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领悟｜人为什么总要找一个坏人？
当人看不见神，就需要敌人证明自己是对的
最近看美剧《The Americans》，有一个情节很扎眼：
一对长期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父母，发现女儿开始接触基督信仰。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好奇、不是理解，也不是平静地询问孩子在想什么，而是十分警惕：她被洗脑了！
这很有意思。
因为从旁观者角度看，真正被深度洗脑的，恰恰不是那个刚刚走进教会的孩子，而是这对父母。他们从小被国家、组织、革命叙事训练，被教导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敌人，什么是牺牲，什么可以说，什么必须隐藏。他们可以为了某种“更大的事业”说谎、伪装、欺骗、伤害、杀人，甚至把家庭生活也变成任务的一部分。
可是当他们看见孩子接触一种信仰时，却本能地觉得：危险来了。
这就是人的盲点。
我们常常以为，别人接受了某种观念，就是被洗脑；而自己接受的那一套，叫清醒、叫成熟、叫看透现实、叫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然而，接受一种观念并不是被洗脑。
人不可能不接受观念。孩子从小接受语言、家庭伦理、学校教育、社会规则、历史叙事、媒体信息，这些都会塑造他们。问题不在于人有没有被塑造，而在于他是否被允许诚实地提问、判断、挣扎、拒绝、回转。
真正的洗脑，不是一个人听见了某种信仰，或接受了某种价值。真正的洗脑，是他失去自由判断之后，却以为那就是自己的信念。
这件事并不只发生在苏联。
苏联当然是极权制度。共产主义国家机器对人的塑造、控制和献祭，历史已经给出足够沉重的证据。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以为，只有极权政治才需要洗脑，只有独裁国家才制造敌人，只有共产主义才需要他者，那就太天真了。
任何群体都需要他者。
西方世界长期需要某个“俄罗斯”。冷战时期，这个他者叫苏联，代表共产主义、极权、秘密警察、铁幕、集体主义；苏联解体之后，这个他者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换了外衣。俄罗斯仍然常常被固定在文明反面的位置上：野蛮、威权、落后、危险、不自由。
这并不是说俄罗斯无辜，也不是说俄罗斯政治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而成了西方自我理解中的一面黑镜。
有了这面黑镜，西方就更容易说：你看，我们是自由的、文明的、开放的、进步的。
可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苏联是共产主义极权，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一些传统价值议题上，反而比今天后现代化的西方社会更接近保守秩序。一个社会可以在政治制度上有严重问题，同时在道德文化问题上比另一个社会更少堕落。现实从来不是童话，不会简单分成光明阵营和黑暗阵营。
但人最喜欢的，恰恰是这种简单二分法。
因为只要有一个坏人，我们就容易知道自己是谁：
我不像他，所以我是好的。
我反对他，所以我是正义的。
我看清了他，所以我是清醒的。
我站在他的对面，所以我站在光明里。
这就是他者的功能。
他者不只是敌人。敌人至少还可能是真实的危险。他者更深一层，它是一个被我们固定、简化、象征化的对象。它存在的目的，不再是让我们理解世界，而是让我们证明自己。
革命者需要反革命。
民族主义者需要外敌。
进步主义者需要落后者。
自由主义者需要野蛮人。
科学主义者需要愚昧者。
保守主义者也可能需要一个“彻底败坏的现代世界”，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
甚至宗教群体也可能需要“属灵低等人”，来维持自己的优越感。
这才是危险的地方。
人当然需要判断善恶。没有判断力的人，不是谦卑，而是糊涂。圣经从未教导人取消分辨，也没有叫人在罪恶面前装作温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判断，而在于我们的判断是站在神面前，还是站在自义里面。
如果人看不见神，他并不会停止寻找自以为的“义”。
他只是会换一种方式寻找。
他不再问：我在神面前是否站得住？
他开始问：我比谁更正确？我比谁更文明？我比谁更进步？我比谁更清醒？
于是，义不再来自神的审判与怜悯，而来自比较。
我不像那些被洗脑的人，所以我是独立思考的。
我不像那些落后的人，所以我是先进的。
我不像那些极端的人，所以我是理性的。
我不像那些堕落的人，所以我是圣洁的。
我不像那些野蛮的人，所以我是文明的。
这就是世俗政治的隐秘宗教性。
表面上，现代人不谈神，不谈罪，不谈称义。他们谈制度、自由、权利、历史、科学、进步、文明。可是在更深处，他们仍然在争一个古老的问题：谁是义人？
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谁代表人民？
谁代表文明？
谁代表未来？
谁有资格审判别人？
谁必须被驱逐到黑暗阵营里？
当神的位置空出来，别的东西就会坐上去：
国家会坐上去。
民族会坐上去。
阶级会坐上去。
科学会坐上去。
自由会坐上去。
传统也会坐上去。
甚至“反洗脑”本身，也会坐上去。
这些东西本身未必都是坏的。国家可以保护人，民族可以保存共同记忆，科学可以帮助人认识受造世界，自由可以限制暴政，传统可以维持秩序。
但一旦它们变成最高者，就会开始要求献祭。
国家若成为最高者，人就可以为了国家牺牲家庭和良心。
民族若成为最高者，外族就容易被非人化。
阶级若成为最高者，革命就可以吞吃具体的人。
科学若成为最高者，不符合当代科学共识的人就成了异端。
自由若成为最高者，一切不符合自由叙事的传统都可以被清除。
传统若成为最高者，人的真实处境也可能被规训和压扁。
偶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偶像就不够神圣。
没有黑暗阵营，自己就不够光明。
没有坏人，追随者就不容易确信自己是好人。
所以人总要找一个坏人。
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坏人。世界当然有坏人，也有坏制度，也有真实的邪恶。
问题是，人常常并不满足于辨认邪恶，他还需要邪恶成为自己的证明材料。
这时，他者就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群体、真实的国家、真实的处境，而变成祭坛上的祭品。
我需要你一直坏，才能证明我一直好。
我需要你一直愚昧，才能证明我一直清醒。
我需要你一直落后，才能证明我一直进步。
我需要你一直被洗脑，才能证明我一直自由。
这就是《The Americans》里那个细节最刺人的地方。
父母看见女儿接触基督信仰，就担心她被洗脑。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担心。任何观念都有可能被人用来操控人，宗教也不例外。教会当然也可能堕落，信仰语言也可能被滥用。
但他们看不见的是，自己早已被另一套更强硬的系统占有。那套系统不只是给他们观念，还给他们身份、任务、敌人、忠诚、婚姻，甚至给他们规定该怎样爱孩子。
他们以为孩子被带走了。
其实他们自己早已被带走。
这不是苏联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
人一旦失去神，就不会变得中立。他会寻找替代的神。人一旦不再向神称义，就会向敌人称义。他必须证明自己不像某些人，才能相信自己是对的。
所以，现代政治越来越像宗教战争，并不奇怪。
很多争论表面上是在讨论政策，深层却是在争救赎。
很多立场表面上是在讨论公共利益，深层却是在争谁洁净、谁污秽。
很多道德审判表面上是在反对邪恶，深层却是在借邪恶巩固自己的义。
当人看不见神，他就会寻找敌人。因为他不再知道怎样被称义，只能靠证明别人有罪，来证明自己无罪。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反对邪恶。恰恰相反，真正相信神的人更应该清醒地辨认邪恶。因为善恶不是由多数人投票决定，也不是由胜利者书写，更不是由哪个阵营的宣传部门来定义。
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不能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
我们可以判断，但不能用判断来喂养自义。
我们可以抵挡罪恶，但不能把敌人当作自我称义的祭品。
我们可以批判一种制度、一种思想、一个国家的错误，但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是义的，就需要对方永远像魔鬼。
真正的信仰不是让人失去判断力，而是让人的判断重新站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我不能轻易说：我之所以义，是因为我不像他。
我只能承认：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也可能成为他。
这句话会拆毁很多虚假的优越感。
它不会让人软弱，反而会让人更清醒。因为真正的清醒不是相信自己天然站在光明阵营，而是知道人的心何等容易制造偶像，又何等容易用敌人证明自己。
所以，下次当我们急着说“他们被洗脑了”“他们太愚昧了”“他们太邪恶了”“他们代表文明的反面”时，也许可以先停一下。
不是为了替他们辩护。
而是为了问自己一个更危险的问题：
我是在分辨善恶，还是在借他们证明自己是义的？
如果是前者，我们仍然可以抵挡。
如果是后者，我们已经在献祭。
而祭坛上的那个人，今天可能是俄罗斯人，明天可能是保守派，后天可能是自由派，也可能是某个被我们轻易归类的群体。
最后，它也可能是任何不再符合我们自义叙事的人。
人为什么总要找一个坏人？
因为没有神时，人太需要一个坏人了。
没有坏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
没有敌人，他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没有他者，他不知道怎样证明自己。
可问题是，人不是靠证明别人有罪而无罪的。
人若不能在神面前被光照、被审判、被赦免、被重新建立，他就只能不断寻找新的敌人，维持旧的自义。
这是最危险的领悟。
不是敌人不存在。
而是有时，我们需要敌人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