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理出生于英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是基督徒、父亲和爷爷都是传道人,4岁母亲就用福音单张作为教材教他读书。受洗后,柏格理就梦想成为父亲和爷爷一样的传道人,但因家庭贫困,他转而成为英国邮政银行的公务员。

1885年,柏格理听闻利文斯通前往非洲传传教的传奇故事,决心奉献给主,前往中国宣教。1887年,年仅24岁的柏格理到达上海,经过艰苦的语言学习后,于次年到达云南昭通宣教。1905年,他前往石门坎宣教。

柏格理(Samuel Pollard)

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之前,苗族备受欺压,没有文字,更没有学校,传承依靠口口相传。柏格理与汉族和苗族基督徒一起研究,结合苗族传统服饰的花纹和拉丁字母,为苗族创立了自己的语言。他在宣教和修建教堂的同时,也开始开办学校开班授课。

相传1904年,柏格理向彝族土目安荣之求购土地,原本安荣之不想出售,但是柏格理却承诺只要购买“一张牛皮”大小的土地,安荣之便欣然答应。柏格理机智地将牛皮剪成细丝,丈量出80多亩的土地,这便是柏格理兴建教堂和学校的土地。之后,柏格理带领苗族百姓集资修建学校和教堂,1905年建成第一所苗族小学,并于1908年从英国募集2,000英镑,将学校扩建到可以容纳200人,并相继修建了宿舍、足球场和游泳池等设施。

柏格里在苗族学校中实行苗语、汉语、英语三语教学,并用苗文编制了《苗文基础》、《苗文原始读本》等书作为教材,又使用苗文翻译圣经发给当地信徒。当地的孩子从此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学校为当地的苗族和彝族培育出许多的优秀人才。据统计,1905~1945年,学校培养出4,000多位小学生、数百位初高中生、30多位大学生和4位博硕士,将贫穷落后的乌蒙山区变为海内外学者口中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文化圣地”,创造了信仰和教育的奇迹。

石门坎基督教福音堂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基督教对野蛮民族的教化、落后地区的改造是无可匹敌的,不但在过去的世代贡献良多,如今仍在持续持续进行中。普世价值观、现代文明的行为举止,追根到底大多源于基督信仰,它改变了未开化的民族和国家,使之走向文明和人道,今天的欧洲发达国家,原本是野蛮的法兰克、愚昧的盎格鲁-撒克逊和声名狼藉的北欧维京海盗。

如今,我们评定一种行为是否合乎人道,都是以基督信仰的标准来定夺,基督教对人类道德标准的提升,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比拟。

犹太人的道德根基

就起源而言,耶稣基督并没有发明道德标准,耶稣说他“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基督教的道德律是以犹太教和十诫为基础,几千年来人类“对错”的准则由此而生。犹太教带给世界更高的道德观,耶稣基督将此其加以扩大和推广,许多文化得以提升,许多野蛮残忍民族因耶稣基督的影响而文明化。如果没有耶稣,人类还像祖先一样茹毛饮血,生存在难以想象的低道德水准中,我们的对错概念并不会比野蛮人好多少,因为我们自己也还是野蛮人。所以林肯总统曾经说:圣经是神赐给人的最好礼物,没有它我们就不懂得分辨对错。

其实,古代犹太人的道德环境非常糟糕,他们被一些崇拜偶像的异教社会所环绕,摩洛、巴力、巴力之妻亚斯她录、巴力的妹妹兼情妇阿纳特等假神崇拜四处蔓延。摩洛十分残酷,他的信徒献上自己的孩子作为火祭。巴力是生育之神,在他的敬拜仪式中有男女庙妓。古代迦南人的庙宇,可谓是罪恶的中心。

《魔鬼辞职》描绘的巴力和亚斯她录

神赐给犹太人的十诫比古老的异教文化的道德标准超前“光年”之久,到今天仍是合宜的。古代以色列的神,也是基督徒的神。他和古代异教的众神是绝然对立的:他是圣洁的,他审判人的罪,但是他总是先给人们悔改的机会。

但迦南众神相反,阿纳特是这样一位神:作为战争的女守护神,阿纳特总是血腥残忍,她恶毒地残杀人类,无论老少大规模屠斩。在人血及膝、吸喉之地,她欢天喜地、一路凌虐地高亢而行。

古老异教的道德标准是极低劣的,迦南人的道德标准可能是最低的,而其他文化也好不到哪里去。希腊对人类有诸多积极的贡献,但提升道德却并不包含在内。希腊众神(和后来的罗马诸神)均非无限、也非全能,他们没有全能神的概念,他们的神是不能爱的,众神都令人敬畏的,可以求和解,却是不能去爱的。因此,遵循神的旨意和律法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众神行事无法可循,完全任意而行。如果清晨起来心情暴躁,神就开始天打雷劈惊扰人们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律法是人的成就,而不是从神而来,所以苏格拉底只能遵循雅典城的律法,无法想象更高层次的道德观。

也正因为如此,希腊哲学从黄金时期一路下滑,耶稣时代更是跌至最低点。伊比鸠鲁学派只不过就是强调感官的最高享受;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是异教世界里宗教和哲学的孪生子,它们所带来的道德结果是丑陋不堪的。哲学家、道德家和伦理家教导的道德观,自己却无法遵行,因为众神就是如此。古代的种种不道德,如性变态行为、堕胎和杀婴行为、奴隶制度盛行等等,都是假神道德律所结的果子。

到了残酷的罗马世代,野蛮暴政和专制统治就是它的特色。比如尼禄,他接受了最好的外邦哲学教育,却堕落成史上道德最卑劣的混蛋。他改装大逛低等妓院,又对男孩猥亵、殴打、伤害和谋杀。他为了情妇,杀死妻子和亲生母亲,然后看着母亲的尸体说:“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的母亲如此美丽。”终于如愿娶得情妇之后,情妇只是唠叨他玩赛马回家太晚,他便毫不顾惜她正处身孕晚期,猛力一脚踢向她的腹部,当场踢死她和腹中的胎儿。

耶稣引领道德标准

圣洁无瑕疵的神儿子耶稣,降生在这邪恶、淫秽、堕落、不道德的世界,从此彻底扭转了人类的道德观。

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耶稣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们十分真诚,明知追随耶稣可能被杀也要誓死跟从。尼禄时代的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成为基督徒者一律处以极刑,因此早期教会的信徒大都是非常虔诚、全然委身的,追求永生是唯一的目标。那时的初信者,必须接受三年的洗礼前指导,对生活和人际关系进行考察方可。当时没有“简易信仰”,严格要求的结果是提高了基督徒的道德标准。

罗马人的道德水准从征服希腊之后开始堕落,正所谓“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直到耶稣基督的影响来到,道德观才有所转机。道德崩溃始于罗马征服希腊,至尼禄时代达到谷底;此后罗马人的道德提升,而基督教的伦理观对罗马人生活影响大部分是健康而积极的。

到4世纪初的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的比例仍然很少,仅5%左右。基督教团体的敬虔信仰与端庄的生活态度,使得疯狂享乐的异教世界感到不安。对他们而言,早期基督徒的道德品行无疑起到强大的谴责作用。

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比任何异教都高出许多,事实上今天也仍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道德标准高。没有人可以完全达到那个标准,唯有耶稣例外,所以他才能成为无瑕疵的羔羊,替我们赎罪。但是,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努力达到那个标准,通过圣灵的带领,他们的生命得以彻底翻转。

在这一时期,基督徒给人的印象是:虔诚、相互忠诚、对婚姻忠实,因信心而平安快乐。他们过着和平的模范生活,努力进行自我操练、积极追求道德完美,可以说不输给真正的哲学家。

早期教会时代,罗马皇帝知道信徒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弃绝基督,于是把他的配偶、孩子、父母抓来,逼迫他们弃绝耶稣,否则亲人就会死得很惨。但基督徒写信要求亲友,不可为了救他们而离弃耶稣,很多人因此而殉道。世间生命仿佛轻烟,才升起就被吹走,又如青草,长出来就会被割除,因此圣经不会教导为了拯救肉身而出卖灵魂,不惜代价保存肉身并非美德。所以早期基督徒的道德信念十分强烈,宁可死去也绝不说谎。

野蛮人的文明化

基督教传给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也传给了野蛮文化中的人,包括常来攻打罗马的民族。第一批进行野蛮人教化的,都是基督教传教士。许多野蛮人是德意志部族,包括哥特人、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他们强暴好战,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不断攻打帝国边界的前哨基地。每征服一地,他们往往赶尽杀绝,城中男女老幼一个不留,甚至摧毁敌人的武器和财物,把活物和物品献祭给战神。这种让全民族毁灭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让人实在无法理解。

欧洲野蛮民族的法律不仅是审判个人的罪,还会报复犯罪者的亲属。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被谋杀,他的亲属有权利、有义务向谋杀者及其亲人报仇。这些部族非常迷信,巫术对他们十分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极力追求超自然的东西,相信自己对自然界和灵界具有强大的掌控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基督信仰渐渐渗入,这些残暴部族因着福音而改变了。奥古斯丁把福音传给英国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坎特伯里建立教区,全力传扬基督教,随着时间的流逝,野蛮人被基督改变了,连国王都受洗了。他们的转变当然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完成,但野蛮人的文明化对耶稣基督和基督信仰而言是一个精彩的荣耀得胜。

最能彰显福音改造大能大力的,可能是北欧的维京人。他们生性残暴,世世代代以抢劫掳掠为生,欧洲大部分海岸都受尽侵害。他们在春季播种,然后出海抢夺,收割时再回来。被肆虐之地的基督徒向神祷告,求神拯救脱离维京人之手。修道院等宗教机构是维京人最喜欢的抢夺目标,因为那里宝物甚多、防卫脆弱。维京人奸淫掳掠、滥杀无辜,连孩童也不放过,剩下的东西他们通常放火焚烧。

耶稣基督改变了维京人。福音初至时仍不免重重敌挡,刚信主的他们也不免滥用暴力。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许多斯堪第纳维亚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开始停止可怕的掳掠行为。事实上,每一位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甚至许多的英国人,都是这些残暴好战之徒的后裔。

1020年,挪威人召开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聚集,在国王的亲自主持下,基督教成为他们的法律,旧有的惯例和常规变成了不合法,例如血祭、巫术、奴隶制度和一夫多妻制等。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传教士前往世界各个角落传讲福音,他们带着妻小来到有残暴恶习的食人族和野蛮人当中,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功绩。他们虽然人数甚少、经费微薄,却成就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事业。

新几内亚的一个残暴部族,动辄杀人越货,仅仅因为邻居触犯些许迷信的禁忌。然而自从耶稣基督福音传入,他们全族归主,开始敬拜真神,改变之彻底令人震惊。

厄瓜多尔的奥卡印第安人,向来以暴力宣示力量,从不让踏进其领土的人活着离开,1956年还曾经杀害五位传教士,但他们最终全族归于基督名下,并向其他部落传讲福音。基督信仰改变野蛮人的生活,当真是一项超自然的伟大事工。

近现代传教活动也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它们证明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人心,也提升人们的道德。史上涌现过很多著名的传教士,例如:英国传教士克理,被誉为“近代传教士之父”,在印度传教期间,他将圣经翻译成孟加拉语、印地语和梵语等多种语言;文首提到的英国传教士利文斯通,一生致力于向非洲土著传扬福音,深入非洲各部落设立布道会,向非洲引入文明和通商,并推动世界关注非洲奴隶贩卖,最终促使英国议会立法废除奴隶制。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

但也有成千上万较不知名的传教士,他们兢兢业业把福音传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斯莱瑟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来自苏格兰,少年时就成为基督徒,先在苏格兰东部城市敦提的贫民窟传福音,然后神呼召她去非洲宣教,于是在1876年前往尼日利亚。

1888年,她进入奥克扬地区。她了解到,在非洲中心内陆卡拉巴尔周围的一带地区,居住着400万野蛮人,他们残暴凶猛,连政府军都不敢进入这片土地。这400万食人者毫无道德、风俗恶劣,令人无法想象。这里的野蛮人流行巫术和拜物,他们杀死双胞胎,剁块装锅,又把双胞胎的母亲赶到丛林中任由猛兽吞噬,因为他们相信双胞胎乃是人与魔鬼交媾的产物。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是奴隶,当一个人死后,他们就会吃掉50个奴隶,并将另外25个奴隶双手反绑,砍掉他们的头颅。他们的未婚女性只是个人财产,可以随意强奸、折磨奸杀,女性的生活恶劣得难以置信。这里的小孩则被视同动物,往往任其自生自灭。

玛丽·斯莱瑟(Mary Slessor)

双胞胎的悲惨处境让斯莱瑟的心深深触痛。她抢救双胞胎、收留他们。野蛮人起初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接触双胞胎必死无疑,可是斯莱瑟活得好好的。几年下来,她收留了许多婴孩,悉心照顾他们。

她对神的信心、她的恒切祈祷、她必胜的仪容、她所表现出的爱,终于使得当地人接纳了她。人们围着她转来转去、看来看去,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白人,禁不住触摸她的皮肤。她开始教导他们关于神儿子的故事,告诉他们神爱他们到宁愿舍命赎罪而死。令人惊讶的是,神打开他们的心,他们非常愿意聆听。各部落的首领纷纷委身基督,困扰多年的可怕习俗也一一废除,包括杀害双胞胎、婴孩、女子和奴隶,灌毒药、下油锅作为审判等等。

数百年来,不同部落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每当听到一个部落的战士去攻打另一个部落时,斯莱瑟就会赤脚跑过满是毒蛇和毒草的丛林,站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野蛮人中间,伸出双臂喝令他们停下来。他们真的听从了!通过她的事工,伊博部落数千人成为基督徒,放弃了从前有辱人格的生活方式。

基督信仰提升了许多国家、文化、部族的道德标准,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极大贡献,在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对人类命运发挥像它那么巨大的影响力。虽然没有人能像耶稣那样完美,但是福音所到之处,道德标准就大大提升了;没有耶稣基督,就不会有斯莱瑟这种奋勇传教的人。

因此,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查理曼帝国瓦解,暴动和混乱随之而来,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四面受敌,北有维京人、南有撒拉森人、东有马札尔人和斯拉夫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居然产生一个伟大的文明:在混乱的数百年中,有一种力量耐心地持续对抗分崩和败坏的力量;在这黑暗时代里,耶稣基督慢慢地约束暴力,并恢复秩序、公义和礼节。

道德复兴亦有时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曾经改变了整个欧洲。但是短短几世纪,英国就又陷入自然神论的低潮之中,他们神已经离开大自然,让人煎熬在不义之中,大街小巷充斥着不法和罪恶。然而不久,基督教大觉醒运动兴起,卫斯理和怀特腓开始祷告和讲道,神的灵浇灌在英格兰,使之再度有了大复兴,人们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

多年之后,同样的复兴发生在爱尔兰。在威尔斯,一开始是一个人祷告,然后少数人加入,于是神的灵浇灌,教会开始归正,圣灵在每一个地方都大大震动,使民众归入主的名下,人们涌进教堂,数目多到只有站立的空间。在赫布里底群岛复兴时期,圣灵降在一个又一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涌入神的国度,许多城市酒吧不开、沙龙关闭,家家夜不闭户,监狱空无一人。

在美洲和欧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复兴迅速跨越了地理界限、涉及不同教派,基督信仰生活兴起,人们拒绝了启蒙运动遗留下来的怀疑论、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重新认罪悔改、渴慕认识耶稣基督。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则更加跌宕起伏。据传说,多马或巴多罗买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据记载,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初次来到中国,当时称为“景教”,唐太宗请主教翻译圣经,并聆听讲道,批准建设教堂。唐高宗年间,各州设立基督堂,景教传遍全国。但唐宋一直到五代,景教屡遭破坏,佛、儒攻击排斥,灭佛又受株连,致使教徒多横死、残留教堂甚微。

元朝开始,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景教徒数量回升,并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1243年,天主教开拓中国,但是殊为不顺。1265年,意大利基督徒马可·波罗跟随父亲抵达元大都,受到忽必烈接见,但传教不利;1275年马可·波罗回到中国,在元帝国任职达17年。1288年,景教徒扫马出使罗马、拜访教宗,促成传教士前往中国,于是1289年起,方济会进入中国,北京主教就任。然而随着元朝的灭亡,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皆被摧毁,基督教再次中断。

马可·波罗(Marco Polo)

明朝是基督教第一次大规模传入、并扎根中国汉族士大夫和基层民众的时期。嘉靖朝的1556年,传教士抵达澳门;万历朝的1578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前往中国学习语言,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并于1601年进驻北京,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1616年发生南京教案,许多传教士被驱逐。但是1622年,汤若望进入中国传教,他1630年奉召任职历局,协助编修历书。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汤若望留京未受虐待;清军入京后,他继续被留用。明亡后,南明的太后、皇后和太子受洗为基督徒。

利玛窦(Matteo Ricci)
汤若望(Adam Schall)

清朝顺治年间,汤若望在朝廷任职通议大夫、光禄大夫,享受一品封典;康熙五年(1666年),他被诬告“十谬”,和许多传教士一起被下狱。

1656年,教宗下敕谕允许中国的教徒祭祖祭孔;但在100多年里,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与教义相容发生持续冲突,耶稣会认为祭祖祭孔乃世俗的礼仪、与教义无涉,道明会和方济会则认为这与教义相悖、不可容忍。一直到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删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算解决这一问题。

1678年,传教士刘方济因仇教风波被斩首,成为明末以来第一个殉道者。1724年,清政府在全国禁止传习天主教,在宫廷服务之外的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1746年,乾隆下达禁教令;1784年,乾隆再度下禁教令。他的禁教造成一批传教士被杀害。

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华传教,并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1813年,他完成圣经新约的全部翻译,并在广州出版;1819年,他完成圣经旧约的翻译工作,在马六甲出版。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施洗了第一个华人新教教徒、按立了第一位华人牧师。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838年,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许多天主教堂被没收,并引发了许多教案。不过由于鸦片战争爆发,禁教令有所松弛,1846年道光发布上谕,不再查禁天主教。

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并于1853年翻译完毕。他的译本被称为“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抵达上海,从此在华传教51年。他创立了中国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奉行本地化原则、以福音拓荒为重点,给中国信徒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传道会差派了800名传教士、建立了125间学校,带领18,000人归信基督。他以热爱中国、热忱传教而闻名,他改穿中国服装、蓄起辫子、吃中式饭食,并像耶稣一样为人治病。他说:“假设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我们岂能为祂做太多?我们能为这宝贵救主做再多吗?”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4年,洪秀全参加科举考试时遇见传教士。1847年,他第三次科举失败,要求受洗,但传教士认为他并非真信,没有同意。之后,他自封使徒到广西传教,后又自封教主。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起兵造反。1864年,他饿死于南京。洪秀全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败类,多次被传教士否定,获准在其领域中活动的传教士也悉数离开太平天国。

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184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医生在宁波创办华美医院。它们是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医院的肇始。

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艾迪绥在宁波创办“宁波女塾”,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后改名华中大学(现为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园)。

1856年,法国传教士马赖被杀,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次年签订的天津条约,约定了传教自由;三年后,北京条约全面开禁西方在华传教。此后,贵阳、扬州、天津等地教案频发,诸多传教士被杀害;但同时,戴德生领导的内地会影响日盛。

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英国传教士包尔腾在同文馆担任英文教师、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1868年,江南制造局成立翻译社,传教士韦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先后担任翻译,这是中国最早引进翻译西方科技。

1858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1879年,美国传教士施约瑟在上海成立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发起成立广学会,这是中国第一家全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出版机构。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梁启超通过它们了解西学,亦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关系甚笃。1895年,美国传教士丁家立担任北洋西学学堂(今天津大学,校址现属河北工业大学)总教习,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总教习。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97年,曹州教案爆发;1900年,义各团大规模屠杀基督徒,引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2年,李提摩太建议以庚子晋省教案赔款兴办山西大学堂(现为山西大学);1906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回国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是为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的缘起。

1897年,美国牧师费启鸿领导重组美华书馆,成立商务印书馆,是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中华民国成立后,宪法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之孙中山 、宋教仁、廖德山、蒋介石等革命党人都是基督徒,故民国以后基督教的发展态势良好。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成立,即YMCA在中国设立的机构。但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推波助澜之下,引发了从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并直接产生梅占春神父被枪杀等恶性事件。非基督教运动也促生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化“三自”教会,为中国的基督信仰埋下长远隐患。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基督教极力压制和打击,沦陷地区的基督教教会活动基本停止,教堂被摧毁或占用,未撤走的西方传教士被逮捕拘押,仅有少数中国自立教会勉强保持低调活动。1942年,日本控制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成立,一部分日本基督教牧师也随军进入中国。

1930年,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来到山西内地,创立了八福客栈,一边传教、一边收养孤儿。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帮助救治中国难民和伤员,并带领90多名儿童,长途跋涉数十天,安全转移到西安。她还帮助妇女放脚、帮助平息地方骚乱。1949年之后,她被迫回到英国。1957年,她重返香港传教,创办笃志传道会、建立伯利恒堂(现仍存三间堂会)。之后,她前往台湾,创立了艾伟德伯大尼儿少家园。

艾伟德(Gladys Aylward)

抗战时期,男性参军,外国传教士被抓进集中营,为了延续教会事奉,中华圣公会决定在香港按立一位女性李添嫒为牧师,然后派往澳门赴任,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牧师。这在当时引起全世界教会的反弹,因为过去女性从来没有担任过教会的重要职位,李牧师被逼辞去牧师职位。

中华民国成立后,基督教在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派除了传道事工,也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建设大学、医院、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据统计:1900年,中国的基督徒总数为95,943人;民国成立后,1913-1914年,增长到25万多人;抗战前夕的1935年,基督徒人数猛增到51,3000人,完全统计可能达百万之多。

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教育密不可分。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机构,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中国的著名大学很多起源于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新教中学早期有烟台中学,后期有培正中学、培道中学等,大学则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等,而天主教有震旦大学、津沽大学、辅仁大学和静宜大学等。这些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基督教在华所成立的学校,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弱势机构、老幼院(如盲哑学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等各种。据1937年的统计:男子中学有100间、女子中学有95间、男女合校的中学有54间,学生总数约50,000;大学计有13间,包括济南的齐鲁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学院、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文江文理学院、武昌的华中大学、广东的领南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学生总数计有6,423人。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1922年的统计:高小956所,学生3,2899名;初小5,637所,学生15,1582名。

在出版事业方面,教会所创办的杂志刊物,1936年时,计有中文杂志210种,英文杂志27种;1935年出版的基督教丛书计有4,000之多,由69所基督教印刷厂承印,并有130家专售基督教丛书的教会书局。

在医疗方面,除传教医生对贫民免费看诊和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传教医生。在中国基督教的医学协会,早在1838年就成立了有中国博医会,它由一群外籍传教士组成,主要目的是提供义诊,并先后资助澳洲、广州、上海、香港、宁波、厦门等地的医院。该会还出版医疗书籍、兴办医疗教育。

1890年,中国医疗传道协会首次集会,这是一家基督教医生所组成的全国性团体。它在1905、1907、1910、1913、1915年先后召开会议,发行医学定期刊物、出版医学丛书及中英对照的医学辞典。

1915年,由欧美回国的中国医学生在上海成立中国医学会,次年它与教会创办的中国医疗传道协会在广州决议,协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全国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为求全国医疗工作的扩展,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于1925年主动要求合并于中国医学会,后改称中国医药会总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

在改善社会方面,基督教曾在中国成立各种组织来帮助当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烟禁赌、辅导妓女从良等,其中重要的组织包括:

  1. 万国改良会分会:成立于1808年,劝人戒除烟酒嫖赌,尤其主张禁绝鸦片。该会经费最初倚赖美国总会,欧战发生后改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并宣布经济独立。
  2. 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于1924年,总会设于上海,发行拒毒月刊。该会是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国医学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的。它在各地举办演讲,印发拒毒图画。七七事变后,该会因战乱而告停顿。
  3. 中国妇女节制会:成立于1907年,总会设于上海,由“万国节制会分会”相助成立。该会主旨为反对烟酒、娼妓,并谋求妇女权益。该会到处演讲,并成立47个支会,还创办了“新女子职业中学”。
  4. 道德会:成立于1918年,由上海基督教教士公会及基督教妇女禁酒会等17个团体发起。该会设有“妇女教养所”,收容沿街拉客的妓女,设立训练班辅导她们谋生技能。它建议政府逐年减少妓院的数目,并提倡严格取缔未领执政的私娼。该会还发行进德报,并在学校提倡性教育及卫生。

然而好景不长,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基督教遭到了毁灭性的严重打击。

其实早在1929年,中共就绑架瑞士传教士万保全和毛鼎如,分别勒索5万和6万元,并多次以撕票相威胁。1932年,中共苏维埃致电国民政府,以释放苏区所有传教士为条件,要求释放共产国际特工,说明苏区关押着不少外国传教士。1934年,方志敏绑架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勒索2万元,未达目的后将传教士杀害。1935年,中共红军扣押英国传教士薄复礼为人质长达一年。

1949年,中共政府开始对教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将基督宗教置于中共的严厉控制之下,外国教牧人员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台湾或回到母国。1950年,中共发动所谓“三自爱国运动”,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名全面管控教会。1951年,中共发动“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控诉运动,切断中国教会与国外教会的一切联系,外国传教士逃到香港、台湾和国外,或者被中共驱逐出境。1958年,美国传教士华理柱被判刑20年,直到1970年因中美关系发生变化而提前释放,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1954年,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是中共政府的宗教主管机关,而非教会。中共提出“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实质上是强化中共对于教会的严格控制。1957年,中共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背景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基督教遭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教牧人员受到迫害,一切宗教活动停止。文革结束后,政府实行所谓“拨乱反正”,但其实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基督信仰的打击。

1979年,中国基督教出现复兴态势。但由于“三自爱国运动”,官方的“三自教会”不承认教宗的行政权,因而被罗马教会视为分裂。梵蒂冈并未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天主教“三自教会”实行自选自圣主教制度,拒绝接受梵蒂冈的领导,教宗任命的主教也无法在中国开展活动,中共政府一直强烈反对梵蒂冈宣布的圣人,认为他们在中国进行“非法活动”。

时至今日,中共宪法宣称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但由于政府的极权性质,在学校实行无神论洗脑,压制校园内的传教活动,又规定“禁止在登记场所以外的场所传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请不准传教”、“跨省宗教活动需经审批”等,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时时处处受到压制。中共官方承认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但又限定仅承认“三自教会”。

有鉴于此,许多中国基督徒选择在三自组织以外的聚会,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而按照中共法律,家庭教会多数拒绝向政府登记,因而被视为非法。浙江温州、福建厦门等大城市的家庭教会的力量日渐强盛,地方政府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通常睁眼闭眼不予干涉;而在一些落后地区,家庭教会遭到严厉打压,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追捕探访家庭教会的香港或外国信徒。家庭教会因为相对缺乏牧养资源,长期处于地下,也可能出现偏离正信的异端;但多数家庭教会隶属福音派、基要派、加尔文派、灵恩派、五旬宗等,信仰其实更为坚定。

由于官方打压,许多中国人不愿公开自己的信仰,且家庭教会多数没有登记,所以估计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相当困难。据中国官方数据,2002年中国基督徒约1,500万;海外机构估计,1997年就有1,000~1370万;网上资料则估算中国信徒达5,000万,甚至1亿。

不幸的是,很多中国人对基督教持敌视和仇恨态度。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炮火打开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基督教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传教士因此得以进入内地传教,基督教也随之在中国蓬勃发展,西方传教士以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拓展,建立教堂,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很多信徒,也对中国的文明化、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一些中国人将传教士与列强混为一谈,将对侵略者的仇恨转嫁到传教士身上,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者的统治工具,基督徒传教是文化和宗教的侵略,这引发了一系列教案,而教案又进一步造成他们的强烈不满,进而把仇恨转化成暴力行为,通过义和团运动杀害传教士和基督徒。

在共产主义的蛊惑下,从五四运动到非基督教运动,伪装成知识青年的赤色分子诱骗了知识人士和全国民众,并通过中共政权的政治属性和教育的洗脑灌输,深远影响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心态,使一些中国人对于基督教持敌视和仇恨的态度。殊不知,中国今日的种种乱象,正是由于他们悖离了耶稣基督。

拒绝基督则道德沦丧

拒绝基督并非仅在中国,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影响力也已日渐衰退,整个世界越来越退回到基督降生前的光景。人类文明就像一朵剪下的花,纵然当今科技进步的光芒四射,但由于脱离了生命的源头,终究还是要败坏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见花瓣雕枯、叶片垂萎,许多地方已经极度败坏。

自由世界的领军者美国,灯塔已经熄灭,伦理道德出现严重问题。由于员工的普遍偷窃行为,上架的商品比原本应订的合理价格贵15%,相当于向民众加征15%的“犯罪税”。从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到近年来匪夷所思的政治运动,黑命贵、安提法让美国成为共产暴力的拥趸,DEI、LGBT等意识形态洗脑学生和民众,美国几乎已经沦落到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境地。也就是说,美国人正在创造一个不讲道德、不谈价值的社会,今天已经自食恶果。美国政府、华尔街甚至教会里的种种丑闻,都不过是内在的道德腐败所冒出来的表面“脓包”而已。

基督徒也不例外。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常常心肠冷漠,就连听听宣教的事工也不乐意。教会募集不到信徒的奉献,又转而支持政治正确的“骄傲月”等各种恶行,他们就像耶稣斥责的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中国只会更糟糕。由于离弃基督、鼓吹无神论,又数十年遭受迫害,中国人已经毫无廉耻,弄虚作假成了他们的价值观,金钱和权力成了他们膜拜的神。中国人已经不知爱为何物,仇恨是他们的口粮,互害是他们的行为标准,老人倒地没人搀扶、孩童上学危机四伏。他们不知善恶、是非颠倒,他们称颂将他们的住宅变成监狱的、膜拜批斗和饿死他们祖先的,他们放纵肉体的私欲,却将基督福音当作洪水猛兽,他们既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又排斥一切“境外势力”,明明食不裹腹、衣不遮体,却时时操心收复领土、武统台湾……

何以至此?一旦脱离神,你就别无选择,只能环顾四周,察看别人的经验。 人文主义以为,人类的伦理道德基于人类经验,都是从经验累积而来。他们却不懂得,“正在”做什么不等于“应该”做什么。盖洛普可以对全美人口进行调查,说99.9%的人都在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去做那些事。你可以做一个问卷调研,确定100%的美国人都在犯罪,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应该”犯罪。91%的美国人都承认他们说谎,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应该”撒谎。你永远无法从“是”中获得“应该”。因此,只要你离弃神的启示和耶稣的教导,你就根本不可能仅仅通过理性的手段,来确定“人应该做什么”的法则。神是信实的,他早已告诉我们什么是对错,他将圣灵赐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使我们有能力遵守他的律法。

总之,基督信仰对人类道德提升的贡献之大,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没有耶稣,十诫绝不可能传到犹太人以外的地区;如果没有耶稣,盎格鲁-撒克逊人可能仍像过去一样茹毛饮血;如果没有耶稣,斯堪第纳维亚人可能仍像祖先维京人一样掳掠欺压邻邦;如果没有耶稣,许多食人族部落仍在吞噬人肉;如果没有耶稣,中国人仍在黑暗中不知现代文明。但是耶稣降世为人,他大大提升了地上的道德和生活。悲哀的是,现今许多人拒绝耶稣和他的对错标准,人类确乎已经退回到古代异教世界的邪恶和难以形容的罪恶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