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民族中，汉人不擅长唱歌跳舞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其他民族都会在快乐或痛苦时载歌载舞，而汉人往往只会呆立、傻笑或飙脏话，擅长歌舞的人虽然也不少，但作为民族特征则是几乎可以确定的。
这也许是一种刻板印象。与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等热烈奔放的舞蹈、将音乐舞蹈融入日常生活相比，汉人显得过于内敛、克制和理性，让人觉得汉族不擅歌舞，其实并不一定如此。
确实，汉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极具音乐与舞蹈传统的民族，并不缺少歌舞传统。在周礼中，音乐舞蹈甚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当时的“六乐六舞”制度，是祭祀、朝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那时候，舞蹈不仅是娱乐，更是礼制与教化的一部分，武舞、文舞象征着军事与文治。
古典诗词与歌舞紧密相关，唐诗宋词大量表达宴饮、歌舞、音乐场景，例如白居易《琵琶行》、李白《清平调》等等。“歌舞升平”、“对酒当歌”之类成语和诗句，反映出歌舞是士人生活的一部分。
民间传统也广泛存在歌舞文化。汉族各地都有传统秧歌、腰鼓、舞龙舞狮、灯会、社火、花鼓戏等带有舞蹈性质的民俗活动。在广大农村，每逢年节喜事也常有自发性的歌舞演出。
那么，为什么现代汉人变得不会唱歌跳舞？汉人的个性被压抑、多数人不擅歌舞，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文化断裂怪象，是一个渐变后骤然断裂的历史过程。
明朝晚期，城市文化、商品经济兴起，昆曲、评弹、宴饮盛行，士大夫也讲究生活美学。但与此同时，儒家士人开始出现对“靡靡之音”、“逸乐文化”的批判，比如李贽、王夫之批判“礼崩乐坏”，也有清议之风排斥逸乐。这是一个文化繁荣与道德焦虑并行的时代，价值观的悄然分裂，为后来的自我审查与表达压抑埋下伏笔。
到清代中后期，礼乐系统名存实亡，表面上尊孔重儒，但实际多是实用主义的科举文化替代了礼乐文化，乐舞从贵族生活中退出，沦为戏台与民间艺人表演，失去了公共生活的正当性。此时，官民分界加剧，知识阶层不再以音乐舞蹈为修身方式，舞蹈成为下里巴人的代名词，汉人身体美学和审美教育随之衰落，情感转向文字与书斋表达。
晚清至民国则更甚，由于西学东渐、实业救国、军国主义崛起，使音乐舞蹈更被视为“软弱”、“无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启蒙运动虽然提倡新文化，但忽视了传统身体文化的价值。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也彻底斩断了礼乐传统的教育根基，舞蹈虽然被纳入“体操”或“美育”，却变成了“健康教育”，而非“文化表达”。
1949年之后，情绪与身体表达被彻底管控。由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量民间歌舞被“改编”为政治宣传工具。文革更是全面打压民间歌舞、宗教仪式、民间节俗，即使歌舞也只能是唱红歌、跳忠字舞。于是，个人情绪和身体表达被系统化约束，“大公无私”、“斗私批修”成为新道德标准。
改革开放后，尽管社会上出现KTV、广场舞等形式，但大多为消费型表达，不再内化为文化传统。学校教育以成绩和竞争为核心，艺术教育彻底边缘化。在生活中，跳舞的中年人往往被视为不正经，主流文化从未恢复对情感身体表达的尊重。
这都说明：汉人在文化上强调“含而不露”，在仪式中唱歌跳舞、在文学中抒发情绪、在音乐中表达情怀，总体上情感表达并不缺席，只是高度形式化。然而近现代以后，汉人似乎不会表达情绪，因为找不到社会接受、文化认可的出口：
- 传统文化被打断：
清末以后，儒家礼乐体系瓦解，诗词失传，琴乐冷落； - 工业社会兴起：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工作与考试压力下，情绪被压抑进效率里； - 革命政治文化的冲击：
强调斗争、阶级、牺牲，强调集体纪律，情绪表达被视为软弱或无用； - 现代教育体制：
强调分数和工具理性，而非审美和身体感知； - 男性文化特别受损：
在汉族男性中，哭泣、跳舞、唱歌被看作不成熟甚至“娘”，造成情感进一步钝化。
可见，汉人不擅歌舞并非民族特性，而是文化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不会，而是日常生活中不容歌舞。天长日久的文化偏见之后，从不容纳、不接受渐渐演变成头脑与肢体麻木，成为“不会歌舞”的民族性格。
这其实很可怜。缺失歌舞，就“丢失”了身体，你会越来越“头脑中心”，身体变得“残疾”，也找不到情绪出口，只能靠喝酒骂娘、KTV干嚎、刷短视频等方式“后补”。歌舞本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连接方式，现在只能靠屏幕“共鸣”，群体缺乏共情能力，社会戾气油然而生。没有了歌舞，节日和仪式都变成空壳化，年节成了购物节，婚礼变得例行公事。
人活着，真不该如此。歌舞本来是情绪表达和人际连接的健康工具，却成为了禁锢人格自由的借口。歌舞从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文化空间与生活审美的问题，只要汉人不将歌舞当作羞耻，文化断裂可以变成文化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