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场遇到“仇敌”，该当如何？

“上周就通知了，怎么到现在还没跟客户说？”

项目会上，高程把这句话说得很自然。许宁刚接完参展商的电话，还没来得及解释，负责人已经转向她：“赶紧处理，别耽误布展。”

许宁在一家会展公司负责联系参展商，高程对接场馆。这次，部分参展商的入场时间从上午改到了下午，客户追问，她才知道有这回事。会后，高程终于转来那封通知：场馆确实上周就发给了他，她却是今天才收到。

她往上翻聊天记录。此前已经有过类似的事，她也明明白白说过，变更请及时同步。结果到了会上，又成了她没有把事情做好。

最累的还不只是多打几通电话。以后每接一件事，她都得先想一想：这回，又有什么是我不知道、最后却要算在我头上的？

一、先承认，有人确实在伤害你

“仇敌”用在职场，似乎重了一点。大家不过是来上班，何必把关系想得如此严重？

确实，否决你的方案，不见得是在打压你；要求严格，也未必就是存心刁难。一次漏发消息，可能只是疏忽。我们不能把凡是使自己不舒服的人，都归进仇敌那一栏。

然而，也真的有人会利用手里的位置，持续损害另一个人。截住消息，让你做错；改了安排，却说你没有听清；当面说没有问题，出了事又声称早就提醒过。事情反复发生，指出来以后仍然如此，再用“是不是误会了”劝自己，就未必是在宽容，也可能是在替伤害寻找一个可以继续的理由。

许宁把几次变更的时间列出来。场馆什么时候发，高程什么时候转，她什么时候才有条件通知客户。她终于看清，这不是自己再细心一点、再勤快一点就能补上的缺口。

至于高程为什么这样做，是争功，还是看她不顺眼，她未必能弄明白。人也很少会把恶意签字盖章交给你。保护自己，不需要等到对方承认“我就是故意的”。可核对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已经值得认真处理。

这时最不急着问的，恰恰是“我是不是还不够宽容”。先看见发生了什么，才谈得上怎样回应。否则，一边不断受伤，一边忙着责备自己心胸狭窄，连说清事实的力气也快没有了。

二、该防范的，仍要防范

许宁没有再去问高程：“你是不是针对我？”这句话即使问出口，大概也得不到有用的回答。她把完整邮件交给项目负责人，说明自己何时收到通知，哪些客户已经需要重新安排，以及现在还缺什么。

负责人看了一眼，说：“先把展会办完，其他的以后再说。”

“客户我会联系。但要我向客户负责，场馆的变更就必须让我同时收到。”许宁说，“这次有几家已经订好了车，改时间的事，也需要你一起协调。”

她要的不是负责人当场宣布谁好谁坏。眼前有一个必须改变的安排：消息不能只握在一个人手里，出了差错，却由另一个人解释。

负责人答应让场馆以后同时抄送她，另找一位同事协助处理运输时间。高程没有道歉。下次开会，许宁仍然会紧张，但至少不必再完全依赖他的转述。涉及客户承诺的口头变更，她也会补一条消息，请相关的人确认。

这些事不壮烈，有时还有点烦。可是，面对一个已经反复伤害你的人，防范本来就需要工夫。关系没有值得信任到那个程度，就不必装作已经信任；责任没有说清，就不要含糊地接下来，再用自己的晚上把窟窿全补上。

当然，不是每个负责人都愿意处理问题。有的人护着对方，有的人本身就在参与打压。留下记录未必换得来公正，必要时还得寻找可信的支持，争取调整合作或汇报关系，甚至准备离开。一时走不了的人，也不必因此再受一次责备。我们各自手里的余地，并不一样。

读大卫与扫罗的故事，不能只记得大卫没有杀扫罗，却忘了他一直在躲避追杀，也当面指出扫罗在猎取自己的性命。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末尾，扫罗回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则上山寨去了。他没有亲手加害扫罗，也没有因此马上回到扫罗身边。（撒母耳记上24:11–22）

不报复，与继续保护自己，原可以同时成立。一个人的悔意值得怎样判断，关系能够恢复到哪里，还得看后来的事实。

三、我可以反对他，不必学他

但事情还有难的另一面。

许宁整理邮件时，也看见高程后来补发了一份安排，协助调整了几个展位。如果只截出前半段，把后面的处理藏起来，就能让他显得更加不负责任。她知道自己受了冤枉，也很容易想：他从来没有对我公平过，凭什么我还得把话说完整？

这念头并不难懂。受伤久了，人会渴望有一次，终于轮到对方说不清楚。

可是，他扣住消息的事，可以照实追究；他后来处理了什么，也不必抹掉。后者不能替前者开脱，前者同样不需要靠添加罪状才成立。要反对一个人，并不需要先把他写成每一分钟都在作恶的人。

许宁可以要求撤回会上那句不实的指责，也可以正式反映反复发生的问题。如果查清责任以后，高程被撤去权限，甚至失去职位，那是需要面对的后果。不能因为结果会让他难受，就反过来说许宁不够善良。

界限在于，为了让他更难受，我是否开始制造新的不实，或者明知参展商会受损，仍故意放任事情出错，好看他挨骂。提醒已经看见的问题，是自己能够作出的选择；之后谁来处理、投入多少人手，仍须由负责人安排，并不因此全归自己收拾。

大卫曾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撒母耳记上24:12）他求伸冤，并没有宣布恩怨从此一笔勾销；他也没有把结束不义的盼望，全部押在自己亲手除掉扫罗上。

那段历史有受膏君王的特殊处境，不能搬来给今天的老板加一道“不可问责”的护身符。对基督徒来说，可以从中学习的，是把最终的是非与审判交给神，同时认真面对眼前该说、该做的事。公义不只剩下我能不能扳回一局，信靠也不等于等着看对方遭报。

你也许仍很生气，见到他仍会难受。无须等到心里全然平静，才能先作一个决定：这份材料，我照实交。让他承担他做过的事，不再加上我替他编出来的事。

四、他倒霉了，就成了我的喜事吗？

展会结束一段时间后，公司复核了几次工作问题，高程不再统筹下一场活动的场馆安排。有人把消息发进闲聊群，顺手问许宁：“这下解气了吧？”

她确实松了一口气，也有些快意。那些被轻轻带过的问题，终于有人处理了；以后不用再事事经过他，也少了一层提心吊胆。这有什么不可以高兴的呢？

值得多问的一步是：我盼望的究竟是伤害停止，还是他受苦？倘若事情已经得到处理，我是否还希望再出点什么事，让他更惨一点，才觉得此前的委屈算有了交代？

圣经里有一首《弓歌》，是大卫在扫罗与约拿单死后所作的哀歌。扫罗曾提携他，后来又追杀他；约拿单是他所爱的朋友。同一场败亡里，还有战死的以色列人。大卫所面对的失去，远不止一个仇敌不在了。（撒母耳记下1:11–12）

他在歌中记念勇士，哀悼约拿单，一声声叹息英雄仆倒。那是当时真实的悲痛，不是一份替扫罗撤销过错的判词，也没有被写成一首庆功歌。（撒母耳记下1:17–27）

我们与一个恶意同事的关系，当然不等于大卫与扫罗的关系。受过伤的人，无须照着这首诗表现悲伤，更不欠对方一番赞美。但它让我们看见一种没有被私人得失占满的心：仇敌的失败，并不足以概括眼前发生的一切。对方待我的恶，也不足以使他的每一种痛苦都变成善。

许宁不必替高程求情，也不必撤回材料。有人需要了解经过，她仍可以如实说明。只是那些与工作责任无关的嘲笑，不需要她再添一条；高程的难堪，也不必成为她每天回来品尝的东西。

后来做复盘，她交了完整的往来记录，也提出下一次变更应当怎样通知。那份记录没有再被她转进闲聊群，供大家接着取笑。

她与高程的关系并没有修复，她也仍在考虑要不要留在这里。爱工作，不要求她爱上这样的处境。只是决定下一步时，她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有值得投入的事要做，不必把往后的日子，都用来等这个人更倒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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