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枚历史人物，不属于这个时代。
他又是一头“千古明君”，直接影响和塑造了这个朝代。
他是野心家，充满战略思维的军事领袖。他从未摸过枪，却擅长游击战和灵活战术。他带领红军克服了国民党的围剿，通过长征保存了军事力量；他以“灵巧像蛇”的实用策略，在民族危难中壮大自我，又在内战中成为赢家。
他不信神，他认为自己才是神。他运用极端手段塑造个人魅力，通过个人崇拜夺取并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将自己塑造成人民领袖，利用群众运动打击内外部敌人，强化个人权威的同时，他也似乎击败了“纸老虎”。
他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坚信中国的未来在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建设能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他的信念始终坚不可摧，任何力量、任何困难和危机都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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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太理想主义了，企图以激进的政策快速实现理想，把整个中国当试验田，无视现实条件和经济规律，让全国陷入了巨大饥荒和社会灾难。
他发动大跃进，企图通过人民公社和工业化，实现“超英赶美”的快速增长，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然而过于理想化的经济计划和极端措施，强制性的粮食征收、不切实际的钢铁生产任务，使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困境，数千万人在太平年月的大饥荒中丧生。
他拒绝承认失败，进而发动前所未有的大浩劫。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断乎不是文化的革命，却是民族的自杀。他号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初衷是通过群众运动打击党内“走资派”，结果是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政治迫害和社会动荡，知识分子、干部和普通民众都被卷入了批斗和迫害，文化遭到全面破坏、教育系统完全瘫痪、整个社会陷入癫狂。
他的理想主义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从不考虑政策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他觉得集体意志和革命热情就可以战胜物质条件的匮乏，而当大饥荒、大崩溃来临时，他决不承认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带来的沉重灾难。相反，他以不容质疑的强大权威维护权力，压制和消灭一切批评和不满，使社会进一步陷入混乱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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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真正理想是成为千古明君，结果却成了千年笑话。他天天拜读史书，对历史上的帝王充满景仰和向往。他崇拜秦始皇、喜欢朱元璋，渴望建立大业、千古留名。他希望通过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他也因此名留青史。
然而他的理想宏大而空洞，他的目标不过是乌托邦。他的政策不仅未能实现目标，反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经济崩溃和大量人员伤亡。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他的“千古明君”梦活着破灭，他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夸张的反面教材。
千年笑话其实很不可笑。他推动的“人民公社”和“土法炼钢”，稍有常识即知很不现实，却变成形同儿戏的全国理想，焉能不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笑话。然而虚报产量、伪造业绩，人民公社的“食堂”成为大饥荒的导火索，数千万人的死亡使千年笑话变成他理想主义的祭奠。他又发动文革，不仅破坏了所有的的文化遗产，更在全国制造了极大的社会动乱，而起因仅仅是他需要通过个人崇拜的狂热来维系权力，其空间绝后的极度荒唐，怎么不让他成为后世讽刺的对象。
通过个人崇拜来打造“千古明君”的结果，并不是他像神一般的存在。他没有赢得“万岁”的光辉形象，却成了后世批评与讽刺的荒谬绝伦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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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全民族带来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苦难。他断裂中华文化、否定一切世代，造成中国失去旧有价值观，又未能建成新的价值观，对整个民族精神和历史传承造成了无法修复的严重冲击。
他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认为“旧社会”的文化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余，必须彻底摧毁，只有他才能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和文化体系。他发动全国群众“破四旧”，全面否定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从孔孟之道到历代王朝的伦理体系和社会规范，全部都是“封建糟粕”。
文革是“否定文化”的顶峰。大量的文物、书籍、古籍、寺庙、碑刻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被毁坏，文化传承被严重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仅摧毁了物质文化，还瓦解了精神文化。知识分子、学者、作家、艺术家等文化精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量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被迫害致死，传统的教育体系被完全打破。儒家思想、道家文化、佛教教义等传统文化体系被贬低和抛弃，导致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出现彻底真空。
他的所谓革命运动，不仅破坏了文化的物质基础，也摧毁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体系。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建立在儒家伦理、家庭观念和社会礼制之上，强调仁义、孝道、尊师重道等核心价值。而他提倡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大削弱了这些价值观，家庭观念、亲情、伦理道德等都被重新定义，甚至被视为“封建残余”。在文革中，父母与子女、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被颠倒，子女批斗父母、学生揭发老师层出不穷，传统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完全瓦解。
他否定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前所未有的个人崇拜，将自己塑造成民族的“红太阳”，将一切历史功绩都被归于他个人名下。他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取代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全国人民被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将他的言论视为绝对真理。这不仅否定了中华文化中的智慧和道德，还扼杀了文化的多样性和自由思想的发展。
然而他的种种尝试最终都失败了。中国社会在他死后陷入了严重的价值观危机。原有的传统价值体系已经被彻底破坏，新的文化体系又未能建立。共产主义在文革后的衰落，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得中国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陷入了道德和精神的真空。
他对传统文化采取全面否定和极端手段，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断裂。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的传承，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过多次变革与调整，但其核心价值始终传承和延续。然而文革是对它形成巨大打击，文化精英被消灭、传统价值观被摧毁，整个社会在精神层面陷入了一种无根的状态。中国失去了与自己历史的深厚联系，文化的断裂让人们在面对未来时失去了明确的方向感。
文化的断裂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发展方向。“破旧立新”政策未能在摧毁传统文化之后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体系，导致许多中国人陷入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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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统治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消灭了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导致全社会陷入了普遍的愚昧状态，丧失了基本的思考与判断能力。
他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宗教领袖、学术权威等各个领域的传统精英，导致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完全被摧毁。文革中，许多教授、学者、艺术家、科学家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牛鬼蛇神”，不仅失去了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在苦难中流失，很多人甚至失去了生命。系统性地清除精英阶层，使得中国在短时间内失去了知识的传承和创造力的源泉，形成了社会整体上的知识真空。
他以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无论是儒家伦理体系、社会规范，还是家庭结构、学术秩序，都在这些运动中被颠覆。文革时期，父母与子女、师生之间的关系被阶级斗争观念扭曲，整个社会陷入了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告发和迫害的恶性循环。这种极端的社会动荡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导致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他通过个人崇拜和意识形态控制，压制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自由。他以《毛主席语录》和政治教育，将自己塑造成全知全能的“红太阳”，所有人的思维和行为都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标准。任何独立的思考或质疑都可能被视为“反革命”，受到严厉的打击，甚至迫害致死。在这种氛围下，人民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整个社会陷入了集体性的思想贫乏状态。
在这种愚昧统治下，社会的判断标准被极端政治化，阶级斗争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人们不再依据事实、理性和伦理做出判断，而是依据政治意识形态来区分“敌我”。这不仅摧毁了传统的道德判断体系，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社会判断力，社会普遍丧失了对是非的基本判断力，盲目跟随政治潮流，迫害无辜，陷入一种集体性的非理性狂热之中。
通过持续的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他成功地将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人民不仅要从表面上表现出对他的崇拜，还被要求发自内心地信奉他为唯一真理。于是，个人崇拜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中心，理性和批判性思维被压抑。人民被引导去盲目服从和执行政治命令，而不是根据事实和理性做出判断。这种愚昧的个人崇拜，导致了整个民族在思想上的集体麻木。
文革期间，学校被关闭、教育体系瘫痪。学生被要求参加政治运动，批斗教师和知识分子，传统的教育功能被完全替代为“革命教育”和“忠诚于毛主席”的政治洗脑。这种文化与教育的毁灭性破坏，使得几代人失去了正常的教育机会，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急剧下降。他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和“革命青年”，缺乏起码的独立知识背景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只能盲目服从权威和政治指令。
通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和个人崇拜，他使整个民族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建立了一套价值体系，而他的革命和运动使得这种价值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和极端的个人崇拜。这种精神危机不仅体现在人们失去了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认同，还体现在对未来失去了清晰的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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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理想之中，其实并不包含共产主义。他是非常灵活的实用主义者，非常擅长整合战略资源，善于利用各种思想、力量和局势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目标，根本无视这些资源是否与共产主义理论是否一致。他从不狂热于意识形态，这只是他的资源和工具。
虽然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在实践中，他根据现实情况随时调整策略。他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应用到中国农村，而不是主要关注城市工人阶级，因此他通过“土地革命”动员了大量农民。他虽然采纳了阶级斗争的核心，但他灵活地将其适应到中国国情中，而不拘泥于经典的工人阶级理论。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又暂时放下阶级斗争，与国民政府伪装合作。他将意识形态工具化，根据需要灵活运用，完全不被理论所束缚。
他天生具备极强的战略资源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利用各种外部力量来为自己服务。他在抗战期间获得苏联的援助，但并不完全依赖苏联的意识形态；他在内战期间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失误，使得自己的资源得以壮大。在这些资源整合中，他并不局限于共产主义框架，而是不管军事、政治、文化甚至国际外交资源，只要有用，拿来就用。
意识形态只是他的工具，他善于调整和改写教条。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他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实现所谓的“阶级消亡”和“文化革命”。这些运动冠以共产主义名义，但其实与共产主义完全无关，他只是用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消除政治对手。
所以他并不相信任何主义，当他宣讲理论或主义时，他宣讲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他没有信仰，他只相信权力。他用“千古明君”梦和各种行为表明，获取、巩固和维持权力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调动意识形态、发动群众运动、清洗党内敌人、建立个人崇拜，都是为了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确保成为中国政治的绝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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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书只读权力斗争，他对权力极度敏感、颇具天赋；他非常极端和偏狭，他否定医学和一切科学，又极其狂妄和迷信，是中国历史上的妄人之最。
他深谙权力斗争之道，从早年的农民运动、游击战，到历次战争中的灵活战略，再到掌控整个国家的权力，一直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斗争手腕。然而，这种权力迷恋也使得他将经济、文化、科技等一切其他问题，都简化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他强调“阶级斗争”，无论是在大跃进中的经济决策，还是在文革中的社会治理，都体现了他权力至上的思维模式。
他否定医学与科学，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他完全否定医学教育，对西方医学更不信任，他倡导“赤脚医生”，在个人生活中也对卫生习惯无知和漠视。他公开反对刷牙，说“老虎也不刷牙”，宣称漱口就足够了；他从不洗澡，认为不洗澡可以增强免疫力。他完全无视基本的科学规律，炮制出“大炼钢铁”等一系列荒谬政策，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灾难。他对科学的忽视和不尊重，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他轻视一切常识和科学视，迷信自身的独特性，将个人经验和感受当作绝对真理。
他不懂装懂，陷入个人崇拜的迷信状态，把自己看作是“无所不能”的领袖。他对周围的奉承和赞美表现出极大的享受和依赖，狂妄到越来越偏离现实，甚至相信自己能够超越历史和自然规律。他在狂妄的推动下发动文革，他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意志力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摧毁一切旧制度，建立崭新的世界。这种狂热的结局只能是深重灾难。
他赞赏朱元璋，其实他就是朱元璋的平方。朱元璋出身贫寒，依靠军事才能和政治斗争建立了明朝，在掌权后极端防范功臣，实行严厉的专制统治，最终导致了残酷的清洗和镇压。他也出身草根，凭借军事和政治斗争登上权力巅峰，也对权力异常敏感，时常发动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他们都通过对权力的掌控和极端手段，维持个人统治，但这种方式往往伴随着对理性、知识和制度的破坏，最终造成了深远的社会灾难。
他和朱元璋都是典型的妄人，相信自己是历史的绝对主宰，能通过个人意志和权力改变一切。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地位高度自信，甚至认为自己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和理性规范。他们忽视现实条件的限制，对社会造成深重伤害。
可惜他没有朱元璋命好，朱元璋的儿子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篡位登基，但小子有才，为明朝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推行一系列政策重塑了明朝的声望，也保障了明朝的长寿。他儿子却死的死、疯的疯，让他在接班问题上陷入困境，他的政治遗产在他死后迅速瓦解，他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恶劣影响也被彻底清算。这正是天意昭昭、报应不爽，历史就是无情的轮回与报应，自称为神的人终归会遭到应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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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标榜，他领导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的困境，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并在国际上有了重要地位。他却装作不知道，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不仅结束了中国的长期帝制、确立了现代的国家体制，而且在历经抗日战争等艰难困境之后仍然维系整个中国的主权，它才是在国际上拥有重要地位的统一国家。
相反，是他发动内战造成中国分裂至今，他所建立的政权称为“新中国”只是政治宣传，强调的是内战的胜利，企图抹去的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中华民国长期存在的事实充分证明，他不是国家统一的英雄，他是民族分裂的元凶。
如果没有他的分裂内战，中国就不会经历内战、饥荒和极权政治等等重重灾难。中华民国本可以在1945年顺利恢复和平、继续建设国家。在抗战期间虽然经历了内外困境，但中华民国依然是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并且在抗战胜利后也有机会通过宪政建设推动现代化。1947年中华民国通过的宪法，原本有望通过民主程序进一步完善国家制度。如果没有的内战和颠覆，中华民国本有机会在大陆施行宪政，逐步推进民主化和现代化。
内战导致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国家分裂。如果没有这场内战，中国有可能避免在抗战之后再次经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破坏。如果中华民国继续治理中国，有可能能够实现更稳定的国家统一和持续发展。而他执政后，导致了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数千万人的死亡和无穷无尽的社会动荡。如果没有他掌权，中国原本可以避免这些极端政策，走上一条更为平稳的发展道路。
相较之下，台湾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虽然1950年代也曾面临一些困难，但经过几次经济改革，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并来逐步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中华民国的体制与西方国家更加接近，有助于中国更早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避免长期的封闭和贫困，更有可能带领中国走向繁荣。
所以，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会分裂，也不会经历内战、极端政策和个人崇拜等巨大的创伤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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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功劳簿”上记着，他推翻了旧社会的封建制度。
100%胡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随着清朝灭亡而结束。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封建帝制在中国正式终结。他从未推翻封建制度，真正结束封建制度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相反，他推翻了正常运转的中华民国政府，恢复了事实上的封建皇朝。
他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消灭异己，以极强的个人崇拜色彩将自己塑造成不可挑战的领袖形象，其权力范围远超古代的皇帝——个人至上，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他牢牢控制了国家命脉，党、军队、政府都完全服从于他的个人意志，以至高无上的“最高指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这岂止是皇权的复辟，其实他比皇帝更皇帝。
他号称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实际上他的个人权力远远超过任何民主和制度的限制，任何法治原则在政治运动面前都不存在，制度的规范性和程序性遭到彻底破坏。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律和制度服从于皇帝的意志，但皇权并非完全不受制约，而他则完全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任意决定国家的走向。神圣不可侵犯的“红太阳”，地位和权限胜过古代的“天子”，不仅普天之下莫非他土、率土之滨莫非他臣，他还统治着一切思想、政治和文化。
所以他的报应也是必然的。皇权制度通过明确的继承规则而延续，尽管常有权力斗争，但继承人通常是皇帝的儿子或近亲。但他的皇权模式没有清晰的继承制度，导致他死后出现接班人困境，也反映了“千古明君”集权统治的脆弱性。他的社会主义皇权，其实远远不如他全面否定的封建皇权。
他的“功劳簿”上又记着，他带领人民抵抗外族侵略。
100%欺骗！他不仅不抵抗外族侵略，他反而是与外族勾结推翻现政府的农民起义领导者。作为天然的实用主义分子，他以战略操纵获得苏联在军事、经济、工业等诸多方面的长期支持，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军“眉来眼去”暗中结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战役都是由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正面战场都是国民党主力部队承担的。而他的战略是“保存实力，敌后发展”，避免与日军正面对抗，同时准备国共内战。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活跃在农村和山区，通过建立根据地扩大了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从来都没有发挥过宣传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为战略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远远不及国民政府。因此，他从不与日军进行正面冲突，以免在正面战场上遭到重创，他宁愿国民党与日军进行正面战斗，削弱国民军的实力，从而在战后争夺政权。他以抗战为掩护，表面上与国民党联合对抗日军，真正目标是通过抗战积累力量、建立政权。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等政策，他在根据地吸引了大量农民的支持，为战后发动内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日本一投降，他就全面发动内战，并从中国大陆打跑了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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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咬牙切齿地说：他对中国的唯一贡献，就是他死了。
残酷，却是真相。
他不是吹捧中的“伟大领袖”，他的死亡标志着中国开始爬出深渊。只有在他死后，中国才打开国门改革开放，老百姓才能吃饱穿暖，从变革的窗口中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幸亏他未能“万岁”，不能永久主宰中国的命运。
而今天，只有全面而完地否定他是“一代伟人”，彻底清算他的错误政策和极端意识形态，中国才能踏上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和人类普遍价值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