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朱洪武就是孩子王。他给财主家放牛时，带领孩子们把牛杀掉吃肉。

他把牛头和牛尾埋在两边山头，然后跑去告诉财主：牛成了仙，钻进了山里面。不信，你拉拉牛尾巴看看。

财主一拉牛尾巴，牛头就发出“哞哞”的叫声。

这个传说，是我小时候放牛听来的，关于牛元璋的故事。

那时候我不明白：如此神化朱元璋，是蓄意而为之的。

多少年来，人们一边传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一边却又传讲他的“神迹”——他为了夺取权力而编造的假人假事。

一、资源就是权力

谁在掌控世界格局？

掌控世界的是一个复杂的隐形网络，由大国政府、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地区联盟及其他权力中心构成：

• 大国政府
  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其外交政策、经济战略和军事行动对全球格局具有生决定性能力。
• 跨国公司
  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具有巨大影响力，其投资决策、市场策略和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产业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
• 金融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政策和援助方案对各国经济带去变局。
• 国际组织
  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秩序、调解国际争端和促进全球合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地区性强国和联盟
  欧盟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度在南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力，这些地区性力量也对全球格局产生影响。
• 非政府组织和运动
  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在，推动全球变革、倡导人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些势力相互交织、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共同塑造了当前的世界格局。

注意，这些组织都只是抽象概念，真正起作用的是其中的个人。可以说，资源掌控权与分配权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掌控资源的人通常掌握着分配资源的权力。

• 经济资源
  掌握大量资本、自然资源等经济资源的人，在资源的分配上具有显著影响力。例如，大型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富有的个人通过投资决策和市场操作影响经济资源的流动和分配。
• 政治权力
  拥有政治权力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能够制定和实施资源分配的政策。例如，国家预算的分配、税收政策和公共投资都与资源的分配紧密相关。
• 技术和信息
  掌握先进技术或关键信息的组织或个人，可以影响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分配方式。例如，科技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和数据控制，对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产生重要影响。
• 国际关系
  在国际层面上，掌控资源的国家或组织能够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施加影响力，影响国际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比如，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

可以粗略地说，掌控资源者掌控世界。但不能进一步简化说“富人掌控世界”，因为财富只是一种资源、金钱只是资源的表征。

但经济资源是一切权力的基础。经济资源能为其持有者提供巨大的权力，形成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社会影响力，从而按己意塑造全球格局。实际控制巨大经济资源的人通常从不公开露面，他们隐藏在暗处，成为真正控制世界的权力中心，公众关注的“台面人物”只是他们的发声渠道或代言人，也就是所谓“白手套”。

代理制政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可能性。台面上的政客往往扮演“桌面”上的角色，而真正的权力在“桌下”，掌权者在幕后影响决策，他们包括经济巨头、利益集团或秘密组织等，所谓的选民代表只是他们的执行“道具”。官僚体系只是表面上的权力结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才是真正的“游戏玩家”。

在集权的政治体系中，权力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极低，使得真正的掌权者难以识别。这就更加使得面上人物变成傀儡，幕后操控者可以“垂帘听政”影响和操控政治过程。

不管你有没有信仰，认识到这种现象之后，应该提升认知维度，采用上帝视角，承认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神，他掌管天下权柄、决定历史走向，也分配各类资源，或任凭资源掌控者分配资源。神是全能的主宰，掌控所有事物的运行，不仅创造了世界，还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至高无上的作用。神拥有主权和智慧，历史的发展和事件的发生都在他的计划和控制之中。他又允许人类享有自由意志，允许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管理和分配资源，但是他对资源分配保留最终的决定权。于是从人的视角看，世界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都是由人类的制度、政策和权力关系决定的，神像所有幕后操控者一样默然不语，任凭人类行使自由意志和管理职责。

因此，即使不从信仰角度、只从现实利益角度，相信神的存在、顺服神的旨意，也有助于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

二、总有破局者

掌控资源的人，总是希望维持现有格局、不要打破阶层界限，他们倾向于维持现有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利的。他们尽力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避免可能的威胁或挑战。通过稳定的环境来维持现有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他们就可以避免结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因此，他们努力集中掌控资源，并尽力维持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的固化。掌握资源的人通过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防止下层或新兴势力的崛起。他们从来不会顾虑：阶层固化导致社会流动性下降，会阻碍创新和变革。

不仅如此，掌控资源的人还通过控制资源的分配，来再生产和巩固权力结构。他们可能通过教育、媒体、政治运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资源掌控者对维持社会结构稳定性的重视是他人难以想象的，只要能够维稳、只要不打破现有的格局，他们不在乎社会是否正常运作、经济发展是否照常发展。

不过，当遭到社会环境变局和来自内外部的压力，不变不足以维持资源掌控者的利益时，他们也会支持甚至主动挑起某些改变或变革，以便持续维持他们所期待的社会格局。

当一个社会持续稳定、阶层固化如一潭死水时，人是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能够存活已属赏赐，打破格局、谋求阶层突破却是想都不能想，“动手动脚”固然犯罪，思想和言论也在必禁之列。

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挺好，你会是不错的螺丝钉，在底层内卷中提升个人竞争力。你可以省吃俭用，通过相信“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之类的教导，来积累一些资金和资源，提高一点家庭生活水平。反正人生在世，一辈子的时间很短，穷财万贯也好、上无片瓦也好，你的生与死、活得好与坏都不会影响大局。

你长有创新的脑子，能够通过创业改变世界，让地球成为更好的地方？不幸，也许你历经九死一生，好容易赚到第一桶金，穷十年之功登上成功的顶峰，你却发现，你比同龄人苍老十岁、积累的财富还不如你打工的同学。你要是再顺路到小溪小河考察一二，就更能发现它们无不通往长江黄河，而它们千百年来可曾变过？

你可以通过自我锤打来提升心理韧性，你可以通过“跪舔”来结交人脉，你可以通过不停发声来积累名声，你可以利用政策来支持正义理想，你可以参与竞争来尝试打破僵局，你可以加入新兴行业来主动作为，你可以打破传统观念来突破限制，你可以利用高新科技来改变现有流程……你可以做的事件非常之多，但是只要你当年的投胎技术不佳，你各种折腾的最好结局也不过是给他人做嫁衣裳。获取影响力、争取话语权，通过战略联盟争取资源、通过政治参与争取权力，进而突破阶层局限、成为人上之人，参与到资源掌控与资源分配之中？黄梁美梦或可一试。

然而，越是稳定僵化、越是阶层固定，越是会冒出一些“楞头青”来打破僵局，他们总是试图重新分配资源、重建权力格局，或则武装起义、密谋政变，或则策划选举诡计、用阴沟暗渠埋葬敌人，总之是不甘寂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粗略说来，在社会长期稳定、阶层固化严重的情况下，率先出差试图打破僵局的力量，可能来自四种人：

1. 无处安身的边缘人

企图“搞事”的人从来不是一般的社会底层。调皮捣蛋、翻江倒海的孙悟空，当他被囚五指山五百年时，他从来没有反抗过。他不是没有能力、更不是不想翻身，而是因为他看不到指望，他被体制彻底驯服了。就像人宁愿饿死，也不出村讨饭一样。

即使最底层，在社会上总归能混到某一角色；最可怕的是把角色混丢，变成社会边缘人。他们往往出身社会底层或者被现有的权力结构排斥，缺乏或失去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基。他们反抗现有秩序的动机通常来自于生存压力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他们的成功往往依赖于民众对现有政权的不满，利用社会的动荡和混乱进行暴力革命，但他们缺乏长远的战略和国家治理能力，很多情况下只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局部的胜利。

宋江原是滋润无边的小押司，因一时犯傻杀了阎婆媳，就把自己逼上绝路；林冲原是风光无限的部队教员，甚至可谓国家栋梁，因遭人迫害又死里逃生，却发现人生只剩下不归路；李逵本是杀人逃狱的“黑旋风”，却又挥舞两把板斧逢人便剁，混到无处藏身也是自然……水浒英雄无论出身如何，最后都混成了社会边缘人，假装武装起义“替天行道”，本质还是企图夺回他们觉得理应属于他们的资源。反正已经彻底边缘化，烂命一条不值钱，不如拼死一搏，或许混个招安不仅找回原有地位，还能挣得或骗得更多资源。除了水浒英雄，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和西汉的绿林军也都属于这种边缘人。

无处安身的边缘人很难通过传统的方式获取权力，只能暴力造反：

• 暴力起义
  由于缺乏合法手段，边缘人通常选择暴力革命、农民起义等激烈手段。像陈胜吴广的起义、李自成的农民军都以直接反抗现有政权的方式夺取权力。
• 煽动民众不满
  边缘人往往利用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号召同样被压迫的群体共同反抗。他们通常会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田免粮”、“太平”、“平等”等口号，借助民众的支持形成巨大的力量。
• 神秘主义和民间信仰
  边缘人物往往依赖于民间宗教、神秘主义来获取支持，制造自己是“天选之人”、“救世主”等光辉形象。例如，陈胜吴广制造神秘感，说“大楚兴，陈胜王”；黄巾起义利用道教，声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干脆自称上帝之子，以宗教之名传播影响力。

2. 受尽压制的寒族

寒族可不是“韭菜”，韭菜是别人的手中刀、刀下鬼。寒族往往出身并不显赫，典型出身是“见过贼吃肉”的破败家庭，或者家道中落如诸葛亮、倍受歧视如曹操，受到传统权力阶层的压制。寒族身体虽“寒”，却心中有“火”，拥有超凡的才能和野心，并且懂得如何利用权术、个人能力和机遇来逐步获得权力。

在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寒族是最受压制或排斥的族群或阶层。不管是因政治、经济或社会，还是由于家族自身出现变故，他们感受到既有权力或资源被剥夺，所以他们不能像韭菜一样安之若素，他们必须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去争取更大权益、抢夺更多资源。

太监养子出身的曹操，从暗杀权贵董卓的刺客，化身为重塑天下格局的军事领袖，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不戴皇冠的事实皇帝。诸葛亮出身更“寒”，没有机会“令诸侯”，但他也瞅准机会“营销”自己，与另一位寒族刘备抱团取暖，总算也像曹操一样混得丞相的头衔，也像曹操成为事实皇帝——只是他“又当又立”，权力游戏中偏偏喜欢演出忠臣戏。春秋战国的商鞅、吴起也是如此，他们能够迅速崛起，往往是因为在特定历史时刻展示了非凡的军事、政治或者外交能力，并且能够顺应时势抓住机会。

就连鲁迅也可算为寒族翻身。因着祖父科考诈骗，他本来差点混成社会边缘人，幸亏时代有变，他可以出洋镀金变成寒族，进而他看到作为寒族的机会：“替天行道”，揭示社会底层的困境、推动社会意识的觉醒。他不像曹操那么“耿直”、却像诸葛亮一样“爱演”，终于成就属于他的寒族之路。

相比边缘人，寒族夺取权力的方式就“优雅”一些：

• 权术和谋略
  寒族通常擅长使用权术和谋略来逐步夺取权力。他们往往在体制内获取经验，通过精明的政治操作和人际关系获得影响力。曹操就是典型代表，他通过参与政治权力斗争，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 借助外部力量
  寒族常常借助外部力量，如通过军事功绩、外交手段或建立新的盟友体系来获取权力。诸葛亮凭借智慧和外交手段，帮助刘备统一蜀国，最终成为关键的政治人物。
• 合法性构建
  寒族往往通过“正当性”，来证明自己夺取权力的合理性。例如，曹操通过奉天子以令诸侯，利用现有合法政权的名义逐步实现个人权力的集中。

3. 志在天下的豪族

对于已经拥有相当权力和资源的世家、豪族或贵族来说，他们的野心不是因为权力不大、资源不足，而是因为志在天下，他们放大民众对现状的不满，通过推动变革获得更大的权力，进而重新分配资源、改变社会结构，从中谋取指点江山的绝对权力和利益。

他们通常出身于大族，拥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和经济基础，具备雄厚的家庭势力和社会网络，在崛起过程中充分依靠家族或宗族的力量，利用复杂的政治联姻和军事联盟。他们从小参与政治，通常在体系内有极高的地位，有着强大的政治眼光和战略思维，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们就能通过家族的影响力和资源进行政治扩张和军事行动，最终成功夺取政权。

像李渊这样的世家贵族，虽然早已大权大握、威镇四方，但眼见民变四起、社会动荡不安，而天下格局的掌控者摇摇摆摆，便奔起一搏，很快夺取掌控天下的能力，进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赵匡胤如出一辙，他同样是前朝高官，面对混乱不堪的政局、中央政权的更迭，他编个假故事、做个政变局，终于混得“黄袍加身”，跃升为掌控天下格局的资源人。

豪族夺取权力的方式往往更具规划性和系统性：

• 家族支持
  豪族通常利用家族的影响力和财富资源，来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李渊在隋朝灭亡前依靠家族的资源积累了庞大的势力，最终顺势而起，建立唐朝。
• 联盟与政治联姻
  豪族善于通过政治联姻、结盟等方式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赵匡胤通过与大族、权贵合作，赢得支持并最终通过“黄袍加身”完成权力交接。
• 合法的权力转移
  豪族通常利用合法手段，避免直接的暴力夺权，而是通过系统内的合法转移获得权力。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稳固了宋朝的中央集权，避免了直接的武力冲突。

4. 战功崛起的军事领袖

因战功而崛起的军事领袖，往往像朱元璋一样出身低微、或像项羽一样出身貌似高贵。他们通过军事才能获取战功，逐渐积累力量，获得民众和士兵的支持，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崛起不依赖家族或财富背景，而是凭借出色的军事天赋或指挥才能。

比如，朱元璋早年穷苦，从和尚而化身将军，通过军事成功最终建立了明朝；项羽出身破落贵族，在国家处于极度动荡时迅速崛起，利用混乱局势、凭借军事成就建立一支忠诚的军队，成为西楚霸王。

战功崛起的军事领袖通过赫赫战功和武力征服来获得权力：

• 军事力量
  战功崛起的领袖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功来获取权力。他们通过不断的征战和胜利来获得士兵的忠诚，并利用军事胜利带来的影响力，最终进入政治中心。
• 士兵忠诚与个人魅力
  依靠战功的人物，往往通过个人魅力和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赢得士兵的拥戴和追随者的忠诚。项羽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号令天下，虽然最终失败，但他曾经依靠军事力量曾经掌控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 夺取时机
  军事领袖非常擅长抓住权力真空或国家动荡的时机，通过军事行动直接夺取政权。

由是观之，野心家若出自边缘人，则像韭菜一样，长也由他、割也由他；若出于寒族，则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若出于豪族或军事家，则一夜改变出身，顿成龙之传人，成功者坐龙椅、穿龙袍，极天下之权传至子孙后代。

三、权力要素

古往今来，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也无论什么政体、什么组织，夺取权力都有一些套路或模式，包含明显的一些共性。尽管信仰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大相径庭，人性的本质从来不会变。

夺取权力的方式不外乎：

• 军事政变
  通过武装力量直接推翻现有政府，获取现有权力。军事政变在历史上非常有效，在现代国家中亦经常出现。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拥有暴力就有机会夺取权力。
• 起义与革命
  通过发动起义或革命，推翻现有政权，建立新的政权。起义和革命不易成功，需要强大的经济资源，更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
• 选举与窃选
  在现代民主国家，通过选举程序获得权力是主要方式。候选人需要获得支持，通常依靠竞选活动和选民宣传，其中亦不乏阴谋和欺骗。

夺取权力的方式表面看来很不一样，似乎民主选举更现代、更文明，政变或革命更落后、更野蛮，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权力永远都为少数人所掌握，差别在于极少数人垄断所有权力，还是少数人瓜分权力且相互制约，民主并非当真意味着权力由所有人共同拥有。

无论何种方式，夺取权力的关键因素都包括：

1. 合法性构建

成功夺取权力的关键是能够聚集足够的支持者或追随者，而动员支持者的基础是合法性构建，合法性是权力的基础，夺取权力的关键是构建合法性。没有合法性的权力很难得到持续的支持，往往会遭遇内外的挑战。

在君主制国家中，血统和合法继承是获取权力的重要途径，王位通常由具有合法血统的继承人继承。这会造成潜在继承人之间的激烈斗争，但其实却是最容易、最有效率也成本最低的方式。

• 道德和政治正确
  领导者必须让人们相信，他们代表着正义或道德力量。通过塑造“我们代表人民或正义”这样的形象，就能够获得群众支持。
• 身份与文化认同
  利用历史传统、文化认同、宗教权威或民族、阶级等身份来建立认同感，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继承者或领导者，如古代帝王强调“天命所归”，让支持者相信你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也因此提供一个共同的目标，或塑造一个强大的敌人，使人们感到团结。
• 选举或群众支持
  通过选举等形式让人们感到权力是“人民授权”的，或者利用群众运动，表现出得到广泛支持的印象。

例如，拿破仑称自己为“法兰西第一执政”，并通过多次公投确认自己的领导地位，构建起革命后的合法性。

2. 控制资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掌握金钱、物资、土地等经济资源，才能购买支持、建立权力基础，所以必须掌握获胜所需的强大资源，而不必考虑是否合法。资源就是权力，资源可以用来维持行动、购买支持、建立组织、分配利益，掌握资源才能争取支持者、进一步巩固权力。

• 经济支持
  金钱是筹措军队、购买装备、提供补给的基础。
• 技术和信息
  在现代社会中，掌握信息、技术和媒体资源，就能极大地增强对舆论和民众的控制。
• 人力资源
  能够吸引关键的有经验的人才或技术专家，对组织的成功非常重要。

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的经济援助和武器供应，帮助殖民者最终获得胜利。

3. 战略组织

组织能力是夺取权力的基石。有效的组织可以将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构建有效的领导、计划和资源管理能力，形成合力。

• 清晰的领导层
  建立有效的领导结构，确保指挥协调。
• 明确的目标和计划
  制订明确的夺权计划和行动步骤，逐步推进。
• 资源管理
  合理分配和运用资源，使行动具有持久性。

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地下斗争时期，依靠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清晰的战略，使之能够在内战中击败国民党。

4. 宣传与信息控制

图谋权力者都懂得控制舆论的重要性，他们通过控制媒体和信息流通，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塑造公众舆论，塑造权力的合法性。他们利用宗教、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工具，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宣传的目的不仅是争取支持，还要瓦解敌人内部的士气。

• 宣传理想
  通过媒体、演讲、出版物传播一种新的社会愿景或意识形态。
• 制造恐惧或紧迫感
  让群众相信当前局势迫切需要改变，需要新的领导来拯救他们。
• 打击对手
  通过揭露对手的弱点或制造舆论压力，削弱竞争者的权威。

例如，希特勒通过纳粹党强大的宣传机器，成功地鼓动了德国民众，对其政权的快速崛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舆论宣传中，有两点要害：

• 利益诱惑
  通过利益分配的承诺和宣传，以经济利益的诱惑来骗取特定群体的支持。
• 领袖魅力
  通过演讲和各种蛊惑，建立个人权威，进而赢得支持、获取权力。

5. 武力或暴力的威慑

武力或暴力在权力斗争中往往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便夺取权力的过程不总是通过战争或暴力完成，武力威胁也往往是有力的谈判工具。

• 军事力量
  如果能够控制军队或武装力量，就能够通过实际的威胁或暴力行动压倒竞争者。
• 恐怖手段
  通过暗杀、威胁或恐怖活动，削弱对手的信心，打击其权力根基。
• 维护治安
  利用军警或民兵组织确保社会秩序，为自己夺权提供有利环境。

例如，罗马帝国的各类政变中，军队和将军的忠诚往往决定了权力的归属。

6. 外部支持

外部势力的援助是权力斗争中的关键因素。外部支持可以是来自其他国家、团体或组织的经济、军事或政治援助。

• 国际联盟
  与外部强国建立盟友关系，获得援助。
• 合法性背书
  外部力量的支持能够为自己的夺权行动提供合法性。
• 资源补给
  外部资源可以提供战争物资、资金以及外交支持，增强内部力量。

例如，在冷战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更替受到美苏双方的支持和干预，如越南战争中的南北两方分别获得苏联和美国的支持。

四、合法性构建

诸多因素之中，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是一切的核心。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即或像洪秀全、李自成一样一时获得权力，也不能持久把握，权力反而成为丧身之地。获得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常见手段包括：

• 意识形态操控
  从前的皇帝或君主，都宣称其权力来自于神圣的授予(“君权神授”)，也就是权力来自于神的意旨或授权。因此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的支持非常重要，必须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合作，甚至政教合一，以此增强统治的正当性。
• 继承传统与文化习俗
  在王位继承制度，通过血统和家族传承来获得合法性，让之外的人无法染指。中国帝王自称“天子”、埃及法老自命“神子”，他们“天命”或“德治”等历史和文化认同方式，来证明和增强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 宪法与法律改革
  夺取权力后，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来确保权力符合法律规定，以巩固合法性。民主国家通过宪法和选举程序来合法化权力。如果法律不合己意，就修改宪法或制定新法律，使自身的权力合法化，例如通过修改宪法来延长任期、巩固权力。
• 骗取或表演民意支持
  现代民主国家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程序，来获取民意支持、合法获得权力，尽管选举可能是不公正的完全舞弊。为了增强合法性的表达，他们往往采取民意调查、公众活动和群众集会等民意“表演”手段。
• 军事胜利与保护
  采用军事行动，通过战争胜利来获得和巩固权力，也证明自己的能力、合法化权力的正当性。还可通过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稳定等手段，向民众提供安全感和保护能力，骗取和赢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
• 经济成就与社会福利
  通过经济增长和繁荣、提高生活水平，可以证明和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和合法性。通过提供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和和公共服务，可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和认可。经济成就和社会福利的真实状况并不重要。
• 国际认可和承认
  通过政变等手段新成立的政权，都会寻求寻求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以此合法化自己的地位。参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是一条捷径，通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签署国际条约，来增强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使用获取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手段时，志在天下的夺权者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简直就是政治上的“国际流通货币”，在所有朝代、所有政体和所有地域通行无阻，可以帮助洞察一切政治运动的真相、了解一切政客的谋略。

1. 代表特定群体

权力谋求者往往自称为某一特定群体、通常是弱势群体的代表，以获取这些群体的支持。例如，工会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政党声称代表中产阶级或贫困群体的利益。然后，他们承诺减税、提高福利、增加就业机会等，通过具体的政策承诺来骗取那个特定群体的支持。

2. 利用恐吓和恐惧

他们动用国家机器，通过秘密警察、人身监控和严厉的法律措施制造恐惧氛围，对反对者进行打压和恐吓、对异见者进行控制和驯化，使民众不敢出声、更不敢反抗。同时，他们通过夸大或制造外部威胁，宣传外部境外势力或国内叛乱，来使民众产生恐惧、持续恐惧，不得不依靠政权提供的“保护”。

3. 诱惑与利益交换

“大棒”之外，他们提供费用补贴、税收减免、就业机会等“胡萝卜”，以经济利益的诱惑来骗取特定群体的支持。他们还“施恩”于民，通过任命亲信、提供高薪职位和特殊待遇等“胡萝卜”，以官位和权力来收买支持者。

4. 制造身份认同

权力者利用国家荣誉、历史传统和文化象征等，煽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使民众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政权的合法性挂钩。有些人还鼓吹某种宗教或文化价值观，利用宗教信仰和文化的认同，来赢得信徒或文化群体的支持。

5. 社会动员和群众运动

夺取权力离不开政治运动。他们组织和发动草根运动，通过大规模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等手段，来证明广受欢迎、展示合法性。他们还掌控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舆论来引导公众情绪和观点，制造民众对某些政策或领导者的支持。

(一) 起义造反

无论是古代的起义造反还是现代的政治势力，他们在争取民众支持、构建合法性时所使用的策略，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1. 代表特定群体

陈胜吴广起义时，说“天下苦秦久矣”，“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水泊梁山造反时，绝对不说他们是为自己争取利益，而是“替天行道”。替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出头，是他们共同的“大旗”。

2. 利用恐吓和恐惧

他们揭露现政权官员的暴政、贪腐、无能及对百姓的压迫，宣扬如果不推翻现政权，百姓的生活会更加恶化，以煽动百姓对统治者的恐惧，并通过“大楚兴，陈胜王”鱼腹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口号或日食、地震等天象，来制造政权即将崩溃的恐惧感，暗示天命已经转向。同时，威胁那些不愿支持或加入起义的人，通过恐吓来逼迫民众站队，屠杀背叛者、地主或其他敌对阶层，从而制造恐慌、警告反对者。

3. 诱惑与利益交换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句人人可当皇帝的诱惑，让千百年来的野心家共鸣。黄巾起义的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巢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李自成则凭借“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免税民谣，以流寇直接攻入北京城。

4. 制造身份认同

他们利用神秘符号或宗教信仰来制造身份认同，或宣称自己是某个历史人物或神灵的后代或化身，借助佛教、道教、基督教思想来激发认同感，鼓动百姓相信天命支持他们推翻暴政。他们用“均贫富”、“平天下”等口号来构建超越现有阶级压迫的身份认同，将现有政权塑造成腐败、无德的敌人来形成强烈的“我们”对抗“他们”的对立，而他们则是具有超常勇气、智慧或神秘力量的英雄，宣称自己是天选之子或救世主，还以自己出身平民来建立身份认同，暗示任何人都可以改变命运。

5. 社会动员和群众运动

古代造反者利用民谣、预言、谣言等手段来操纵舆论，制造和传播特定的符号和象征来获得支持，利用群众对神秘现象和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来动员和激发起义，伪造信息或事件来以达到政治目的，一切都与现代并无二致。他们有时打出复兴古代王朝的旗号，号召百姓怀念过去的辉煌时代，或者利用民众熟知的历史人物和故事，赋予起义道德上的合法性，或者通过强调地域共同体、共同社会身份的利益，煽动对其他地域或地主官僚阶层的仇恨，制造出强烈的地域或集体认同。

(二) 中共夺权

共产党的权力获取和维持策略，尽管政体和历史背景不同，表现形式和具体操作亦有所不同，但核心逻辑完全相同。

1. 代表特定群体

共产党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以此骗得和维持合法性。他们通过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来动员工人和农民，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2. 利用恐吓和恐惧

通过描绘“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制造对“反动势力”的恐惧，进而强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同时，通过政治清洗和镇压异见者，制造恐惧氛围，维持统治。

3. 诱惑与利益交换

通过土地改革、国有化和再分配财富，吸引和收买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支持。通过提供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争取民众支持。

4. 制造身份认同

通过宣传和教育，推广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利用革命历史、革命领袖、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巩固权力基础。

5. 社会动员和群众运动

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和政治动员，展示民众支持。组织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展示对共产党的支持。通过控制媒体和信息流通，塑造公众舆论，争取和维持支持。

(三) 当代政治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代政治也并没有什么新鲜把戏。

性别意识形态、全球变暖、全球流行病等花样翻新的政治议题，其权力获取和维持的策略如出一辙。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权力机构通过它们谋取合法性和正当性，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堂皇冠冕毫无差别。

1. 性别意识形态

政党和政治人物通过倡导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来赢得女性选民和进步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号称代表女性、特殊性取向与性定位人群，推动性别平等政策、反对性骚扰和家庭暴力法案，以骗取这些群体的支持，并逼迫大众接受他们的政治推动。

于是，他们将性别话题塑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用于塑造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通过干扰教育、广为宣传，推销性别平等理念，企图使之成为社会共识，从而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利用性别议题动员社会力量，展示合法性。他们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倡导骄傲月活动、在正常的体育赛事和教育活动中渗入性别意识形态，骗取民众对性别平等的支持、打击对性别意识形态持异议的民从。他们的目的是：增强政权的正当性。

2. 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教”通过强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制造恐惧氛围，从而推动相关政策和措施。政府通过夸大气候变化将导致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等效果，来骗取民众对环境政策的支持。

宣传和洗脑已经让很多人以为，全球变暖是板上钉钉的科学事实。何况，通过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可以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和就业岗位，这就能吸引相关产业和群体的广泛支持。例如，如果你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就有机会获得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

看看全球变暖的“玩家”是谁就能明白一二。他们制订和参与《巴黎协定》，通过在全球气候谈判和协议中的积极表现，并承诺减少碳排放，展示国际责任和领导力，提升国际声望和地位。他们的目的是：增强国内外的合法性。

3. 全球流行病

SARS和新冠等全球流行病，让政客找到了公共健康与安全的新领域。他们通过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通过实施疫苗接种计划、推广防疫措施，展示政府在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能力，以此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如此，他们参与全球卫生组织、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通过在国际合作和援助方面的积极表现，展示国际责任感、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从而增强国际声望。

因大流行失业、身体受损、日子难过？不要紧，他们提供经济支持和恢复计划，通过经济刺激计划、失业救济和企业补贴，帮助受流行病影响的群体，以此缓解经济冲击，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全球流行病是国际化政治和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也是权力机构获取和维持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有力工具。他们通过代表特定群体的切身利益、利用恐惧和诱惑等手段，将政治议题伪装成关心人民、爱护民众，从而动员社会力量、塑造社会舆论。他们的目的仍然是：增强政权的合法性。

(四) 经济组织

在经济组织中，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手法和策略，与政治领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1. 控制信息

高层管理者通过获取和保留重要的战略信息，掌握关键的内部信息和市场情报，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来增强自身的地位，从而确保决策权。他们利用公司内部邮件、会议和公告等通讯和宣传工具，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强调自己的贡献和能力，塑造公司内部的舆论。

2. 网络和联盟

与与董事会成员、高管团队或有影响力的的关键人物和部门建立联盟，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共同推进和支持自己的权力。同时，建立和利用外部的商业关系和网络，通过与供应商、客户和行业协会的关系，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增强自己的地位。

3. 业绩和成果

通过完成关键项目、达成重要的业务目标，来夸耀卓越业绩和显著成果，从而提升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平时积极宣传自己的业绩和贡献，通过定期报告、业绩总结和公开演讲，展示自己的成就，让上级和同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4. 资源分配

通过掌控预算、人力和技术等关键资源，管理重要的部门或项目，确保自己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增强自己的权力。通过奖金、晋升和培训机会，激励和笼络下属，表演合理分配资源和利益，赢得支持和忠诚。

5. 利用恐惧和诱惑

利用裁员、降职或批评等手段，制造对手或反对者的恐惧，从而削弱他们的影响力。通过绩效评估和考核，施加压力，控制员工行为。通过晋升、加薪和奖励等手段，吸引和激励支持者。通过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和物质激励，增强自己的支持基础。

6. 文化和价值观塑造

通过塑造和推广符合自身利益的企业文化，倡导创新、团队合作和绩效导向，来塑造公司文化，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和影响力。利用公司员工培训、内部刊物和内部会议和宣传活动，传播自己的管理理念，推广和强化自己的价值观。

7. 个人魅力和领导风格

通过公开演讲、日常互动和个人表现来展示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赢得员工和同事的信任和支持。采用民主、权威或变革型领导风格，并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和领导风格，来最大化影响力、巩固已有的权力。

(五) 宗教领袖

宗教组织的领袖有夺取权力和影响力时，基本模式相同，只不过更强调迷信和超自然手段。

1. 教皇权威的建立

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中，教皇和高级教士常常依赖神圣权威和宗教仪式来确立其领导地位。教皇的权威来自于上帝授权，他们利用宗教信仰和超自然的神圣性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并影响信徒和政治领袖。

2. 宗教奇迹和圣物的利用

一些教士和修道院利用假装或声称神迹、圣人遗骸或圣物迹，以此吸引朝圣者和捐助者，增加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

3. 女巫狩猎和巫术审判

在欧洲历史中，宗教领袖和政治当局利用对巫术和魔法的迷信和恐惧，进行了广泛的女巫狩猎和巫术审判。这些事件不仅加强了宗教领袖的控制力，还加深了对他们神圣权威的信任和依赖。

4. 神秘主义和神秘学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一些宗教和哲学家通过神秘主义和神秘学的学说，试图获取超自然的智慧和权力。例如，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cism，源自于希腊-埃及文化，结合神秘主义和哲学思想，强调人类灵魂的成长和智慧的寻求)和阿尔伯特斯主义(Alchemical studies，结合化学和哲学，试图通过炼金术等物质变化来实现精神和身体的完美)等学说，深受一些知识分子和贵族的欢迎，他们尝试通过超自然的理解来增强他们的精神和权力。

(六) 宣传口号

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政权，在夺取权力时，宣传口号都是重要的合法性构建工具，用于忽悠民众、凝聚人心以及制造认同等。

1. 古代中国

• 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质疑世袭制度，号召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王侯。“大楚兴，陈胜王！”——借助预言制造神秘感，鼓动民众。
• 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道教教义结合天命论，宣扬政权更替的正当性。
• 李自成起义：“均田免粮。”——承诺分配土地，免除赋税，吸引农民支持。
• 太平天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借用宗教平等思想，号召平民百姓。

2. 现代中国

• 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口号，号召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 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针对农民，强调阶级斗争和土地分配。“为人民服务。”——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共产党的宗旨，凝聚群众。
• 文化大革命：“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号召摧毁传统社会秩序，推动革命。

3. 古代西方

• 雅典民主运动：“为自由而战！”——雅典政治家和军事领袖在对抗波斯的战争中，强调希腊城邦自由和独立的重要性。这种口号利用希腊人对自由和自我治理的渴望，激励士兵为民主制度而战。
• 斯巴达克斯起义：虽无明确的口号，但起义者口头传递的思想是“自由与反抗奴役”、“为自由战斗”。
• 凯撒大帝：“凯撒万岁！”——凯撒利用对自己个人形象的神化与荣耀，赢得士兵和平民的支持，塑造了自己的英雄形象。
• 西塞罗的政治演讲：“保护共和国！”——在对抗凯撒和其他军事强人的时候，西塞罗在演讲中经常使用“保护共和国”和“反对暴政”等口号，激励元老院和公民维护共和制度。
• 君士坦丁大帝：“以此征服(In hoc signo vinces)。”——传说君士坦丁在决战前夜见到一个十字架的符号，听到神的声音说：“以此征服。”他将此作为神的旨意，并宣扬基督教的合法性，从而在战胜对手后获得广泛支持。这个标志成为君士坦丁的象征性口号。
• 十字军东征：“上帝的旨意(Deus Vult)。”——号召基督徒为了信仰解放圣地，以宗教信仰凝聚军队。

4. 现代西方

• 美国独立战争：“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通过表达对自由的强烈追求，激励殖民者反抗英国统治。“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反对英国的无代表税收政策。
• 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三大革命精神成为法国的革命口号，塑造了法国的国民认同。
• 俄国十月革命：“面包、土地与和平！”——列宁用这一口号吸引了广大饥饿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鼓动推翻沙皇政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表达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对抗资产阶级的思想。
• 纳粹德国：“今天属于我们，明天属于整个世界(Heute Deutschland, Morgen die ganze Welt)。”——宣扬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和扩张主义。
• 二战时期英国：“我们将战斗到底(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丘吉尔用这一口号激励英国人民在面对纳粹入侵时坚持不懈。
• 二战时期美国：“保持民主的火焰燃烧(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号召美国人民为战争贡献力量，保卫民主制度。

5. 当代政治运动

• 美国民权运动：“我们将战斗到底(We shall overcome)。”——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争取平等权利。“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近年的民权运动口号，强调种族平等。
• 环保运动：“没有地球，就没有未来(No planet, no future)。”——通过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呼吁关注气候变化。
• 全球性女权运动：“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女性主义者强调个人经历与社会不公正的关联性。“她决定，她的身体(Her body, her choice)。”——强调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 英国脱欧：“收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号召英国脱离欧盟，恢复对国家事务的自主权。
• 川普主义：“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简单直接，激发情感共鸣，在关切美国本土利益的同时，还突出了经济、文化和国家主权问题。

五、欺骗

在合法性构建过程中，权力的夺取者经常“装神弄鬼”，诉诸于高于人类的超然力量或抽象理念，以便有效地增强其正当性，使民众相信政权或领导者有权统治。通过这种方式，权力的夺取者可以从某种神圣的、超越人的权威力量或更广泛的抽象理念中获取合法性，使其统治看似合理并具备不可挑战性。

1. 超然力量，如天、神、天命等

古代君主制中，天命、神意等超越人类的力量常被用来为统治者赋予合法性。中国的皇帝自称“天子”，强调其统治权力是“天命所归”，如唐朝李渊在称帝时强调自己是“天命所归”。

在西方，中世纪的欧洲君主常通过“神权”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性，声称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即所谓“君权神授”，以这种理论帮助国王避免质疑其统治权的正当性。

2. 抽象理念，如民主、自由、人民等

在现代社会中，人民主权、民主、自由等抽象理念取代了天命或神权，成为合法性构建的重要工具。革命者往往声称自己是为了代表人民利益而行动的，如美国独立战争时使用“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来争取民众支持，建立新的民主政权。

人民概念也成为权力的来源。中共通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强调自己是工农阶级的代表，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支持。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也使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试图以民主和人民意志取代旧的君主制合法性。

在民主国家，合法性常通过民主程序的方式建立，通过选举、公众参与的机制使政权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塑造“人民赋予政权”的印象。

3. 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

意识形态也常作为合法性构建的重要工具。共产主义借助阶级斗争理论，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民族主义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至上，纳粹德国就通过“雅利安人优越论”赋予政权的合法性。

这种宣传当然是明晃晃的欺骗。然而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不择手段的欺骗都是被广泛使用的。唯其如此，才可以操控舆论、误导公众，并且削弱对手的支持，进而实现权力的夺取、巩固和扩展。

• 虚假承诺
  政权争夺者常常做出空洞的承诺，以赢得选民或支持者的信任。政治领袖可能承诺进行经济改革、提供福利等，实际上这些承诺可能无法兑现，或是实现的方式与承诺大相径庭。
• 宣传和信息操控
  通过控制媒体和信息渠道，散布对自己有利的谎言或扭曲事实。这包括夸大成就、隐藏问题、制造虚假的敌人等手段。历史上许多政权通过操控宣传来塑造对手的负面形象，掩盖自身的缺陷。
• 政治谎言和虚假指控
  通过散布虚假指控和谣言来打击对手。这样的手段可以削弱对手的公信力，甚至使对手失去民众的支持或合法性。古代和现代政权都曾通过抹黑和诽谤手段削弱对手的声誉。
• 分化和对立
  制造社会内部的分裂，煽动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以削弱社会的团结，从而使对手的支持力量减弱。通过制造敌人或危机感，可以增强自己的控制力和合法性。
• 利用社会动荡
  在社会动荡和不安时期，借机发动政变或夺取权力。利用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混乱状态，激发群众的恐慌和愤怒，以获取支持。
• 伪装和隐瞒真实意图
  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可能会伪装成某种无害的角色，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和计划。通过表面上的诚意和正当性，掩盖真正的野心和目标。

事实上，欺骗手段在不同的政体中或许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并不会因为政体不同而有所改变，民主政体照骗不误——尽管民主政体有着更透明的制度、更强的权力制衡。

• 竞选承诺和虚假宣传
  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或夸大其政绩和计划的效果。选民会被这些承诺和宣传所误导，导致对候选人或政党的支持。
• 操控舆论和媒体
  政党和候选人可以通过资金、广告和公关手段，影响媒体的报道或制造舆论导向，误导公众对其政策的理解。媒体自由本身也是一种舆论宣传。
• 负面广告和人身攻击
  在选举中，负面广告和人身攻击常被用来打击对手，甚至夸大或捏造对手的不当行为，以影响选民的判断。
• 控制信息和审查
  政府控制信息的发布，对媒体和公众言论进行审查，从而隐藏不利信息，散布对自己有利的虚假宣传。
• 制造虚假敌人和危机
  利用虚构的敌人或危机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制造恐惧感，动员支持，掩盖自身的失误和问题。
• 操控选举和政治过程
  选举和政治过程被操控，结果早就预先设定，真正的竞争和合法性被剥夺。

在民主政体的选举过程中，欺骗手段其实更加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 选民收买
  政党和候选人通过金钱、礼物或其他利益来收买选民的支持。这种“收割”虽然在法律上禁止，但在现实中经常发生，并且无法真正禁止。
• 虚假登记和非法投票
  非法注册非公民或无投票资格的人进行投票，以便人为地增加某些候选人的支持者数量。通过非居民、死亡人口等虚假身份进行登记，增加选票数目，也是选举舞弊中极为常见的。
• 投票机篡改
  篡改投票机或选票系统，从而改变投票结果。这包括黑客攻击、设备故障或人为操控，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 选票造假
  在选举的最后阶段，制造虚假的选票或伪造选票，来增加某候选人的票数，从而操控选举结果。
• 武力威胁和暗杀
  候选人或政治对手因政治利益被暗杀，或通过暴力手段威胁其人身安全，旨在通过恐吓或清除对手来影响选举结果。
• 操控选举程序
  在计票过程中操控计票过程，故意忽视某些选票或将其归为无效票，以改变最终结果。通过选区重划来操控选区划分，使得某些候选人或政党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六、暴力

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暴力常常是最有效的手段，因为暴力能够迅速削弱对手的实力、恐吓潜在的反对者，并在短时间内强行重塑权力格局。暴力的使用不仅体现在物理上的冲突，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展现。

1. 直接武力对抗

通过武力推翻现有政权是暴力夺权的典型形式。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军队是政治变革的核心力量。利用军队的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强制手段占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迅速改变权力结构。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就是利用军事力量实现权力转移的典型案例。通过让军队拥立自己，他成功建立了宋朝。

暴力革命是不满现状的势力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途径。十月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就是通过武装暴动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联。

2. 暴力威慑和恐吓

暴力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夺权，还可以通过威慑和恐吓的方式来塑造权力关系。在权力斗争中，暴力或暴力威胁能让反对者和潜在的竞争者感到害怕，从而减少抵抗。

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灭了党内的政治对手，通过处决、逮捕等暴力手段制造恐怖气氛，确保自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通过这种方式，暴力可以防止权力斗争中的竞争者形成有效的抵抗。

暗杀是另一种有效的暴力工具，能够迅速消灭对手并恐吓其支持者。古代和现代都有不少政权通过暗杀来瓦解对手的权力基础。曹操在夺权过程中，曾多次使用暗杀等手段对付政治对手，巩固自己的权力。

3. 利用暴力作为合法性工具

当权力逐渐被掌控时，可以使用镇压反对势力、起义和叛乱等暴力手段，塑造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强力打击那些被描绘为国家敌人或叛徒的反对者，政府可以展示其掌控能力和威权，以此向民众和官员传递信息：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刘邦在建立汉朝后，通过消灭项羽等竞争者，以及镇压各地叛乱势力，确保了汉朝政权的稳固。

4. 通过暴力巩固阶层和利益集团

权力争夺过程中，暴力往往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手段，也可以被整个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所利用。统治阶层通过暴力镇压底层的起义，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古代，豪族和寒族之间的斗争中，暴力常被豪族利用来压制寒族的崛起。司马懿家族在夺取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军事力量打败了对手，还通过对权力威胁的家族或势力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以确保司马家族能够成功建立晋朝。

5. 暴力塑造秩序和新的权力结构

暴力在权力争夺的后期常常成为新秩序的奠基石。通过暴力建立的政权通常会利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来镇压潜在的反对者，确保政权的持续性。控制暴力机器等于控制国家。

新政权常常通过“合法化”暴力的方式来巩固权力，即通过法律手段将暴力形式化。通过立法，将镇压异见者、惩罚叛徒等手段合法化，暴力便成为维护新政权合法性的工具。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就利用暴力和法律相结合的手段，建立了新的秩序，并通过军事力量维护新政权。

6. 国家恐怖主义

一些政权在权力巩固的过程中，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式，通过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来震慑国内外反对力量。通过大规模逮捕、处决或军事行动，恐怖主义的手段可以大幅减少潜在的反对者，让民众感到恐惧，从而避免社会动荡。纳粹德国通过盖世太保等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系统，对国内的政治对手、少数民族和其他异见分子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巩固希特勒政权的绝对控制。

必须认识到，在夺取和维持权力的过程中，暴力并不一定削弱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反而能够增强合法性、巩固其统治。他们合理化暴力、理想化暴力的目的和方式，并在使用暴力时操控舆论和社会认同。

1. 暴力被塑造成捍卫秩序和安全的手段

统治者常常将暴力合理化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必要手段，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威胁、叛乱或内乱时。通过将暴力描绘成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工具，政府能够使其行动合法化。

中共在多次镇压反对势力时，往往强调这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赋予了其暴力行为合法性。这样，暴力被包装为捍卫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非但没有削弱正当性，反而让暴力成为一种合理的治理手段。

2. 塑造“正义战争”

如果统治者能成功将暴力包装成“正义战争”或“正当防卫”，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提升合法性。革命和反抗暴政的暴力往往被视为一种崇高的斗争，而不是非法行为。

曹操在汉末动乱时，以讨伐“国贼”和“乱臣贼子”的名义进行战争，声称自己是为了恢复汉室的正统地位，从而将暴力行为合理化。他的这些行为在本质上只是权力斗争，但在合法性上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

3. 通过暴力塑造强大领导者形象

使用暴力可以塑造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形象，使得统治者在公众眼中显得果断、有力，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和应对威胁。对于许多民众来说，特别是在动荡时期，一个能维持秩序并有能力保护国家的强力领导人往往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拿破仑通过军事暴力迅速崛起，并将其战争胜利和维护法国荣誉作为合法性来源之一。他塑造的强大统治者形象不仅没有削弱其正当性，反而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

4. 暴力的合法化和制度化

暴力一旦被制度化并嵌入到国家的法律框架中，其合法性就得到了确立。通过立法、设立专门的国家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情报机构等)，国家可以将暴力行为转化为合法的治理工具，使其成为维护权力的制度性手段。

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除政治对手，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国家机器(如秘密警察和法院)将暴力合法化。这种做法通过合法程序和国家机器赋予暴力合法性，削弱了外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

5. 将暴力合理化为对外部敌对势力的反击

使用暴力往往被描绘为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正当反击，无论是外国势力还是国内的“内奸”或“叛徒”。通过将暴力对象视作国家和民族的敌人，政府能够赋予自身暴力行为的道德正当性。

中共将境外势力、分裂主义者、恐怖分子等作为暴力行动的打击目标，并强调这些群体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而使暴力措施在舆论上更容易被接受。通过制造外部威胁并将其妖魔化，暴力行为不仅没有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反而强化了其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

6. 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支持

在某些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暴力并非被认为是非正义或不合法的手段，反而可能被视为必要的治理工具。在中国传统中，皇权通过镇压叛乱、惩罚奸臣来维护国家的安定，这被认为是“天命所归”。

曹操、刘备和孙权等三国时期的军阀通过战争和暴力行为争夺权力，但这些行为在当时的背景下被认为是合法且正当的，因为动荡时期需要强权来恢复秩序。

7. 控制舆论与宣传

统治者可以通过媒体控制、宣传机器等方式，将暴力行为合理化为为了人民、国家利益或更高目标的必要手段。通过塑造叙事、控制信息流通，政府可以向公众传播有利于自身的暴力合法性解释，减少对其正当性的质疑。

现代国家如中共通过严密的宣传机制，持续传播“维护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使其镇压行为和强力手段在民众眼中合法化。而拜登政府也会通过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塑造外部敌对势力或国内反对派的形象，使其针对这些势力的行为看起来是正义的。

8. 暴力维持统治的“必要之恶”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暴力被视为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必要之恶”，即便统治者自身不愿意使用暴力，也可能被迫使用以防止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或崩溃。这种逻辑常被用于解释和正当化国家暴力，特别是在政治、社会动荡的时期。

秦始皇通过暴力镇压六国余党、修建长城、焚书坑儒等措施，毫无疑问都是暴力手段，但后世史家往往解释为为了统一国家和防御外敌所必须的行动，从而赋予其部分正当性。

所以，权力夺取者决不以暴力为耻，他们公然宣传暴力革命，以煽动暴民杀害前朝官员或竞争对手为荣、为功，甚至视为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

1. 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极端化

一些政治团体或个人，通过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来塑造自己的支持者，声称暴力革命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这种思想将暴力革命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或历史的必然，进而将暴力行为合理化。

因此，他们通过将对手或前朝描绘成“敌人”，从而降低暴力行为的道德门槛。将对手去人性化，能使支持者更容易接受和支持对这些人施以暴力。

2. 社会不满和动荡

在社会动荡、经济困境或政府腐败严重的情况下，一些人会对现状感到极度不满。于是暴力革命被一些人视为解决现有困境的唯一途径，甚至是解放和正义的象征。

暴力革命者或运动者以“解放”或“改革”为名，将暴力宣传为实现理想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旧有的体制或现状不值得保留，暴力是实现变革的必须手段。

3. 现代传媒和信息传播

现代战争首先是信息战，暴力和煽动成为赢得公众支持或削弱对手的策略，被用来制造混乱，削弱对手的社会基础，或者在国际上获取支持。在现代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环境下，这些极端主义的言论和暴力行为能够迅速传播，不仅扩大了暴力行为的影响力，还导致暴力行为的合理化和美化。

4. 权力欲望和政治利益

出于权力欲望，一些政治领袖或团体使用暴力作为获取或巩固权力的工具，通过煽动暴力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或控制力。他们也将暴力作为获取或改变政治利益的手段，将其用于改变权力结构、打击竞争对手。

5. 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或国家，暴力革命乃是光荣传统，暴力是历史上成功变革的手段，因此不被视为羞耻。在这样的文化或政治背景下，暴力革命是勇敢或英雄主义的表现，这种观念影响了对暴力行为的接受度和评价标准。

更何况，国家是合法拥有暴力的组织。国家通过法律和机构控制暴力的使用，以维护秩序、执行法律和保护公民的安全。理论上，国家通过宪法、法律和规范，规定了暴力的使用边界和条件，确保暴力行为是合法和受监管的。于是，暴力不是罪恶，而是必要工具。现实中，合法的暴力并不在法律和规范的框架中运行，滥用暴力和超越权力，使国家成为恐怖主义组织，政府成为黑社会犯罪集团，而在存在军事或政治暴力传统的国家，人们习惯成自然，不仅视暴力为正当，更支持和拥护国家暴力屠杀不同群体。

七、树敌

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一面建立同盟、一面树立仇敌是极其常见而有效的策略。它通过明确区分“我们”和“他们”，帮助领导者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动员支持者、强化同盟，并孤立和削弱对手。

1. 建立同盟：团结力量，增强影响力

夺取权力的核心之一是建立强大的同盟，通过同盟提供资源、合法性和支持，帮助推进夺权的进程。

与其他势力结盟，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资源。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与农民、知识分子、工人等社会阶层建立了广泛的同盟，汇集了庞大的力量基础。

同时，通过与军队、国际组织、宗教团体等外部势力结盟，获得额外的合法性和支持。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通过与军队的紧密联系，确保了军方的忠诚，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内部的团结非常关键。通过与利益一致的势力结盟，领导者可以构建稳固的支持网络，确保内部没有大的裂痕。

2. 树立仇敌：明确敌人，强化内部团结

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树立仇敌有助于领导者通过制造对立和紧张局势，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和动员支持者。

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能够增强内部的团结感，并形成共同的使命感。在苏联革命中，列宁将地主、资本家和旧沙俄政权视为“阶级敌人”，成功团结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使他们支持革命。

同时，通过将敌人描述为威胁，领导者可以让支持者感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的生存或利益将受到威胁。希特勒通过夸大犹太人的“威胁”，激起了德国民众的恐惧和愤怒，迅速动员了社会力量。

树立仇敌的过程有助于孤立和打压反对者，将对手描绘成社会的“敌人”，削弱他们的合法性和影响力。美国历史上麦卡锡主义时期，通过把持不同政见者标榜为“共产主义者”，有效打击了大量的潜在对手。

3. 平衡同盟与仇敌：分化策略

在建立同盟和树立仇敌的过程中，领导者往往需要善于利用分化策略，从而有效实现权力的积累和转移。

一方面，将原本中立的群体分化出来，成为自己的同盟，或者至少让他们远离敌对阵营。通过宣传或诱惑，许多夺权者会争取那些摇摆不定的势力。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成功争取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避免他们与国民党站在同一立场。

另一方面，领导者采取手段分化对手的阵营，鼓励对手内部的权力斗争或不和。君主们常常利用封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削弱他们的实力，最终彻底掌控局面。

4. 结盟与树敌并重：极具效果

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者成功地与法国结盟，获得了军事和财政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强大的英国。在内部，革命者成功树立了英国作为共同的敌人，使得各州团结起来，一起为独立而奋斗。

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一方面与平民、工人和激进政治团体结盟，另一方面不断树立新仇敌——从最初的贵族、教会，到后来的温和派和保皇派。每一轮的清洗都伴随着树立新敌人，这一策略维持了革命的持续推进，但也导致内部矛盾的加剧，最终导致了拿破仑的崛起。

在现代选举中，政客常常运用结盟与树敌并重的策略。他们通过树立经济危机、移民问题、对手政党的政策失败等“威胁”，激起选民的紧迫感，同时与特定利益集团、社会阶层或国际盟友建立战略联盟，以获取选票和资源支持。

甚至在商业竞争也不例外。一些企业通过与合作伙伴结盟，扩展市场占有率；同时通过树立竞争对手为仇敌，激励内部员工和客户对抗外部威胁。苹果与谷歌之间的竞争，双方都通过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将对方描绘为不兼容的“敌人”，强化自己的市场地位。

在权力的获取过程中，树敌策略虽然好用，却需要非常谨慎，因为敌人的存在不仅可以是实现目标的障碍，也可以通过与其对抗来赢得支持、巩固权力。在历史和政治斗争中，常常选择以下几类人作为敌人。

1. 腐败无能的统治者

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是适合作为敌人的典型目标。他们通常无法有效治理国家或机构，导致民怨四起。通过揭露他们的腐败和无能，权力争夺者可以赢得民心，树立自己作为改革者或“拯救者”的形象。曹操就是利用东汉末期皇权衰落、朝廷腐败的局面，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迅速崛起的。

2. 失去合法性的权力集团

失去合法性或民众信任的权力集团也非常适合作为敌人。诸葛亮帮助刘备联合孙吴对抗曹魏，正是因为曹魏政权被视为“篡汉”而缺乏道德和合法性，这让蜀汉获得了部分民众和士人的支持。选择失去合法性的对手，容易争取到道德高地和舆论支持。

3. 内部分裂或软弱的反对者

分裂、软弱且缺乏凝聚力的敌人是理想的对手。这类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彼此勾心斗角，难以形成一致的抵抗力量。司马懿在魏国中逐步崛起，就是通过打击朝廷内的分裂势力，最终控制了魏国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争夺者可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进行各个击破。

4. 极端者或激进派

极端主义者或激进派往往引起普遍的恐惧和不安，容易让人感到威胁。通过与极端者的对抗，争权者可以塑造自己为稳定和秩序的维护者，赢得更多温和派和中立者的支持。这类敌人通常可以为争权者提供一个“更好选择”的对比。

5. 外敌或外部威胁

外部威胁，尤其是敌对国家、势力或入侵者，常常被利用为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对抗外敌不仅能激发民族或集团的凝聚力，还能将注意力从内部矛盾转移出去。利用外敌作为共同对抗的目标，能帮助权力争夺者巩固内部的统一。在三国时期，蜀汉和吴国之间的联盟就是为了共同对抗强大的曹魏，以争取时间和空间来巩固自己的力量。

6. 激起民众怨恨的特权阶层

民众普遍怨恨的压迫者、暴政统治者等特权阶层，常常是最理想的敌人。通过挑战这些特权阶层，权力争夺者能够争取到广泛的支持。革命领袖们常常通过激化贫富差距或权贵阶层的压迫，来号召群众加入他们的阵营。

7. 削弱了统治者权威的奸佞之臣

奸佞之臣或权臣往往是历史上被树立为敌人的经典形象。他们被认为是削弱君主统治、操控政权的黑手。通过打击奸臣或贪官，权力争夺者可以赢得正义的名声，并削弱朝廷内外的敌对势力。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使用了非常精巧的系统化树敌策略，通过明确界定敌人来动员群众、获取合法性，并强化内部团结。

1. 明确共同敌人：国民党政府

1920年代至1949年，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将国民党(其实是中华民国政府)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中共利用“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敌人形象来动员各类社会力量，树立自己为“解放者”和“人民代表”的合法性。

中共宣传将国民党描绘成“压迫人民”的政权，称其为“腐败无能”的统治者，并指责其与“地主资本家”结盟，代表少数富人的利益，损害普通百姓的福祉。这样的树敌策略成功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和工人的反抗情绪。

同时，中共通过树立“地主、富农、官僚资本家”为敌，推动阶级斗争，将农村中的阶级矛盾扩大化，号召农民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逐步瓦解了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

这种树敌策略非常有效，因为它明确了敌我双方的立场，将所有不满的情绪集中在国民党政府和地主阶级身上，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代表民众、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2. 灵活运用联盟与树敌：抗日战争

在1937-1945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树敌策略表现得非常灵活、极富战略性。当日本成为中国的共同敌人时，中共暂时与国民党合作，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敌视，反而通过更复杂的方式来利用这一时期树立不同层次的敌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将日本侵略者宣传为主要敌人，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成功吸引了大量支持者和中立势力的关注。

中共表面上与国民党合作，实际是通过树立日本为敌的手段，暗中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巩固对“解放区”的控制。同时，他们在“敌后根据地”树立了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通过开展“减租减息”等政策，赢得了农村基层群众的支持。

中共在对外对内的敌人之间保持了极其精巧的平衡，以日本为敌的名义集结了全国抗日力量，但也通过对国民党的隐蔽斗争，确保了政权的稳步扩展。

3. 大规模清洗与内部分裂：延安整风运动

树敌策略并不仅仅针对外部敌人，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中共还通过树立内部的“敌人”，来净化组织、巩固内部团结。

中共在1942-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中，通过树立“思想不纯”或“不忠诚”的党内成员为“敌人”，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整肃与内部清洗。通过整风，毛泽东树立了绝对的领导权威，并确保党内没有异己势力。

整风过程中，任何不同意见的党员都可能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分子”或“投降主义者”，他们被树立为中共内部的敌人，进行思想改造或清洗。这一过程中，树敌不仅有助于统一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领导核心确立了强大的权威。

4. 夺取政权后持续塑造阶级敌人：反右和文革

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继续利用树敌策略来巩固新生政权。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和之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其树立敌人、加强内部控制的典型例子。

1957年反右运动，目的是为了消除知识分子中的异见者。中共将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思想”等树立为“敌人”，通过打压他们来强化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进一步扩大树敌范围，将“走资派”、“黑五类”等社会群体作为敌人进行打击，推动全国上下的阶级斗争。在这段时间内，“阶级敌人”成为合法打击的对象，无论是实际反对者还是潜在威胁者，都被树立为革命的敌人，遭到清洗或迫害。

通过一系列运动，中共成功树立了持续的敌人形象，动员了大量群众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并通过树敌的手段将不满情绪转移到特定群体或个人身上，避免了政权内部的动荡。

5. 现代化树敌策略：境外势力与异己分子

今天，中共依然延续了树敌策略，只是敌人的形式和形象有所调整。

中共通过宣传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描绘为威胁中国崛起和复兴的敌人，塑造出“西方干涉内政”的论调，增强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处理国内事务时，中共通过将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民主活动人士、反政府分子等树立为“破坏社会稳定”的敌人，指责其“寻衅滋事”，从而为镇压他们提供合法性，保持社会的统一与稳定。

为什么常常选择“境外势力”作为敌人？出于历史经验和政治需要，用“境外势力”来指涉与本国利益相对立的外部力量，非常方便和有效。

许多国家都经历过外来干涉的历史。中国在19~20世纪初期遭遇了列强侵略和干预，导致了国内对外部势力的高度警惕。此后，“境外势力”逐渐成为指责外部干涉的政治工具。

在当代，“境外势力”概念常被用来加强政权的合法性，特别是在面对内部危机或社会不满时。通过把国内问题归因于外部势力的干涉，政府可以避免承担过多责任，同时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种做法不仅限于中国，许多国家在面对内政问题时都采用类似策略，将社会动荡归因于外国干预。

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及其盟国互相指责对方为“境外势力”，插手对方国家事务，支持颠覆活动。这种互相敌视的思维奠定了“境外势力”的现代形态。

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相交织，但也引发了对外部力量干预内政的担忧。各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国家间的影响力扩展，被一些国家视为“境外势力”入侵国内事务的表现。

同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信息流动更为自由，也为某些政府提供了指控外部势力操纵舆论的理由。这种舆论操纵常常被描述为“信息战”或“认知战”，进一步强化了对“境外势力”的防范。

选择“境外势力”作为敌人，在于这种外部威胁能够为统治者或权力争夺者提供一个理想的对抗目标，帮助他们巩固内部力量和合法性。

1. 激发民族主义情感

“境外势力”作为外来威胁，能够唤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感。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动员工具，通过对抗外部敌人，权力掌控者可以团结民众，激发他们对国家或政权的忠诚感。外敌威胁往往让人感到危机四伏，从而使内部力量凝聚起来，暂时压制内部矛盾。

抗战时期的中国，在对抗日本侵略时，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力量对抗共同的外敌。

2. 转移内部矛盾与危机

当国家内部面临经济、社会、政治等问题时，统治者往往会利用“境外势力”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种策略通过制造外部威胁，将国内的不满情绪和矛盾集中于外敌，从而减轻内部压力。权力争夺者可以通过塑造“外部敌人”来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和资源，避免受到内部势力的挑战。

很多国家在经济或社会危机时，常常会指责境外势力干涉，以此化解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3. 塑造正义的合法性

通过对抗“境外势力”，统治者或权力争夺者可以塑造自己是正义的捍卫者，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这种合法性的构建有助于赢得广泛的支持，特别是面对内部反对派时，可以将反对者描绘成“境外势力的代理人”或“国家的叛徒”，从而进一步孤立和打击内部异己。

冷战时期的许多国家都会指控国内的政治对手与某一大国勾结，来削弱其影响力并为自己的统治辩护。

4. 制造对比，突出自身优势

境外势力作为敌人，往往被描绘为具有“威胁性”的特征，如侵略性、强权、压迫等等。通过对境外势力的批判，统治者可以将自己的政权塑造成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屏障。这种制造对比的方式，有助于巩固统治者在国内的形象，强化其领导地位。

在战时或冷战时期，敌对国家通常会被描绘成邪恶的化身，而本国政府则被描绘为正义与自由的捍卫者，从而加强对统治者的支持。

5. 提供统一的目标

对抗境外势力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目标，让不同派系或社会阶层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进而减少内部的派系斗争或分裂。在外敌的威胁下，各方往往会搁置内部争议，集中力量对抗外部威胁，这种统一目标有助于增强国内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在历史上的许多民族解放运动或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外敌的威胁起到了凝聚民众的作用，各阶层和党派团结一致，为争取国家独立和生存而斗争。

6. 方便掌控言论与信息

指控境外势力干涉国内事务，还能为政府提供对媒体、舆论和信息流通的控制理由。为了防范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或“颠覆”，政府往往会加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并打击任何可能与境外势力相关的言论或行动。这种手段不仅能有效控制国内反对声音，还可以在社会层面形成广泛的自我审查。

在某些国家中，政府经常以防范境外势力为借口，控制网络、媒体、教育等领域，确保权力不受外界影响。

7. 历史的惯性与传统

在许多历史时期，外敌的入侵、侵略或殖民统治给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创伤和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往往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得“境外势力”容易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潜在威胁。统治者可以利用这种历史记忆，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恐惧，从而强化对外敌的警惕和反抗心态。

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列强侵略，至今仍然对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境外势力”的概念经常被用来激发爱国情感和社会动员。

中共在塑造“境外势力”时，采用了一系列灵活多变的策略，将境外力量描绘成对国家主权、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的威胁。这种塑造帮助中共维持其国内合法性，凝聚社会力量，并转移内部矛盾。

1. 利用历史记忆

中共深刻利用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百年国耻”记忆，包括鸦片战争、列强侵略、割地赔款等历史事件，塑造“外敌”形象。这些历史创伤使得“境外势力”在中国民众中有了天然的负面联想，便于中共将外部势力描绘为潜在的敌人，强调中国必须警惕外部干涉，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在教育体系中，中国近代史、尤其强调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使得反抗外敌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基石。

2. 指控外部干涉

中共常常指控外国政府，尤其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这些指控涵盖人权、宗教、民主运动以及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如台湾、香港、西藏、新疆问题)等方面。通过将境外势力与这些敏感话题联系起来，中共可以强化其对外部批评的反应，将其描绘为“干涉主权”和“试图颠覆中国稳定”的行为。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中共多次指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背后支持和操控示威活动，试图通过制造混乱来削弱中国的国家稳定。

3. 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

中共经常警告，境外势力可能通过“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手段来颠覆中国政权，特别是以西方民主和自由为名义，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通过反复强调，中共可以强化其“抵御外部颠覆”的正当性，并将国内的某些政治或社会运动与境外势力联系起来，指责它们是受外部操控或资助的“代理人”。

中共党报和官方媒体经常警告颜色革命的威胁，并把一些国家的动荡归因于西方势力的干涉，警告中国民众防范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

4. 泛化“外部敌对势力”

中共将“境外势力”的定义范围扩展到各种可能对中国形成挑战的国家、组织或个人，不仅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府，还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和学术团体。通过将境外势力泛化，中共可以随时调整其目标，以应对不同的国际或国内压力。

国际人权组织、民主基金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都可能被中共指控为“干涉中国主权”或“破坏中国稳定”的境外势力。这一策略让中共可以通过舆论战打击广泛的目标，打压国内与外部势力有联系的个人或团体。

5. 将国内问题外部化

中共常常通过将国内问题归因于境外势力，以此转移内部矛盾，塑造外部敌人的威胁。针对国内的民族问题、经济不平衡、环境问题或社会抗议，中共常常指责外部势力通过煽动、资助和操控等手段制造不稳定，以转移公众对政府治理失误的注意力。在新疆问题上，中共指责“境外极端主义”势力策动暴恐活动，强调外部势力试图分裂中国，合理化其对国内民族政策的强硬手段。

6. 国际舆论战与宣传

中共利用强大的国际舆论战工具塑造境外敌人的形象，包括通过党媒媒和社交媒体平台，对外宣扬境外势力对中国的不友好行动，描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为“双重标准”，并强调其背后隐藏着削弱中国崛起的意图。

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中共经常通过外交辞令和宣传机器反击，指责这些批评是境外势力试图抹黑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手段。

7. 内部清理与审查

中共也将“境外势力”作为镇压国内异议或反对势力的工具，借助“反间谍”、“反颠覆”等名义，清理或打击那些被认为与外部势力勾结的组织或个人。通过这种方式，中共不仅能够控制反对声音，还可以塑造境外敌人渗透的威胁氛围，从而强化社会对其政权的依赖。

一些民间团体、媒体人或知识分子，因被指与境外势力有关联而遭到打压，这也强化了中共对信息和舆论的控制。

8. 构建“受害者”叙事

中共常常通过构建“受害者”的叙事，来加强民众对外部势力的警惕和不信任，描绘中国是受到外部压迫的国家，外部力量一直在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这种叙事能够让中共塑造自己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守护者，借助这种“受害者”心态，政府能够更容易赢得民众支持。

在对外关系中，中共经常强调“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论调，特别是在贸易战、外交摩擦或国际制裁问题上。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共的树敌策略极其高明，既巧妙地利用外部势力的支持，又通过宣传将这些“境外势力”塑造成仇敌，确保自身在国内的合法性和独立性。

1. 利用苏联支持，又保持表面独立

中共曾经获得苏联“老大哥”的巨大支持，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各方面无所不在。但为了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避免被看作苏联的“代理人”或“傀儡”，中共采取了非常谨慎的策略，既享受苏联的援助，又在宣传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中共在宣传中，一贯强调其是中国人民的唯一代表，代表着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解放。尽管苏联提供了援助，但中共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淡化了与苏联的紧密关系，将自身塑造成完全独立于外国势力的民族解放力量。

1949年夺取政权后、尤其在1950~196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共在宣传中将这一过程塑造成苏联“背叛”革命、干涉中国内政，开始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通过将昔日的盟友塑造成新的“敌人”，中共成功转移了国内的矛盾，强化了自己的独立合法性。

2. 利用美国支持，又塑造反美形象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通过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游击战，争取到了美国的间接支持，特别是通过美国飞虎队和军事观察团的协助。然而，战后中共迅速转变立场，将美国塑造成一个新的敌人。

尽管抗战期间中共从美国获得了物资援助和情报支持，但在1949年建国后，中共迅速将美国打造成“帝国主义”的代表，批判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共通过反美宣传，树立了一个外部敌人形象，将美国塑造成国民党的支持者和中华民族的压迫者。

中共在其宣传中极力淡化早期抗战时期获得的外部援助，拼命强调其自身的力量和奋斗，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内战的胜利塑造成完全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得来的，逐步掩盖了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支持。

3. 国共内战时期的“境外势力”定义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成功塑造了“境外势力”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反而将自己塑造成独立的、正义的力量。

尽管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国共内战，但中共通过宣传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指责美国是“外来干涉者”，试图扶植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来继续压迫中国人民。通过这一策略，中共巧妙地将自己与外部势力的关联转移到国民党身上，进一步巩固了其反抗“外部干涉”的正义形象。

中共深知中国人对外来势力干涉的敏感，因此通过高举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成功将美国等外部势力化妆为帮助国民党的“敌人”，使得其自身能够吸引大量的民族主义支持。

4. 将境外势力塑造成长期敌人

即便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依然利用外部敌人的形象来凝聚国内支持。朝鲜战争期间，中共通过将美国及联合国军描绘为“侵略者”，激发了全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

尽管在朝鲜战争前后，中共接受了来自苏联的巨大援助，但其国内宣传却始终强调独立与自主抗击“美帝”。中共通过塑造美国为长期敌人，将外部威胁与国内建设紧密联系，强化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依赖。

在后续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经常利用“外部敌人”的概念，将国内的矛盾与境外势力关联起来。文革时期，中共通过指责党内的“走资派”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进一步动员群众、消除异己。

5. 策略性地利用“境外敌人”来塑造内部统一

中共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成功地通过“境外敌人”的形象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巩固权力。在这方面，境外势力不仅仅是外部威胁的象征，还是内部团结的工具。

通过持续宣传“外部敌人”的威胁，中共成功将国内的不同派别团结在一起，将那些可能成为反对力量的人塑造成“内奸”或“敌对势力”，从而消除内部不稳定因素。冷战时期的“抗美援朝”运动便是通过塑造外部敌人，激发国内的爱国情感，使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下。

老练的政客都善于利用树敌策略，拜登擅长“外事怪普京、内事怪川普”，将责任归咎于外部或前任，以转移焦点、巩固当前政府的合法性。

1. 将外部威胁作为内部问题的替罪羊

在中共塑造境外势力时，外部威胁被用来解释国内的许多问题，如经济困境、社会不安等。这与拜登将俄乌冲突、普京等外部因素作为一些经济或国际事务的责任承担者有相似之处。

拜登政府在油价高企、通胀压力等问题上，曾将部分责任归咎于普京发起的乌克兰战争(“普京的油价涨价”)。这种做法有助于将经济问题的焦点从内部政策上转移，强调外部威胁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从而减轻政府在民众眼中的压力。

2. 将前任领导人作为国内问题的替罪羊

中共常常利用前朝的弊端来合理化自身的政策。改革开放初期，中共通过批判“大跃进”及“文革”时期的政策失误，强调新时期领导集体的务实和改革精神。将问题归咎于前任有助于现任政府在民众心目中塑造“改革者”的形象，推卸对现状的直接责任。

美国政客指责前任的做法也非常常见。拜登在许多政策议题上指责川普的“遗留问题”，如疫情应对不力、经济恢复不力及社会分裂等，试图通过对比，强化现任政府的优越性和合法性。

3. 动员支持者、强化内部团结

拜登在对抗普京、批评川普时，实际上也是在动员其选民基础和核心支持者的支持。这与中共在塑造境外敌对势力时，试图通过外部威胁凝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来巩固国内支持的做法类似。

通过将川普及其支持者描述为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拜登可以巩固其民主党基础，塑造出一个“我们对抗他们”的局面，类似于中共利用外部势力来制造“我们与外敌对抗”的叙事。

4. 转移政策失误的公众焦点

归咎于外部势力或前任领导人是转移内部问题焦点的有效策略。当政府政策出现失误或未能实现预期效果时，将责任归因于外部敌人或前任领导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感和舆论压力。无论是中共还是拜登政府，都使用了这一策略来避免政策失败的直接影响。

中共会在国内经济压力或社会矛盾加剧时，将矛头指向外部势力，称其干扰中国的经济发展或民族团结。拜登政府在应对疫情经济复苏问题时，也会提及川普政府的失误，作为其政策效果未达预期的解释。

5. 塑造道德高地

通过将普京或川普描绘为“威胁者”，拜登政府试图塑造出自己在道德上的高地，以强调其政府的“正义性”。这与中共通过将境外势力描述为对中国主权和稳定的威胁，进而强调自身作为国家捍卫者的合法性类似。

在美国，民主党将普京描绘成反民主、反自由的象征，而将川普描绘为破坏民主的内鬼。这种道德框架有助于赢得选民信任，尽管这种描述过于简单化、太具宣传性。

八、权力步骤

将夺取权力的各种要素按照逻辑顺序展开，可以形成一个连贯的步骤流程。

1. 合法性构建

这是夺取权力的基础步骤。任何权力争夺者都需要让自己的行动显得合法、正当。这可以通过道德诉求、历史传统、群众认同等多种手段实现。

人们不会轻易追随一个看似没有正当理由的领导者。构建合法性使人们相信，这个人或组织代表着他们的利益或符合社会正义。

2. 借助外部力量

在构建初步合法性后，夺取者常常会寻求外部支持来增强力量。这个步骤可以包括与现有权力机构合作、获得经济赞助，或利用外国势力的支持。

外部支持能够提供资源和声势，尤其是在力量相对薄弱时，外部的帮助可以迅速扩大影响力。

3. 动员支持者

通过合法性和外部力量的加持，接下来是动员大规模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能够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支柱的群体，如工人、士兵、学生等。

广泛的支持能带来行动力，无论是通过舆论、投票、还是实际的行动来奠定基础，动员群众是把力量从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

4. 威胁与恐吓

对于潜在对手和反对力量，夺权者通常需要采取一定的威胁或恐吓手段。通过让反对派感到畏惧，可以有效削弱其抵抗力。历史上，许多夺权者通过抓捕、清洗或军事力量展现威力。

当合法性和支持尚不足以让对手屈服时，威胁和恐吓可以加速其妥协或退出。

5. 经济控制

夺取经济资源是夺权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掌控重要的经济渠道，如税收、生产资料或金融体系，能够提供持久的资源，支撑权力的进一步扩展。

没有经济基础，权力难以持久。控制经济资源意味着有能力支付支持者、维护军队、以及提供社会福利。

6. 消除竞争者

最终，任何企图夺取权力的个体或组织，都必须确保自己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通过各种手段削弱或直接清除对手，无论是通过政治操纵、法律手段，还是暗杀行动，这个步骤确保权力集中到一个中心。

竞争对手的存在会威胁新建的权力结构。消除这些威胁能够稳定新获得的权力。

(一) 中共夺权

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策略成功夺取中华民国政府的权力，其过程可以与以上六步骤一一对应。

1. 合法性构建

中共通过多种手段构建其夺取政权的合法性。

在道德与政治立场上，中共以代表工人、农民和底层人民的利益为旗帜，宣传自己是反对国民党腐败、争取民族独立、争取社会平等的正义力量。他们利用民众对国民党政府腐败、内战疲劳和对日抗战不力的愤怒，强化了中共作为“人民解放者”的形象。

中共还宣讲历史使命，塑造了一个“民族解放”的叙事框架，声称自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贡献者，进一步提升了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

2. 借助外部力量

中共通过苏联的支持，获得了重要的外部资源与国际合法性。

苏联不仅向中共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还在意识形态上给予支持，帮助中共学习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保持与苏联、美国等外部力量的关系，同时与日本“眉来眼去”，并通过抗日战争树立自己在中国的民族英雄形象。

3. 动员支持者

中共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动员了大量支持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中共在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这一政策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赢得了大量农民的支持。

中共通过所谓“群众路线”，强调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这一策略帮助他们有效动员了大量的基层力量，使他们在战争和政治斗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中共还通过建立军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后来的解放军)动员了大批士兵，形成了稳固的武装力量。

4. 威胁与恐吓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逐渐通过军事手段、威胁和心理战来削弱国民党。

中共通过地道战、游击战和最终的大规模战争对国民党施加了巨大压力，逐步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不断攻击国民党，指责其卖国、腐败，并暗示国民党政府无力保护国家和人民，激发了更多反国民党的情绪。

5. 经济控制

在战后经济困难的局面下，中共通过控制农村经济、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逐步积累经济资源。

中共在占领的解放区内实行经济管制，确保战争资源和后勤供应。同时，通过推行土地改革政策，赢得了大量农民的经济支持。

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阶级，中共掌握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命脉，借助农村的支持来维持经济供应，最终积累了力量。

6. 消除竞争者

在夺权过程中，中共通过多种方式清除或削弱竞争对手，确保自身的权力地位。

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共彻底击败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迫使国民党退守台湾，直接消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竞争。

在内部，中共通过整风、肃反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清除党内异己力量，确保了领导层的团结和统一，排除了任何可能的内部威胁。

(二) 李渊建唐

唐太祖李渊在推翻隋朝政权、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对应夺取权力的六个步骤。

1. 合法性构建

李渊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构建自己起兵的合法性，并借助时局来提高自身的政治正当性。

李渊出身于北周贵族，祖上曾担任重要职务，与隋朝皇室有密切关系。因此，他的家族背景为他提供了起兵的正当性。他起初名义上打着“清君侧，扶助隋朝”的旗号，并以对抗隋朝暴政为借口，这与民间的普遍不满相呼应，进一步赢得了舆论的支持。

隋炀帝暴政无道，广泛修建宫殿、发动无休止的战役(如对高句丽的远征)导致民怨沸腾。李渊巧妙利用了民间对隋炀帝不满的情绪，以“为民除害”的正义形象争取支持。

2. 借助外部力量

李渊的崛起同样依赖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国际局势的影响。

李渊在起兵时，与当时的突厥建立了合作关系。突厥人在北方对隋朝形成威胁，李渊利用他们的力量，获得了边境的军事支持，从而削弱了隋朝在北方的防御力量。

同时，隋朝末期天下大乱，各地起义军蜂起，李渊利用了其他地方势力的牵制，尤其是瓦岗军、窦建德等势力在东部对隋朝形成的压力，减轻了他在关中地区的军事负担。

3. 动员支持者

李渊成功地动员了多个层次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关中地区建立了坚实的根基。

李渊依靠自己的家族，特别是儿子李世民等人的帮助，建立了牢固的军事和政治同盟。李世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善于作战，帮助李渊赢得了关键的军事胜利。

李渊通过策略性的联盟和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赢得了关中地区军阀的支持。他通过安抚和收编隋朝遗留的将领和官员，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另外，民众对隋炀帝的苛政极为不满，李渊借此动员了大量农民和地方势力加入他的阵营，特别是通过对关中地区的控制，李渊获得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和补给。

4. 威胁与恐吓

李渊在军事上对隋朝施加了巨大压力，并通过巧妙的威胁策略削弱了隋朝的力量。

李渊起兵后迅速占领了隋朝的西京长安。关中作为隋朝的核心区域，这一举动不仅给隋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也让李渊在军事上取得了战略性优势。

李渊通过连续的军事胜利，极大削弱了隋朝的士气，并迫使隋朝内部的各派势力产生分裂和自相残杀的局面，进一步瓦解了隋朝政权。

5. 经济控制

李渊通过控制关中地区的经济资源，为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李渊占领长安后，掌握了这一富饶地区的经济资源，尤其是农田和重要交通线路的控制，使得他的军队得以自给自足，并为进一步扩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李渊通过对农民的保护政策，以及通过税收和其他手段来稳定经济，确保了长期战争所需的资源供给，避免了军队内部的补给问题。

6. 消除竞争者

在李渊的夺权过程中，他通过多种方式削弱和消除其他可能的竞争者。

李渊起兵时，天下群雄并起。他不仅要面对隋朝的军队，还要应对其他地方起义军的威胁。李渊通过军事打击和策略性联盟，削弱了其他竞争势力。例如，他与窦建德等其他起义军的作战，成功确保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在建立唐朝政权后，李渊通过政治手段整肃内部，确保了唐朝的统治地位。例如，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清除了兄弟间的竞争，最终确保了李渊家族对政权的牢固控制。

(三) 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在起义初期仍然体现了夺取权力的步骤，尤其是在制造身份认同、动员支持者和构建合法性等方面。

1. 合法性构建

陈胜通过“大楚兴，陈胜王”鱼腹藏字的方式，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归，这是一种极具戏剧性和神秘色彩的合法性构建手段。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对天命和神秘力量非常信奉，通过制造神秘的符号和天命的预兆，陈胜有效地构建了自身起义的正当性，给了农民一种新的希望和正义的理由。

秦朝暴政和残酷的徭役制度激起了普遍的民愤，“苛政猛于虎”。陈胜以“反抗暴政”为旗帜，构建了自己领导起义的道德合法性，吸引了大量对秦朝统治不满的民众加入他的阵营。

2. 借助外部力量

虽然陈胜吴广起义没有得到外部军事力量的支持，但当时的时局极为动荡，秦朝的苛政导致民众普遍怨声载道。陈胜巧妙利用了这一社会大背景，借助普遍的民怨为自己的起义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可以说，陈胜吴广利用的是民间广泛的不满情绪，这种外部力量是起义初期的重要推动力。

3. 动员支持者

陈胜吴广的起义得到了大批农民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徭役中的穷苦百姓。在当时，秦朝的徭役制度使大量的农民陷入绝境，而陈胜的起义为他们提供了反抗的机会。通过在起义初期发表的演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激发了这些农民的反抗意识，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动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农民成为起义的核心力量。

起义后，陈胜吴广迅速吸引了地方的士兵和农民加入其阵营，组建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队。通过不断的攻城掠地，他们的队伍逐渐壮大，为起义初期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4. 威胁与恐吓

陈胜吴广在起义初期通过迅速攻占蕲县、陈县等地，极大震撼了地方官员和秦朝的统治力量。这些初期的胜利不仅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抵抗意志，也通过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地方士兵和农民加入起义军。

起义军对地方官员的袭击和杀戮是施加恐吓的重要方式，这也帮助他们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控制范围。

5. 经济控制

陈胜吴广在起义后迅速占领了一些城镇，尤其是陈县等重要据点，占领城镇后进行资源掠夺，获得了初步的经济支持和物资储备。这些资源不仅支撑了他们的起义军，也为进一步的扩张提供了基础。通过占领地方城镇，他们能够获得当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从而为军队提供补给，支撑其短期的军事行动。

6. 消除竞争者

在起义的过程中，陈胜吴广通过攻占地方城镇，清除了秦朝的官员和地方军队的抵抗势力，暂时稳固了其在地方的控制。

然而，陈胜吴广起义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未能成功地巩固权力和处理内部问题。陈胜在起义成功后并未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内部矛盾逐渐加剧，导致部分力量的分裂与叛变。这表明他们未能彻底消除内部竞争者和挑战者。

(四) 性别意识形态

将夺取权力的六步骤应用到性别意识形态运动中，可以帮助理解它如何从边缘问题发展为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

1. 合法性构建

性别意识形态运动通过法律和道德框架主张来构建合法性。

运动强调平等、公正和包容，试图与传统的民权运动(如种族平等、女性解放等)建立关联，占领道德高地，塑造自己为争取被压迫者权利的延续者。

通过使用如“平等权利”、“多样性与包容性”等术语，性别意识形态得以在公共话语中塑造道德和合法性。

2. 借助外部力量

为了更大程度地推动其议程，性别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运动或组织建立同盟。

性别意识形态往往与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环境保护等其他进步运动结盟，形成了互相支持的网络体系。

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性别意识形态运动得以超越国界，推动国际性别平等法案和政策。

3. 动员支持者

为了扩大影响，性别意识形态运动依靠强大的组织能力来动员支持者。

多样化的倡导组织、校园社团、国际机构等都在推动性别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结构来宣传其理念。

同时，它充分利用线上平台，社交媒体成为动员的有力工具，通过创造话题标签(如#LoveIsLove或#TransRightsAreHumanRights)，迅速传播信息并聚集支持者。

4. 威胁与恐吓

别意识形态运动通过威胁、恐吓和渗透，影响主流社会的制度。

性别意识形态已经广泛渗透到教育系统，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和课纲中都纳入了有关性别流动、性别多样性的内容。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推动了性别平等和反歧视法案，包括跨性别者在医疗、就业、教育等领域的权益保障，推动相关政策成为主流政治议程。

5. 经济控制

运动需要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推动其议程。

性别意识形态运动获得了来自多个来源的资金，包括大企业、慈善基金会、政府资助等，这些资源帮助他们推动立法、宣传教育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展。

同时，通过媒体的广泛覆盖，性别意识形态运动成功传播了他们的观点，逐渐影响主流文化和社会讨论。

6. 消除竞争者

性别意识形态运动并未直接采用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夺权，但它使用了法律、文化和社会压力作为合法手段来促成其主张。

性别意识形态使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作为武器，迫使持不同意见者噤声。那些公开反对或质疑性别意识形态的人常常面临社会排斥、丢失工作、名誉受损等后果。

它还通过推动立法使得歧视性别少数群体的行为违法，某些国家甚至将“错误性别认同”等视为犯罪，利用法律的力量进行规制。

(五) 全球变暖

将夺取权力的六步骤应用于全球变暖运动，能够展示一项科学讨论如何演变为影响全球政策和社会的强大力量。

1. 合法性构建

全球变暖议题首先通过科学和道德框架为其主张构建合法性。

全球变暖通过科学数据和研究结果，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构建了强大的合法性，形成了广泛的科学共识。

全球变暖问题被塑造成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尤其是为后代保护地球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论据。宣传中，全球变暖被描述为关乎全人类生存的危机，这赋予了该运动强烈的道德感。

2. 借助外部力量

全球变暖议题通过与其他社会运动和政府组织建立同盟，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全球变暖与传统的环保运动结盟，整合资源与力量，形成了庞大的环保联盟。这种结盟有助于推动环境法规的出台，影响全球气候政策。

全球变暖议题通过跨国组织的合作成为国际焦点，多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减排。这种多边协议的签署和执行进一步巩固了全球变暖议题的合法性。

3. 动员支持者

全球变暖运动依靠广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推动其议程。

联合国、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机构，通过会议、游说、媒体宣传等手段动员全球范围内的支持者。

通过社交媒体，全球变暖运动借助活动标签(如#ClimateStrike)发动大规模的全球行动，尤其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广泛的动员。像青少年气候领袖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号召的全球气候罢工，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

4. 威胁与恐吓

全球变暖议题逐渐渗透到了主流社会的制度中、进入许多国家的国家政策，各国政府通过立法、经济激励和限制性政策来推动碳排放削减。例如，各国引入碳交易市场、对高排放企业进行重罚等。

全球变暖的理念深入渗透到学校教育系统中，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小学课程的一部分，帮助年轻一代从小接受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5. 经济控制

控制经济资源对全球变暖运动的持续推进至关重要。

许多政府和大企业，尤其是清洁能源行业和科技公司，向全球变暖倡导者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用以推动科研、游说和倡导活动。

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全球变暖议题，赋予其全球关注度，成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通过纪录片、新闻报道和电影，全球变暖的威胁得以深入公众认知。

6. 消除竞争者

全球变暖运动貌似理论上并不直接使用物理暴力来消除，但它通过法律和文化机制产生了相应的制约力。

通过推动法律，全球变暖倡导者成功使碳排放成为法律问题，很多国家对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进行重罚。环保法、排放限制和碳税等手段成为合法的“暴力”工具，约束和惩罚不遵守气候法规的行为。

企业或个人如果不支持气候议题，可能会遭遇来自公众的强大社会压力和制裁，甚至面临经济和声誉上的损失，一些企业因为被指控破坏环境而被消费者抵制。

(六) 全球流行病防治

将夺取权力的六步骤应用于全球流行病防治，可以充分说明大政府可以将公共卫生从应对危机转变为影响政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

1. 合法性构建

全球流行病防治首先通过科学与权威机构的支持来构建其合法性。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等权威机构发布的疫情数据和科学研究，流行病防治在公众眼中获得了合法性。通过宣称疫情的严重性、传播路径和潜在威胁，这些组织为其后续的行动奠定了合法基础。

全球流行病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况，这使得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制性措施具有了合法性。政府通过宣告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动员社会资源，并赋予国家更大的权力来应对危机。

2. 借助外部力量

在全球流行病防治中，卫生机构与其他政府和私人组织结盟以增强影响力。

各国政府通过与国际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共同应对流行病。在COVID-19疫情中，疫苗分发的国际协调是通过COVAX计划等机制实现的。

制药公司、医疗设备制造商和技术公司在流行病防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企业不仅帮助开发疫苗和防护设备，还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科技巨头提供的接触者追踪应用和大数据分析来跟踪疫情。

3. 动员支持者

流行病防治通过广泛的组织动员，迅速推动公共健康措施的执行。

流行病暴发后，各国政府通过与全球卫生组织和本国公共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大规模的卫生动员行动。疫情期间的口罩分发、疫苗接种计划和封锁政策都是通过动员社会资源和民众来实现的。

流行病防治依靠媒体宣传和公众教育来推动预防措施的普及。通过新闻、社交媒体和广告，卫生机构鼓励民众采取防护措施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

4. 威胁与恐吓

流行病防治逐步渗入到各个制度层面，成为威胁日常生活和恐吓政策的一部分。

各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出台了新的卫生法和强制性政策，规范社会行为。旅行禁令、强制疫苗接种令和企业关闭等措施通过法律强制执行。疫情后期，许多政策被纳入长期的公共卫生法体系。

在一些行业和场所，疫情防控措施变成了常态，许多企业在疫情后维持了远程办公制度，而一些公共场所则继续保持严格的卫生规章。口罩和消毒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 经济控制

全球流行病防治需要大量经济资源来实现其目标，获取资源是防疫行动的关键步骤。

流行病防治通常依赖政府的大规模拨款和国际机构的援助。许多国家启动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用于支持医疗系统和防疫设备的生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提供了紧急资金援助。

防疫过程中，疫苗和药物研发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些资源往往由大型制药公司和国家资助机构提供，确保防疫措施能够顺利推进。

6. 消除竞争者

在全球流行病防治中，政府合法使用暴力手段和强制措施。

在流行病期间，许多政府采用了封锁、宵禁、隔离等强制措施，来控制疫情的传播。这些措施极其严格，却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基于国家紧急状态的合法性构建。

不仅是政府，社会和舆论也在通过合法手段施加压力。违反防疫规定的人可能会受到罚款、监禁或社会谴责，而疫苗接种也通过法律和社会压力逐渐成为某些职业和旅行的必要条件。

(七) 经济组织

将夺取权力的六步骤应用于经济组织，可以看出企业或经济势力如何通过战略手段在行业中崛起，获得并保持主导地位。

1. 合法性构建

在经济组织中，合法性通常通过创造可信的商业模式、获得行业认证或遵守法律法规来建立。

经济组织首先通过提出能够解决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或服务来构建其合法性。亚马逊通过其便捷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网络，满足了消费者对快速配送和低价商品的需求，从而赢得了市场的合法性。

合法性也通过对行业规范和法律的严格遵守来建立。大公司通常会通过获得相关资质、遵守财务透明规则等方式，证明其合法运作的基础。

2. 借助外部力量

经济组织通过与其他企业、政府、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建立同盟，扩展其影响力。

企业通过与其他供应商和商业伙伴合作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苹果通过与富士康等制造商合作，建立了全球最为高效的供应链之一。

许多大型企业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取项目合同或政策支持，增强其市场地位。波音公司通过获得政府的军工订单和航空项目合同，确保了其在航空工业中的霸主地位。

3. 动员支持者

经济组织通过动员内外资源、员工和合作伙伴，逐步扩展业务并实现增长。

动员内部资源包括建立高效的团队和独特的公司文化。苹果公司通过设计驱动的文化和高效的研发团队，迅速在科技行业中取得了领先地位。

经济组织还通过外部资源的动员，获得风投支持、建立战略联盟或并购其他企业，来实现快速扩展。特斯拉在其早期阶段通过投资者和政府的补贴获得了资金支持，进而推动其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4. 威胁与恐吓

企业通过行业标准化等举措形成市场垄断与网络效应，逐渐成为行业的核心机制和制度，巩固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一些公司通过主导制定行业标准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微软通过Windows操作系统的普及，几乎垄断了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并成为行业标准。

今天的企业还通过网络效应建立的垄断地位。亚马逊和谷歌的垄断性市场份额，使其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持续主导市场。

5. 经济控制

经济资源是经济组织成功的核心，包括资金、人才和技术资源。

企业通常通过股权融资、债务融资或公开上市来获取资金，进而扩大业务规模。阿里巴巴通过IPO，获得了大量资本用于进一步拓展其全球市场。

资源获取也包括对关键技术和专利的掌控。谷歌通过收购其他创新公司，获得了诸多关键的技术资源，确保其在搜索引擎市场的领先地位。

6. 消除竞争者

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专利诉讼和政府影响力来维护其利益，消除竞争者。

企业通过法律手段，如知识产权诉讼、反垄断诉讼等，打击潜在的竞争对手。苹果和三星在全球范围内多次通过专利诉讼争夺智能手机市场的主导权。

大公司往往通过影响政策制定和政府监管来压制竞争。脸书和谷歌通过游说政府，对网络广告领域进行影响，确保它们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八) 创业

将夺取权力的六步骤应用于创业，可以帮助理解创业者如何从初创阶段逐步扩展，最终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1. 合法性构建

创业者首先需要构建合法性，让市场、投资者和客户相信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和价值。

创业者通过找到市场痛点，并提供解决方案来构建合法性。Airbnb最初通过让房东和租客互相评价，建立了一个基于信任的房屋租赁平台，消除了人们对陌生人提供住宿的担忧。

创业公司通常通过口碑、媒体报道或参与创业竞赛获得早期的社会认可，进一步提高合法性。创业者的个人背景和专业技能，也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借助外部力量

创业者需要在行业内外建立战略同盟，获取外部力量增强市场影响力。

创业公司往往通过与大公司、技术提供商或政府合作建立同盟。Tesla通过与电池供应商、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合作，确保了其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能力。

创业者通过参加行业会议、建立行业关系网和参与政策制定等方式，提升自身的行业影响力。许多初创公司加入行业协会，借助这些平台获得资源并扩大影响力。

3. 动员支持者

在创业初期，动员资源是成功的关键。创业者需要组建团队，获取初期资金，并在公司内外推动发展。

创业者要动员人才，组建一个有共同愿景的团队。Facebook的早期成功离不开扎克伯格和他的几位核心伙伴，他们共同开发了社交平台并推动了早期的快速增长。

资金是创业发展的生命线，许多初创公司通过天使投资、风投或众筹平台获得早期资金。SpaceX在早期通过私募和政府合同，成功获得了发展所需的资金。

4. 威胁与恐吓

创业公司在行业中逐步获得确立规则和标准的影响力。

一些创业者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亚马逊在电商行业的物流标准、客户服务标准等逐渐成为行业标杆，其他企业纷纷效仿。

创业公司要通过制度渗透获得市场的长期竞争力，通过申请专利或加入标准化委员会，使自身产品成为行业的标准之一。

5. 经济控制

创业过程中，经济资源不仅限于资金，更包括技术、市场渠道、人才等多方面。

创业者要迅速获取市场份额，并掌握核心技术资源。Uber在进入市场时，通过获取大量的司机和用户资源，快速扩展其网络效应，建立起庞大的用户群体。

早期用户资源极其宝贵。Dropbox通过提供免费存储空间，吸引大量用户注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用户基础，逐步将这些用户转化为付费客户。

6. 消除竞争者

在创业的竞争中，创业者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和市场地位，消除竞争者。

创业公司往往通过申请专利、商标保护等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苹果公司通过专利诉讼，打击了三星等竞争对手在智能手机领域的挑战。

创业公司也会使用市场竞争策略，开启价格战、收购或战略并购，以维护市场地位。Facebook通过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不仅消除了潜在竞争，还加强了其在社交媒体市场的垄断地位。

九、权力公式

通过以上长篇讨论可以看出，权力像金钱一样，是可以挣得的。你也许不是无处安身的边缘人、不是受尽压制的寒族，更不可能成为志在天下的豪族、战功崛起的军事领袖，但就像你一定需要金钱一样，你也势必需要权力。

权力(Power)在英文中更倾向于力量，与影响力几乎是同义词，而不太像中文一样接近“权势”。按此理解，你完全可以像金钱一样去挣得权力。

1. 积累与投资

就像积累财富一样，权力也可以通过持续的努力和策略来积累。通过不断取得成就、扩大影响力和建立关系网，就是逐步增加自己的权力。

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你需要进行投资，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投资于关键项目、建立有利的联盟，都是增加权力的途径。

2. 资源与交换

权力是一种有力的资源，可以用来交换其他资源。比如如果你是公司高管，就可以利用职位和影响力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像其他资源一样，获得权力可以使用使用交换机制。比如你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换取其他人的忠诚和协助。

3. 市场与竞争

在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企业，权力像金钱一样，有其贸易市场，不同的人和团体通过竞争、合作、交易等方式获取权力。

同样地，获取权力通常伴随着竞争，就像市场竞争一样，你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影响力和资源，争取在竞争中胜出。

4. 风险与回报

就像投资有风险一样，权力的获取和行使也伴随着风险。你去争取权力，得到的更可能是冲突、对抗甚至失败。

但是成功获取和行使权力可以带来巨大的回报，它可能是物质上的，比如更高的薪酬，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更大的影响力和成就感。

5. 增长与分配

拥有一定的权力后，你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和策略使之不断增长。比如通过领导团队、实施有效的政策和决策，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

拥有权力后，如何有效地分配权力也很关键。合理分配权力，确保团队和组织的高效运作，就是管理你的权力资源。

6. 权力的流动性

像金钱在市场中流动一样，权力在组织和社会中也是流动的。职位变动、政策调整和外部环境变化等等，都会影响权力的分布和流动。你要防止流出、尽力保障流入。

另外，权力可以在不同形式之间转换。政治权力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社会影响力可以转化为组织内部的领导权，反之亦然。

如何像赚取金钱一样，去安全有效地挣得权力？显然，这殊非易事。不过，你既然有耐心读这么长的内容，我一定要告诉你挣得权力的秘密——就把它叫做“权力公式”好了。

为了方便记忆，把挣得权力的公式缩写为POWER。其基本逻辑与前述一致，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更为简洁一点。

P – Persuasion (说服)

说服是获取权力的第一步。通过构建强有力的叙述，通过有效的宣传和沟通，建立个人或组织的合法性和影响力，让人们相信某领导者或某组织可以为他们带来利益。说服往往涉及巧妙的语言、逻辑、情感诉求，包括使用欺骗宣传和煽动对手的恐惧或无能等手段来突出自身的优势。

• 身份认同：通过塑造特定身份或代言群体利益，获得支持。
• 恐吓和恐惧：利用恐吓和暴力来增强对权力的需求，例如制造恐惧、危机、威胁和急迫感。
• 利益承诺：画饼，承诺经济利益或其他回报，以此吸引支持者。

说服案例：

• 古罗马：凯撒对民众宣称他就是和平与繁荣，以此赢得了广泛支持，最终建立了终身独裁地位。
• 陈胜吴广起义：通过“鱼腹藏字”的方式制造神秘和命定感，动员支持者。

O – Organization (组织)

具备一定说服力之后，权力的下一步在于构建强大的组织。有效的组织结构可以可以确保策略的执行和资源的有效整合，集中力量进行战略性的行动。无论是军队、企业还是政党，组织是执行和落实权力的关键。

• 结构化团体：建立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团队或军队。
• 资源整合：集中财务、物资和人力资源，增强行动能力。
• 战略规划：制定清晰的行动计划和策略，确保组织的高效运作。

组织案例：

• 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农民起义，通常是在通过宣称合法性和民众利益后，组建起义军，通过组织结构巩固力量与当地政权抗衡。
• 中共：中共能够夺取政权固然有很多因素，其不断强化和优化的组织能力是其中的关键。

W – Wealth (财富/资源)

掌握财富是挣得和维持权力的关键因素，控制资源能够直接影响权力的可能性和稳定性。财富不仅指金钱，还包括军事力量、土地、技术、人才等其他资源。通过资源的掌控，可以强化控制力，影响他人，购买支持。

• 经济利益：通过掌握金钱和物质资源来增强控制力。
• 技术和知识：利用技术和知识优势提升竞争力和管理能力。
• 人力资源：吸引和培养关键人才，确保组织的持续运作。

财富案例：

• 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的建国过程不仅依赖于思想的力量，也得益于大西洋两岸的财富累积和资源投入，使得美国独立运动成功。
• 清朝康乾盛世：通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持续努力，以税收、土地等资源来支撑国家的统治。

E – Enforcement (执行/控制)

挣得权力和巩固权力都需要有效和高效的执行。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力，不能通过实际行动确保政策和命令的贯彻，组织和资源就会变得无效。这通常包括制定政策和法律，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军事或警察力量来维持秩序。通过强制执行，可以确保权威的长期存在。

• 法律和政策：制定并执行法律法规，确保秩序和控制。
• 军事和警察力量：使用武力和执法力量维持社会稳定和防止反抗。
• 行政管理：有效的行政体系确保权力的顺畅运行和政策的实施。

执行案例：

• 罗马帝国：依靠强大的法律体系和军队，罗马帝国维持了数百年的统治，成功地管理了跨越多个文化的庞大帝国。
• 现代美国：不仅通过国家安全机构和行政机关管理政府事务，更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干预全球格局。

R – Reputation (声望/合法性)

挣得和长期维持权力，必须以构建声望和合法性作为重中之重，必须通过建立和维护声誉，确保统治者的权威和接受度。合法性不仅通过法律和制度获得，也通过道德、宗教和文化认同来获取。声望的建立能够使领导者或统治者被广泛接受，甚至在缺乏实际权力时，依旧能维持影响力。

• 合法性构建：通过法律、选举或其他形式的认可获得合法性。
• 公众支持：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增强统治的稳定性。
• 文化和道德认同：通过文化和道德的认同，获得更深层次的合法性。

声望案例：

• 毛泽东：通过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的声望，毛泽东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即使在政策严重失误时，他依然能保持极大的影响力。
• 奥巴马：通过媒体和公众活动，奥巴马塑造了积极的公众形象，以“希望”和“变革”等口号骗取年轻选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