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是由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在上世纪40年代开展的团体压力下的从众心理研究。
阿希召集了一个8人小组，其中7人是实验助手，但真正的被试并不知情。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另一张画有三条直线A、B、C。标准线的长度明显与A、B、C三条直线中的一条等长。实验者要求被试判断标准线与A、B、C三条线中哪一条线等长。
在第一轮的单独提问中，任务很简单，答案几乎不会出错。然后，当伪装成被试的实验助手给出错误答案时，看看最后回答问题的被试会作出怎样的回应。尽管有些人确实坚持己见，但大约1/3的被试会认同团体的不正确判断。实验表明，团体决策即使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也会影响人们的个人决策。
那些从众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阿希基于近距离观察，提出三个描述性分类来解释从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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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失真：被试认为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而团体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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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失真：为了遵从大多数人的看法，个体压制自己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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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真：没有意识到多数人的观点会扭曲自己的看法。
因为研究工具的限制，他未能找到从众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
50年之后，神经科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开展了进一步的实验。
他的实验是阿希实验的升级版，他将直线换成了旋转的三维物体。
虽然比阿希实验的任务困难一些，但单独提问中被试还是十之八九都回答正确。与阿希实验类似的是，当团体给出错误答案时，虽然有些人坚持己见，也还是会有大约40%的人从众。
不过，伯恩斯拥有阿希望尘莫及的利器：用fMRI窥视被试的大脑，检验阿希的描述性分类是否正确。对于判断失真或行动失真，你可以从前脑的活动中找到答案，而认知失真则在后脑部，即控制视觉和空间知觉的区域。
可能与你以为的相反，对于从众的被试，科学家观察到大脑中负责心理转动的区域在活动。这就表明，团体的选择确实会影响被试的认知。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并没有在负责判断、行动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大脑额叶的活动中，找到任何有意义的变化。伯恩斯认为，团体的错误答案能把虚拟映像强加于从众者的意识，从而蒙蔽他的双眼。人们宁愿相信眼见为实，尽管眼见为实的却是团体告诉你、让你相信的东西。
面对团体的错误反应，保持独立的人会怎样？这些被试的杏仁核活动增强了，而杏仁核是发送信号准备立即行动的区域。恐惧是杏仁核最有效的触发因素；杏仁核会引发“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因此，保持独立的被试的大脑活动显示，尽管独自站出来是值得称赞的，却是令人不愉快的。
1 情境强烈影响你的决策
不难理解，人们所处的情境，会对决策造成很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错误难以避免，因为这些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在面对潜意识压力时做出好的决策，需要很高水准的背景知识和自我意识。
比如，读到“宝藏”一词时，你有什么怎样的感觉，感觉好吗？你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只需沉思“宝藏”就可以让你有所收获。 我们的思想自然而然会建立联系、关联想法。 因此，如果有人向你提示单词、气味、符号，你的思维通常会从关联路径开始。而且你可以确定，初始提示会影响等待路径尽头的决策。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你的感知范围之外。
周边人群也会以充足理由影响你的决策。社会影响源自以下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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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一个异常的短语，意味着别人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模仿是有意义的，因为获取新信息可以让你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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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同侪的压力、融入团体的渴望，是社会影响的第二个来源。由于进化的原因，人类总想融入某个相互依存的个体组成的团队，因而也会自然地花大量时间评估谁“进”谁“出”。近20个国家的100多次阿希实验证实，不同地域的从众水平具有相似性。当然，从众也是多样性失灵的核心因素，能导致不健康的群体行为。
术语“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可用于描述根据人的性情、而不是所处情境来解释其行为的倾向性。人们会自然地将恶劣行为与不良品格联系在一起，但当他们评价自己行为的时候，却更容易把自己的坏行为解释成社会环境的反映。
情境力量最令人不安的或许是，它既能为恶所用，也能为善所用。对于需要做重要决策的人来说，情境的消极影响尤其令人担忧。人类所知的一些最残酷的暴行，其原因就是把正常人置于糟糕的情境中。虽然人们都愿意相信自己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们所处情境无关，但有有力的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人、包括心理学家都认为，决策错误普遍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但是，研究表明，东方人与西方人在认识行为成因方面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不同的经济、社会和哲学传统，塑造了截然不同的社会事件认识方式。东方人会提供更多的情境解释，而西方人则更注重个人层面。这就导致了许多潜在的认知差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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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模式：东方人习惯于注意环境，而西方人则习惯于关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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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程度的信念：西方人认为能够更好地掌控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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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化的假设：东方人对待变化的态度更开放。
媒体对待谋杀案件的态度，凸显了东西方的认知差异。1991年的秋天，一名中国的物理专业学生在一次有奖竞赛中失利，由于申诉失败，他可能无法获得某个学术职位。于是，他枪杀了自己的导师，然后开枪自杀。两周后，一名美国邮政工人失业，未能成功提出解雇上诉，找不到工作。他冲进邮局，枪杀了他的主管，然后自杀。
《纽约时报》英文版和《世界日报》中文版处理这两起事件的态度迥然不同：西方新闻界主要关注犯罪者的缺陷和问题（“脾气非常坏”、“精神不稳定”），而东方新闻界则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和他的导师相处得不好”、“受到最近一起大规模杀戮事件的影响”）。从美国和中国大学生的后续调查，也能得到了相同的观察。尽管所有人都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本归因误差的影响，但这种倾向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