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虫又回来了
五十多年过去，为什么又在发动群众抓虫？
北京最近在抓毛毛虫。
而且，不是偷偷抓，是公开的比赛！
北京野生动物园发出“勇士征集令”，号召游客成为美国白蛾的“天敌”。9月28、29日两天，136名游客抓了21.06斤，大约70600条。抓得多的有奖，一等奖十张门票，二等奖五张，三等奖两张。有人一个人抓了596克，大约4000条，居然只拿到第二名。
这当然不只是野生动物园突然有了奇怪的创意。
今年北京的美国白蛾确实严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已经布设1907个监测点、42台物联网监测设备，组织200多支应急队伍，光上半年就飞防258架次、完成129万亩次预防性防控。除此之外，还有喷药、诱捕、剪除虫幕、释放寄生蜂，以及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办法：发动群众。
官方文件用的当然是更现代的说法：
“社会参与、群防群治。”
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词：
构筑生态安全“群众防线”。
看到这里，我忽然有一种非常弔诡的感觉：
这一幕，我见过呀！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飞机，并不在机场，而是在山上。
那时候我连汽车都没有坐过，甚至也许见都没有见过。
大约是1973或1974年，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那时我经常当牧童，在山上放牛——那一年毛毛虫多得吓人，后来来了飞机，打药灭虫。
飞机飞得非常低，低到我站在山上能够看见机身上的字。
对于一个汽车都没有坐过的山村孩子来说，那是一个很奇异的场面。现代工业文明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出现在我头顶，竟然不是载我去什么地方，而是来杀毛毛虫。
可是毛毛虫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越来越严重。
于是只好开始发动群众抓虫。抓来的毛毛虫可以换点钱。于是大人孩子都去抓。
几十年以后查资料，我才知道，这并不是我们那个小山村的特殊发明。
1970年代，中国多地都曾大规模用飞机防治松毛虫。临沂地区1970至1978年累计飞机喷药110万亩。1972年虫灾严重时，一些树上甚至有数百、上千条松毛虫。 1973年，安徽庐江松毛虫危害25万亩，全县“发动群众采松毛虫茧”，还专门设了26个收茧点。 浙江一些地方到1978年仍是“发动群众手工捕捉，政府拨款收购松毛虫”。
所以我的记忆并没有错：
飞机打药 → 灭虫失败 → 发动群众 → 抓虫给钱。
半个多世纪之后，北京换了一套界面：
飞机还在飞，监测已经物联网化，手机可以“拍照识虫”，奖品不再按斤付钱，而是排行榜、门票、纪念徽章。
治理方式升级了，那个熟悉的按钮却还在：发动群众。
我小时候另外一个很深的政治记忆，也是声音。
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牛，突然听见大队高音喇叭放起哀乐。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位堂哥正好在旁边，他说：不得了了，毛主席死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对于“国家”的最早感知其实非常具体：
一架贴着山头飞过的飞机。
一个挂在村里的高音喇叭。
飞机来消灭毛毛虫。
喇叭告诉我伟人死了。
国家从天空和声音里进入一个孩子的生活，并且还带入一个非常强烈的时代信念：世界是可以被改造的。
山可以移。
河可以截。
湖可以围。
麻雀可以消灭。
害虫可以消灭。
只要组织得足够好，人足够多，意志足够坚定。
后来美国学者Judith Shapiro写了一本书，书名干脆就叫《Mao’s War Against Nature》。其中第一章直接讨论人口、水坝与政治压制，研究的正是毛时代政治权力、乌托邦式改造冲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但我对这种事情最深的认识不是从书里来的，而是从老家的一个小水库来的。
那个水库小得不能发电，也没有起到什么灌溉作用，后来顶多像一个大鱼塘，却把原来的生活空间一刀切开。
当地人甚至记不住那小水库叫什么名字。
大家只说：
水库里。
水库外。
我父亲和我大伯原本生活的地方被水隔开。我小时候每天从“水库里”走到“水库外”上学，只能沿着水库边的山腰走。小时候从那条路边掉下去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
直到今天，汽车仍然很难开进去。后来虽然勉强修了一条路，外人也根本不敢开。
结果是什么？我小时候那个小村庄，现在已经没人住了。
水库什么伟大目标都没有完成，却成功创造了两个新的地理概念：
里面与外面。
有时候工程最持久的成果，并不是设计书上写的功能，而是它怎样重新安排了人的一生。
许多年之后，我去黄石公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它的美景，而是另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那里有大片森林被火烧过，一根根树干黑在那里，可是树下早已重新郁郁葱葱。
导游告诉我：如果是自然形成的火灾，只要不威胁人和设施，并不一定非要扑灭。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今天确实如此解释黄石：火本来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一些植物甚至依赖周期性火灾更新。黄石最初大约一百年也曾相信火灾必须扑灭，后来生态研究才逐渐改变这种做法；现在的原则是，在保护人和设施的同时，尽可能让野火完成它自己的生态作用。
连烧死的树都不清走，因为死树也有用。它是鸟的巢穴，是昆虫的住所，倒下来以后又成为土壤的一部分。
黄石自己的介绍说得好：
Yellowstone is not a museum — it is a functioning ecosystem.
黄石不是博物馆，它是一个仍在发生的生态系统。
这也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农村：山坡垮了，如果没有压住人和房子，也就垮在那里；树死了，当然可以拖回来当柴烧，没用的话也就让它烂在那里。
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环保理念，它更像一种人在自然面前本能的分寸感：
我会利用你，但我知道我管不了你。
这时候再看今天北京的毛毛虫，就有意思了。
因为这种虫恰恰原产北美，它的学名叫 Hyphantria cunea，美国人通常叫它 fall webworm。
在美国本土，它当然也会暴发，也会把一整根树枝甚至一棵树包进白色虫网里，看起来非常吓人。
但是美国林务局对它的评价却很平淡：
在大多数森林环境里，只造成轻微落叶；生物学影响通常不严重；一般没有必要控制种群。
原因并不神秘：它本来就是那里的居民嘛！鸟、蜘蛛、寄生蜂、寄生蝇、捕食性昆虫和疾病已经跟它相处了不知道多少代。树也已经适应它。它通常又是在夏末秋初吃叶子，一棵健康的落叶树被它吃掉一些叶子，并不等于世界末日。
所以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消灭它，而是：先看看需不需要管。
这并不是美国人天生比谁高明。黄石当年同样拼命灭火。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人慢慢学会了一个非常违反现代人直觉的东西：
有能力干预，不等于应该干预。
当然，美国白蛾到了中国，情况又不一样了。
它在这里属于外来入侵物种，缺少原产地完整的生态制衡，大规模防治完全有生物学依据。这一点没有必要否认。
而且，“美国白蛾”也并不是今年为了反美临时发明出来的名字。198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林业部报告时，就已经正式使用“美国白蛾”这个名称，并要求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彻底消灭”。 今天，《美国白蛾检疫技术规程》仍然是国家标准。
不过有意思的是，它的拉丁学名 Hyphantria cunea 里面没有“美国”，英文常用名 fall webworm 里也没有“美国”，“美国”存在于中文名称里。
一个已经使用四十多年的正式名称，本身不能证明今天有人为了宣传才这样叫它。
问题在于，一个词进入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2026年的官方文件，不只是在讲昆虫学：它要求“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建立“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群防群治”的防控体系；目标甚至包括“不出现重大有害生物舆情事件”。
基层材料开始出现：
- “群众防线”。
- “群防群治”。
- “攻坚战”。
- “严防大规模爆发”。
- “正面引导”。
北京野生动物园则进一步把它变成：
“勇士征集令！美国白蛾‘天敌’请集合！”
于是几个词非常自然地排到了一起：
- 美国。
- 入侵。
- 警报。
- 天敌。
- 群众防线。
- 攻坚战。
这些词单独看，没有一个是假的：
- 美国白蛾确实原产北美，它确实属于入侵物种。
- 北京今年虫情确实比较严重。
- 群众参与人工捕杀也确实可以减少虫口。
可是语言从来不只由字典决定。当“美国白蛾入侵”进入一个早已高度政治化的传播环境，再配上一整套战争、敌我、动员、防线的语汇，你很难要求普通人的大脑把其中的政治联想全部关闭。
有没有一份文件明确写着“借美国白蛾宣传美国是敌人”？
我不知道。我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它有。
可是宣传真正有效的时候，本来就不需要把暗示写成命令。
所以毛毛虫是不是一个兆头？
所谓兆头，如果是说毛毛虫一多，北京就要发生什么灾变，那当然只是迷信。虫子不可能预言历史。
可是“兆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征候。
五十多年以前，我站在山上，看着飞机从头顶低低飞过。飞机没有把毛毛虫灭完，于是发动群众。
五十多年之后，北京拥有物联网监测、无人设备、生物防治、现代农药，可以一次释放几亿只寄生蜂。
可是最后还是：发动群众。
只不过——
以前按斤换钱，现在有排行榜、门票和纪念徽章；
以前广播里喊，现在手机里推送；
以前叫“发动群众”，现在叫“公众参与”。
技术当然进步了。治理世界的想象是不是也同样进步了？
也许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毛毛虫，而是每当复杂的自然系统出现问题，仍然很容易重新回到那个古老的诱惑：
既然它不符合我们的计划，那就把它消灭。
可是我固执地相信：
自然不是计划表。
河流不是管道。
森林不是木材仓库。
火也不只是灾难。
毛毛虫更不会因为一个政府下定决心，就退出生态系统。
我小时候那架飞机早已不知道去了哪里，毛泽东也早已死了半个世纪。
可是2026年的秋天，北京又有人拿起筷子，参加一场抓毛毛虫比赛。
这一次，毛毛虫还有一个格外应景的名字：美国白蛾。
毛毛虫又回来了。
而某些东西，也从来没有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