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 8 点半，我在 K2 创业网络群上感叹道：
你们夜夜笙歌，俺在办公室还木有下班。为啥我这么勤奋，还没有你们有钱呢！天道并不酬勤啊。
据说，“天道酬勤”取典于《周易》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尚书》“天道酬勤”，昭示勤奋逆转人生的真谛。
“天道酬勤”的经典案例是曾国藩。作为大清中兴重臣，曾国藩的思想、修为足可砥砺后世，然而他天赋并不高。传说，他年少时在家读书，一位梁上君子潜伏曾宅，希望等曾国藩睡觉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他翻来覆去读文章，还是读不熟。贼人大怒，跳出来说道：“就你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立即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但曾国藩并没有灰心，仍然勤奋好学，终成一代之圣。
吴晓波说，与众不同的背后，是无比寂寞的勤奋。他写道：
1902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里尔克问他：“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要素，足以表达自己的一切？”罗丹沉默片刻，然后及其严肃地说：“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
他又举例说：
在我熟悉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张五常大概是天赋最高的一位，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差点儿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早年为了写《佃农理论》，他把十几箱原始档案一一分拣完，这份工作大概是很多博士所不屑于去做的。到今天，他已经是一位年近80的老人了，可是每周还要写两篇1500字以上的专栏文章。
在我了解的当代西方学者中，英国的尼尔-弗格森是公认的“神童”，他的研究领域横跨历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三界之间，不到30岁就被牛津大学聘为研究员，40岁时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一百人”。可是他的勤奋又是非常人能比的，为了写作《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他和助理们翻阅了罗氏家族百年以来的上万封家信及成吨的原始资料。
然而，天道果真酬勤吗？
作为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是一个超级勤奋的人。《明史》说他，“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屈大钧赞他，“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然而崇祯的结局，却是用一道白绫了断十七年的勤勉执政。
崇祯大名朱由检，继帝位时，年方十六。其时，天气异常寒冷，灾荒频发，阉党乱政，民不聊生，而以满清为主的外敌时时扰边，征战时时发生，可谓是内忧外患。
崇祯治理天下十七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剪除阉党之后，十数年间杜嬉乐，远女色，衣无珍巧之修，器无金银之饰，勤勉自励，宵衣待旦，未敢有一日懈怠，兢兢业业，谋求中兴。
然而最终，崇祯却不得不做亡国之主，概殉国难，遗诏曰：“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观崇祯一生，何其悲乎，又何其壮哉，勤勉任事，而事多无为；宵肝夜食，而败笔连连；多方筹划，而成效难显。悲夫！在崇祯命运中，天道并不酬勤。
天道酬勤的古训，竟是错的？崇祯殉国之时，控诉“此皆诸臣误朕”，但他不曾理解：误君者，君也，非诸臣也；亡君者，君也，亦非天下也。
为何在崇祯这里，天道并不酬勤？概而言之，崇祯之误有五：
一、勤勉于杂务而失去重点，此所谓“以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懒惰”。
二、核心团队不足以支撑治理天下之重任，崇祯对其用之、疑之又杀之。
三、缺乏人才储备，缺乏应急机制。既不能任贤选能，更无力力挽狂澜之才。
四、执行力差，皇命不能下达，反腐却促进腐败，更兼以太监乱政乱军。
五、崇祯本人娇生惯养于皇家，既无治国作战经验，又无向死而生之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