好事也变成坏事了。而由于太监权力太大，忠臣要想做点事，也不得不去拍太监的马屁。
于是，大太监魏忠贤带领阉党，忠臣和奸臣也分别结成党派，以形成有效势力。事情一来，一党提出方案，另一党必大肆批判，讨论迅速堕落为党争，让帝国的决断能力彻底瘫痪。
据说，崇祯皇帝原本是可以不吊在皇宫的歪脖树上的。他有机会跟李自成、皇太极谈判，也可以迁都南京。但是在党争之中，任何人提出一个建议，就会被另一派指责为卑鄙小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帝国大厦迅速崩塌。
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明朝的官僚体系。但清朝的皇帝，却用不着依靠太监来建立“私人武装”了。因为清朝皇帝可以依靠自己的包衣奴隶和来自关外的八旗子弟——这是一支与皇上存在私人认同关系的势力。
同时，包衣奴隶和八旗子弟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并不会让官僚体系的运转受到严重干扰。
不难想见，早期的皇帝所能依靠的官僚，其实都是来自豪族。由于豪族对社会有组织力，又是唯一有文化的势力，因此皇帝十分忌惮豪族，税赋受制于豪族，还动辄得咎，动不动遭到豪族的批评。从东汉开始，文化豪族逐渐发展起来，被称为门阀士族，简称士族。
皇帝又不傻，他当然想从士族之外选择一些有文化的官员。但在早期，知识传播很困难，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实在太少，士族成为世家大族，垄断了知识和地位，也垄断了社会舆论。皇帝根本没辄，只能依靠根外戚和宦官，于是，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之间，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昏君，汉桓帝是在15岁时被大将军梁冀扶上台的。梁冀是前朝外戚，觉得一个15岁的小屁孩好控制，利于自己独掌朝政。登基之后，汉桓帝特别不爽，因为梁冀像太上皇一样死死控制着他。
忍气吞声当了13年傀儡皇帝之后，汉桓帝终于培植出几个心腹宦官，与他们歃血为盟，最后终于杀掉了梁冀。
汉桓帝掌权之后，马上出现了“党锢之祸”：世家大族的名士重臣，痛斥宦官专权，结果他们反而被指责为结党营私，罢官的罢官、发配的发配、判刑的判刑。
究其实，党锢之祸并不是什么宦官专权，而是皇帝通过通过宦官与世家大族“掰手腕”，它是皇帝进行中央集权的行为。
汉桓帝虽然智商不低，但绝对算不上英明神武。他没有看到还有一支势力可以为他所用：社会上“漂”着一些有文化、却缺乏用武之地的游士，他们大都来自破落贵族，少数来自有远见的平民。这些从“韭菜”群体中崛起的寒族，可以成为皇帝建立官僚体系的重要支撑。
战国时期的君主就懂得将他们培养成一群可控的自己人。这些游士，在本国没有根基，没能力对抗君主，要想谋得用武之地，只能依靠君主赏赐权力和地位，因此他的唯一出路是与君主配合，成为依附于君主的私人人事班底。这个人事班底，后来就发展为官僚制。
如果说豪族是皇帝的“合伙人”，这些成为皇帝任命的官僚的寒族，就是皇帝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没有独立性，只能与皇帝共建官僚体系，也就成为皇帝制约豪族的共谋。
“职业经理人”一上任，必然需要用业绩说话，于是就推进变革。在古代，这些变革被称为“变法”，像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等。通过变法，寒族出身的“职业经理人”成为国家的新贵，他们帮助皇帝抑制住豪族，把君主的意志贯彻下去，把国家秩序建立起来。
通过变法，皇帝有机会激发起更多的寒族。除了游士，“韭菜”可以成为皇帝的“刀”，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于是，寒族有可能成为新的军事贵族，进而发展为后来的豪族。
略微总结一下：官僚是皇帝的统治工具，官僚越强，则皇权越强；如果官僚太过依赖豪族，皇帝便只好与豪族共治；如果皇帝太过谋求个人权力，他就会建立自己“私人武装”来制衡官僚体系。
大多数时候，英明神武的皇帝会更智慧，他采用“中庸”策略，让各方势力相互制衡，而他坐收渔翁之利。
由于豪族是中国社会的第一势力，所以皇帝的主要工作，便是抑制豪族、激励寒族。这就使得，出身高贵的豪族与出身低贱的寒族之间，不断出现打打杀杀的权力争夺关系。
豪族垄断着各种官职，控制着社会舆论，占据着道德制高点，他们往往持续经营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盘根错节、树大根深。豪族的敌人其实是皇帝，表现形式是宦官；但在天下大乱、豪族与宦官对抗之际，寒族便成为豪族的强劲对手。
袁绍是东汉末年的大豪族，真正的士族领袖。袁绍家族号称“四世三公”，四代以来都把持着太师、太傅、太保这样的“三公”高位。黄巾大起义后，天下大乱，袁绍便找了个理由带兵杀入京城，把宦官连锅端了。
曹操是寒族领袖。 曹操的爸爸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由于曹操的出身，袁绍根本看不上他，觉得他是阉党；曹操极力洗清他的阉党出身，拼命想加入士族，但士族根本不拿正眼瞧他。
阉党不支持他，士族不带他玩，曹操只有指望“韭菜”。精明能干的曹操，在平定“黄巾贼”之后，将其收编为“青州兵”。以此为基础，他陆续灭掉了一堆顶级士族，像袁绍、袁术、孔融等等。
刘备是另一名寒族领袖——只不过为了收买人心，他假托他是豪族。诸葛亮也是寒族。诸葛亮有头脑，刘备带着他的兄弟能打仗，这两枚心怀三分天下野心的寒族一拍即合，跑到四川霸占了豪族刘璋的地盘。
刘备诸葛亮到了四川，发现刘璋留下了一堆世家大族，他们在当地树大根深，他们才是四川的主人。这支豪族的领袖，叫李严。
刘备时运不济，“创业”未半就中道死翘翘了。白帝城托孤时，他一手拉着李严、一手拉着诸葛亮，希望他们能共同扶持阿斗。
但是他想多了。寒族诸葛亮，怎么可能容得下豪族李严。善于诡计的诸葛亮多方设法而未能除掉李严，最后终于设计害死首鼠两端的孟达，借机将李严贬为庶人，彻底战胜了四川本地的豪族。
掌权之后，诸葛亮凭借严刑峻法，建立起蜀汉的的官僚体系。他大量启用本地“韭菜”，以寒族打击本地豪族，并组织力量北伐中原，以维持刘备的那个“皇叔”谎言。
当他六出祁山时，诸葛亮遭遇了豪族劲敌司马懿。司马懿十二世祖司马卬是追随项羽的军事贵族，父亲、祖父、曾祖几代人均是汉朝高官，所以司马家族是响当当的顶级豪族。
在魏国，寒族出身的曹操，信奉“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大量启用“偷鸡摸狗”的寒族能人，不断地打压士族，最终彻底打破了士族与寒族的界限。
但当诸葛亮攻打魏国时，曹操已死，曹丕当政。他缺乏寒族背景的支撑，只能依靠司马懿这样的士族。结果，自然就是豪族大回潮，垄断了魏国的高级职位。
所以，三国的结局，是诸葛亮代表寒族继承了曹操的遗志，而司马懿代表豪族彻底打垮了曹氏家族、诸葛家族等一系列寒族，最终形成三国归晋的局面。
从孔子开始，“复周礼”是中国历史上出现频次最高的复辟回潮。
复周礼，简而言之就是要废弃长期实行的郡县制社会，恢复西周时代的封建制社会。封建，通俗地说，就是由周文王那样德高望重的人当“酋长”，将天下分封给异姓诸侯，实施“能者为王”的贵族统治。
周礼，是一套复杂而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
但是，周礼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架构。它强调制度治国，蔑视人权和人性(所以孔子反复强调“克己复礼”)，说得难听点，它是古代妄人的梦呓与幻想。
从实践看，复周礼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是像孔子一样，六国走遍而无处安身——君主毕竟是识货的；要么是像王莽、王安石一样，怀着书呆子式的单纯理想去勤奋努力，却落得小命不保的下场。
中国历史上，复周礼获得短暂成功的，只有一个案例：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作为出身匈奴与鲜卑的军事将领，宇文泰毫无王莽、王安石的书生气，他的复周礼顺应了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同时主要是参照周礼制订官制，并不曾将秦汉时期的官僚体系一概废除。
周礼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它过于相信人的力量。但其实，作为族群，人类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作为个体，每个人的能力与视野都是极其有限的。
太平年岁，皇帝、官僚、豪族、寒族、“韭菜”的五方相互博弈，达到动态平衡之后相安无事。
但总有一些强大的力量，能够在短时间打破这种平衡。
世上最强大的力量，来自大自然：气候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气候变化，引发了天下大乱，造成了改朝换代。
东汉末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支。正在这时候，气温不断降低，进入一次小冰期。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草原上的资源越来越少，南匈奴逐渐移居长城以南，其他一些胡人也陆续南迁。胡人比例不大时，帝国很容易就将他们吸收掉；当比例大到一定程度，大汉帝国就扛不住了。
另一方面，小冰期造成中原连年天灾，“韭菜”没有活路，又正处于帝国末年，朝堂上勾心斗角盛行，没人顾及民间疾苦，“韭菜”求告无门，只好自己组织起来，各种民间信仰因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天灾必定是皇帝失德，于是皇帝被迫多次颁发罪己诏。皇上天天罪己，“韭菜”对皇帝的敬畏之心就动摇了。民间信仰趁虚而入，就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皇帝没有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各地豪族兴兵勤王。但豪族各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迅速地让他们变成乱世枭雄，于是天下分裂，改朝换代。
另一次小冰期发生在15世纪，明清更替的时候。
大清入关之前，并不曾奢望征服天下，因为大明仍然非常强大、大清实际非常弱小。
但是，大明帝国内部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由于欧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减少，严重影响到大明的货币供给，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严重萧条，财政严重吃紧。无奈之下，皇帝不得不加大税赋。
一边是天灾人祸，一边是游牧者南下，于是民不聊生、民变四起，张献忠起来了，李自成也起来了，皇帝打仗要钱、养活官僚要钱，只有再度加税。恶性循环，帝国崩溃。
技术是改变皇帝、官僚、豪族、寒族、“韭菜”五方博弈平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末、战国初，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变迁：一个是农业生产技术，出现了铁器和牛耕；一个是知识传播技术，竹简大量应用。这两项技术变革，打破了君主和封臣之间的力量均衡，周厉王对诸侯、诸侯对次级诸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铁器与牛耕提升了“韭菜”的劳动效率。过去，他们只能在贵族的井田上耕作，没有精力去开垦私田；但有了铁器和牛耕，效率提高了，“韭菜”就有余力去开垦私田了，甚至索性就从贵族的井田上跑掉了。
“韭菜”逃离井田，会削弱贵族的力量，贵族是不愿意的；但对君主来说，“韭菜”逃跑能削弱贵族封臣，他就乐意结盟他们。于是君主向耕种私田的“韭菜”提供保护，“韭菜”向君主纳税，贵族的井田制就逐渐瓦解了，贵族的力量也逐渐削弱了。
另一方面，由于竹简技术的出现，文字的携带和复制成本大大降低，大大方便了知识传播，使得普通的贵族子弟、甚至普通“韭菜”都有机会学习文字、获得知识。于是，君主就能够在贵族之外找到文化人，建立起自己的官僚体系。
到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造纸技术还不够发达；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知识传播依赖手工抄书。这时候，豪族就通过读书进化成士族，对皇帝形成强大的制约能力。
在武则天时代，印刷术仍然没有发展起来，知识传播成本还是相当高，参加科举的人多半是贵族出身。武则天除了让贵族相互制衡之外，还需要提拔一些寒族来制约贵族，这些人必须对自己高度依赖、必须非常听话。所以在武则天时代，就出现了周兴、来俊臣这种出身无赖的酷吏。他们做事没底线，更没有贵族的道德标准，皇帝也不会真正信任他们，用完之后就会轻易抛弃，再去寻找新的无赖来替代他们。
另一个案例是安史之乱后的江南。
安史之乱前，中国的人口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南方是穷乡僻壤。因为地广人稀，江淮地区一直到唐代中期还是采用火耕水耨的传统种植技术。
安史之乱后，人口大规模南迁，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猛增，土地不够用了，就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相对价格，于是不得不应用水稻插秧技术，并发展出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
这一变化，让建立了平民社会的江南，迅速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在豪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
古往今来三千年，中国并不等于中原，中国人并不等于汉人。
如果你仔细一点，你会发现中国历史真的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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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只能建立中原王朝，从未同时统治长城南北；只有草原征服王朝才能建立起草原、中原的二元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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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大唐，其实并不是纯正的汉人王朝，而是渗杂鲜卑血统的混合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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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的朝代，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却有赖游牧帝国大辽的军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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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清朝，却将二元帝国发展为多元帝国，不仅疆域巨大、整合了中华帝国的各种要素，更是古代中国高超政治智慧的集大成者。
在古代，中原与草原相互博弈，并与西域、高原相互催化，带来新秩序、诞生新帝国；在近代，中原与海洋相互博弈，重构新秩序、产生新力量。
所以，中国的历史，是中原、草原、高原、西域、海洋等亚区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重塑、相互升华的历史。中国疆域内的这些地区，彼此间有着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史。
皇帝用什么管理帝国？信用。
信用的载体是什么？货币。
皇帝通过控制货币来分配天下财富，与封建时代周天子把控天下总盘、分封各路诸侯，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差别主要在于：古代诸侯自成王国，王国共同构成帝国；当今“诸侯”各霸头寸，头寸制衡形成联盟。
皇帝如何从帝国中攫取利益，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官僚体系的运转？很简单：税赋。
在皇帝、官僚、豪族、寒族、“韭菜”五方博弈中，皇帝和官僚在税赋上“穿一条裤子”，豪族有各种办法跟皇帝“掰手腕”免减税赋，最后，“挨板子”的只有寒族和“韭菜”。在这个意义上，皇帝的工作只有一项：收割“韭菜”。
税赋是什么？税赋就是“韭菜”欠皇帝的债。
简化一点说，中国社会的债务关系只有两种：“韭菜”欠皇帝的债；“韭菜”之间相互欠债。
税赋越重，“韭菜”对皇帝的负债越多。并且，这个债务的违约成本非常高，皇帝很容易以逃税罪名将”韭菜“丢进大牢。
“韭菜”之间的民间债务关系，经常发生在青黄不接或天灾人祸。违约时，土地、房屋甚至妻子儿女都要受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皇帝和官僚不能完全坐视不管。
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应该采用低税赋来“藏富于民”。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维稳”永远是刚需，税赋一高，社会摩擦就会变大，“维稳”成本就会急剧上升，所以低税赋是中国社会维持稳定的必要条件。
朱元璋出身贫寒，靠造反登上皇帝宝座。登基之后，他面临复杂的社会状况，只能建立高度集权的庞大官僚体系来维持帝国。官僚体系越庞大，他就需要越多的税收来维持，也就越容易激化“韭菜”与帝国的矛盾。
“韭菜”间债务关系的恶化，促进维稳成本进一步上升，于是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就需要进一步加大税赋，从而进一步恶化“韭菜”与皇帝的债务关系。两种债务关系持续叠加，一直到社会稳定被彻底打破。
崇祯上台时，北方大旱，游牧民族生存困难，只能掠夺中原，造成大明帝国的军费开支大涨。崇祯毫无办法，只能加税筹款，造成“韭菜”压力大增。为了减少开支，崇祯不得不大幅裁减“公务员”，全国驿站锐减三分之一。
“公务员”李自成失业了。他收拾铺盖回到陕西老家，发现陕西大旱，卖妻卖子非常普遍，“韭菜”之间的债务关系极度恶化。李自成没工作，只得借债为生，借了债还不起，被债主告到衙门，差点被打死，幸而亲友仗义，把他救了出来。出了大牢，怒火中烧的李自成一刀宰了他的债主，然后就怀着满腔的仇恨投奔了“造反派”，并迅速成为起义军领袖。
李自成攻城掠地、势如破竹，皇帝不得不加大军费开支。没办法，只能以各种名义收税，进一步收割“韭菜”。“韭菜”的日子本来就无以为继，于是更多的“李自成”投奔李自成，又进一步迫使皇帝加大“韭菜”收割。不断恶性循环的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趁势南攻，于是清军入关，明朝崩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帝国成立时，新皇帝都会大赦天下，免除犯人的一切罪行和债务，同时减税，减少“韭菜”对皇帝的债务。但是历史总是螺旋重复，虚假繁荣的盛世之后，皇帝一定会加税、加税、加税，不断地与民争利，直到信用彻底破灭，帝国彻底灭亡。
本文部分素材和观点借鉴了施展《中国史纲50讲》，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