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民变成国家的“红利”

以前在微软工作时，我曾经有过一个困惑：中国貌似市场很大，但在微软的全球生意里，怎么竟然只有区区1%左右的份额？

最近看到埃森哲考虑出售大中华区业务的消息。《金融时报》报道，潜在估值最高15亿美元，也只有埃森哲总市值的1%左右。^[1] 这又让我想起当年的疑惑：十几亿人，听起来是何等庞大的市场，怎么落到具体的生意上，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大？

我的第一反应很直白：人多，但没钱买东西，人口红利未必不是一个谎言。

当然，你很容易反驳我：苹果的生意就很不一样呀，2025财年，大中华区贡献了全球约15.5%的收入。^[2]

苹果这个反例，倒提醒我把问题想清楚一点。微软和埃森哲的客户主要是企业，生意做多大，还受采购、竞争和市场准入影响，不能直接拿来衡量普通人的购买力。苹果更直接地面对个人消费者，它的表现说明，人口规模确实可以成为市场优势。但人多、劳动者多、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多，毕竟不是一回事。

于是，我的问题也变了：我们一口一个“人口红利”，到底在说什么，又究竟是谁的红利？

一

人口红利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个政治说词？不是。经济学里正经有这个概念，只不过它说的事情，比“人多力量大”具体得多。

通常所说的第一人口红利，来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出生率下降，孩子占比减少，而此前出生的一大批人陆续进入劳动年龄，于是能够工作的人相对多了，需要抚养的人相对少了。只要这些人有合适的教育、健康和就业机会，社会就有条件多生产、多积累。^[3]

有意思吧，打开这扇窗口的，恰恰可能是少生孩子，而不是人口越来越多。当然，等这一代人老去，窗口也会渐渐关上。

所以，人口红利首先是一个增长机会，既不是数人头发奖金，也不保证每个人都能领到一份。

中国过去几十年创造的财富是真实的。大量劳动者进入城市和工厂，与工业化、贸易扩张、技术进步一起，建成了庞大的生产体系。这里面有多少增长应归功于人口结构，是经济学要细算的账。我更想追问的是：这些因素共同创造的财富，最后怎样回到了创造它们的人身上？

如果从“适合劳动的人多”，直接说到“经济一定强大”，又从“经济强大”直接说到“人民自然富裕”，中间其实省略了两件大事：人能不能有效地创造财富，以及创造出来的财富怎样分配。

前一件，中国用世界工厂的规模作出了回答。后一件，不能拿同一张成绩单再回答一次。

二

不妨想一位流水线上的工人。

他熟练、勤劳，生产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对工厂来说，他的劳动创造收入；对买家来说，他的效率和较低的用工成本意味着便宜货；对地方来说，工厂带来就业与税收。把千千万万这样的人组织起来，就是壮观的工业产能。

但他下了班，回到家，角色就变了。他要交房租、养孩子、赡养父母，也想吃顿好的，买点喜欢的东西。假如工厂的成本优势主要靠低工资维持，刚才让人赞叹的“低成本”，现在便是他工资条上不好看的数字。

同一个人，在生产端的竞争优势，可能正是他在消费端的窘迫。

所谓红利，在不同人的账上，原来并不长一个样。

这不是说劳动者这些年什么也没得到。生活改善有目共睹，收入增长也有统计可查。但“比过去好”与“增长成果分得是否合理”，是两个问题。不能因为一个人从吃不饱变成吃得饱，就认为他此后再问工资与福利都是不知足。

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36,231元，折合每月约3,000元。这是把家庭收入按人口分摊后的口径，包括老人、孩子，并非上班族的月薪中位数。^[4] 数字不替我们判断什么叫富裕，但它至少提醒我们：宏大的经济总量，落到普通家庭的生活里，尺度会变。

一个人口大国，即使人均收入并不高，总量也可以很惊人。我们却很容易把总量当作自己的身家，以为国家排名往前走一步，自己的日子就跟着上一个台阶。

然而，排在前面的是总量，买菜付账的还是你。

三

那么，增长的成果究竟去了哪里？

先看它们变成了什么。按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中国每100元GDP，对应的居民消费大约40元，投资形成的资本大约40.5元。^[5] 这是看产出用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说居民只分到了40%的收入。工厂、机器、道路、建筑，都在投资这一项里。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力量，仍然用在积累资本、扩充生产能力上。

这些投资当然会惠及居民。工人从建设中得到工资，企业扩大生产可以增加就业，道路也确实让出行方便了。可是，一条路能修出来，与一个家庭能否安心养老，终归是两件事。前者不会自动替后者结账。

一座工厂挣了钱，是给职工加薪，向股东分红，还是留下利润再建一座工厂？财政多了一笔收入，是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还是补贴产业、再上一个建设项目？每个选择都可能有理由，却会把增长成果带向不同的地方。

工资、经营所得、财产收益和转移支付，是财富进入家庭的几条主要途径。企业扩大了、资产增值了，收益首先按相应的权利和规则分配；一个主要靠工资生活的人，并不会仅仅因为同属“人民”，便自动分享到其他人的资产收益。居民之间，也不是一个共同的钱袋。

因此，“社会创造了财富”只是算账的起点。接下来还得问：谁有权分配，按什么规则分，拿到收益的究竟是哪些人？

保障同样不是一句“全民”就能齐平。世界银行的报告特别指出，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提供的保障并不均等，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者尤其面临缺口。^[6] 一个人可以进入城市的生产体系，为同一条产业链工作，却未必得到与城市正式就业者同等的保障。劳动已经被接纳，生活保障却没有同样跟上。

另有一些钱，确实到了居民手里，却不敢花。

父母可能生病，孩子还要读书，工作未必稳定，自己总有老去的一天。每一笔存款，都可能早已在心里有了用途。账上有钱的人，也会觉得自己没钱，因为他不敢把未来的退路花掉。

世界银行估算，2023年中国家庭储蓄率约占可支配收入的31.3%，并将社会保障缺口、人口变化与收入差异列为储蓄偏高的重要原因。^[6] 储蓄里有富裕家庭花不完的结余，也有普通家庭不得不留的后手，不能看见一个总额，就以为家家有余钱。

而这些存款，又构成银行体系的重要资金来源，支持企业融资和社会投资。钱仍在储户名下，只是它对社会是一种可以组织起来的资金，对储户却可能是一笔不敢动的保命钱。

还有人觉得自己真的变穷了，也不奇怪：一个家庭工资略有增长，房子的市值却跌了，房贷还在，净资产照样可能缩水。少掉的这部分财富，并不需要有谁把现金装进口袋，它可能随着资产价格下跌而消失。

于是，“钱去了哪里”有几种很不一样的答案：增长所得未必都成为居民收入；到了居民手里，未必都可以放心消费；曾经积下的资产，也未必始终保值。把这些情形混成一句“大家都有钱了”，和混成一句“钱全被拿走了”，一样省事，也一样看不清人们的处境。

问题的要害，恰在这些具体安排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建议减少部分公共投资和产业支持，把更多财政资源转向医疗、养老、失业保障等领域。^[7] 这是一项政策选择：同样是为了发展，可以继续优先增加产能，也可以让家庭少承担一些风险。

不能每次谈产业，都觉得还应多投一点；每次谈百姓的保障，又觉得还可以再等一等。

四

“国富民穷”这句话，常常用来形容眼前的落差。我觉得，“国强民未富”更能说明这里的问题。

“强”可以是生产能力强、基础设施强、资源动员能力强，并不等于各级政府都有花不完的钱。很多投资留下了资产，也留下了债务。把公共设施和产业规模当作国库里的现金，账一样会算错。

然而，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追问：一个社会为什么能把那么多人、那么多钱组织成宏伟的工程，却仍然有那么多家庭，要为一场大病、一次失业忧心忡忡？

生产怎样组织，收益怎样分配，风险由谁承担，这三件事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答案。一个体系完全可能很擅长动员个人的劳动和储蓄，却没有同样充分地保障他们的生活。于是产业在壮大，个人也在努力，家庭却始终不敢松口气。

这便是我从人口红利里看到的，“国强民未富”的一种机制。

危险还在于，我们可能会把这样的状态当成理所当然：先积累，再发展，再壮大，等到足够强大了，人的生活自然会好起来。

但是，谁来决定什么叫“足够”？

如果人的生活永远可以为下一个目标让路，富足就永远是将来时。今天需要低成本的劳动力，明天需要更旺盛的消费，后天又需要更多的新生儿；若衡量人的价值只看发展缺什么，人就只能轮流充当这些缺口的填充物。

年轻的时候，他是劳动力；老了以后，他又成为抚养比里的负担。

人口统计当然需要这样的分类。可一个具体的人，不会因为从一栏移到了另一栏，就失去获得好生活的理由。

随着老龄化加深，过去有利于增长的年龄结构正在改变。生产率和技术仍可继续进步，人口结构的窗口却不能原样重来。^[3][7] 这使我们更有必要问：在那一代人最能劳动的岁月里，积累下来的财富，有多少已经成为他们老去之后的保障？

工厂需要维护，机器需要更新，贷款需要偿还。创造这些资产的人，也需要养老。不能算到最后，机器的折旧有人安排，人的晚年却只好自己想办法。

我起初怀疑的是，人口红利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现在觉得，需要警惕的恰好是另一件事：红利可以真实存在，而创造红利的人，仍未得到与之相称的生活保障。

人民为国家创造了什么，可以统计；国家的发展怎样使人民受益，也必须交账。一个人来到这世上，并不是为了替某张报表贡献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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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时报》，Accenture looks to sell Chinese operations for up to $1.5bn，2026年10月18日。报道的是潜在出售及估值，交易并未确定；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Stock Analysis市值数据在2026年10月28日列示埃森哲股权市值约1,448.1亿美元，15亿美元相当于约1.04%。这里比较的是潜在业务出售估值与全公司股权市值，只作量级参照，不据此推算营收占比。微软约1%的说法保留为作者任职时的印象，不作为当前业务数据。 ↩︎

2. 苹果公司2025财年10-K，分部净销售额表：大中华区643.77亿美元，全球4,161.61亿美元，相除约15.47%；大中华区含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两家公司的地区与业务口径不同，本文用来提示企业表现存在差异，不作同口径的市场规模比较。 ↩︎

3. 联合国人口基金，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只解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变化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不把全部增长成果都归因于它，也不将其减弱等同于经济必然衰退。 ↩︎1 ↩︎2

4. 国家统计局，《2025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中位数为36,231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为43,377元，实际同比增长5.0%。本文不据此声称居民普遍变穷或收入份额持续下降。 ↩︎

5. 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表4.8。2024年中国居民及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为40.0%，资本形成总额为40.5%。资本形成也含存货变动；这张表反映产出用途，不能将40%解释为居民仅分到40%的收入，更不能将其余部分直接算作被剥夺的财富。 ↩︎

6. 世界银行，China Economic Update，2025年12月，报告第20—23页（PDF文件第26—29页）。31.3%为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是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相关部分讨论保障缺口、家庭储蓄、住房资产及金融中介。 ↩︎1 ↩︎2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ow China’s Economy Can Pivot to Consumption-led Growth，2026年2月18日。本文关于发展目标、分配权和人的生活应否继续让路的判断，是作者基于这些事实作出的评价，不是该机构的原话。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