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往今来，无数面孔皆模糊，千百年之后仍让人惦记、引人生厌者，奸雄也。
王莽原本是很可爱的。他虽贵为皇亲国戚，却毫无纨绔之气，他是一枚勤奋好学、谦逊有礼、志向高远的好青年。
在王莽之前，雄才大略(抑或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接过爷爷、爸爸“文景之治”的好天下，瞧着北边的匈奴不顺眼，跟它断断续续打了44年仗。这一打不要紧，原本富裕的车库空空如也，没完没了的“割韭菜”，搞得百姓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而豪族却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朝廷越来越衰弱，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眼看天下就要崩溃了。
“好青年”王莽，从基层“公务员”干起，一步一步登上了大司马的高位。依仗着深厚的儒学功底，他凭一己之力，挽救天下于既倒，让颓废的风气焕然一新。
但是，像所有野心家一样，王莽想当皇帝。从种种迹象上看，他很像是众望所归、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民选”皇帝。
篡位成为皇帝之后，才发现王莽好像是“书呆子”。他要按照孔子的教诲，复周礼！
王莽的复周礼，从效果上看，很像是国家社会主义。他将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为国有制，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所有的土地，皆为王田！既然都是王田，自然禁止买卖。
很显然，王莽想抵制豪族。当时，豪族有良田万顷，百姓无立锥之地，而国家却从豪族那里收不上税，因为权贵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税赋的大部分落在百姓身上。所以，若是百姓大面积破产，王莽也没日子过，保护百姓就是保护王莽的税收。
在工商业方面，王莽全面推行国家经营，实施“五均六管”。“五均”就是均物价，成立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上价格过高。“六管”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
王莽建立新朝，处处求新。于是改官制、换官名，改币制、铸新钱，折腾来折腾去，换汤不换药，钱却越来越不值钱，他把当官的得罪了，把经商的也得罪了。而最倒霉的，始终还是“韭菜”们。王莽理念上为他们着想，实践上却变本加厉地一轮一轮收割他们。
王莽所有的改革，最后全都失败。当初支持他上位的豪族，土地没有了，盐、铁国营了，连酿酒都不能自己说了算了，必然就翻脸不认人了，不惜发动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的改革。
活该王莽运气不好，天灾人祸同时降临。天灾让百姓饿肚皮，边疆的首领和附属国起兵反叛，所有的国恨家仇，统统回报给王莽，王莽的头颅被刘秀割下，舌头被众人分而食之。
回顾当初，王莽真是个好青年吗？或许是的。但当人们发现他的承诺无一兑现时，他便是彻头彻尾的骗子，而当初所有的“好”，皆被人们视为虚情假意的表演。
我最讨厌的第二人，是王安石。
同王莽相比，王安石真的是个好青年。他不拘小节，生活上一点都不讲究，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国家大事上。
到王安石的时代，大宋已建国近百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市场经济的平民社会，非常富裕；但是它“积弱”，面对大辽、西夏等强大“竞争对手”，大宋始终国力不振。王安石想，我一定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状况。
王安石认为，由于制度设计上的一些缺陷，大宋沉淀了大量的冗兵、冗官，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拯救国家于危险的境地。他只对这件大事感兴趣，其他的诸如吃什么饭、穿什么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与王莽相比，王安石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总体思路也是用政府替代市场。他以为，只有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王安石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经济方面，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也包括政治和军事方面，如保甲法、贡举法和置将法等。
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用官办金融取代民间高利贷。在春播时，政府放出贷款，利息20%，收割时敛取本息。王安石的如意算盘是，政府以国家的粮食储备作为本钱，既帮助了农民，又赚取了利息收入。为了发放贷款时能够判断农民的信用，王安石指示官员清点农民的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让农民用财产作为抵押来借贷，按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结果，富农贿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农；贫农没有什么财产，从政府借不到钱，只能向富农借，而富农一转贷，利率就不是20%，而是80-100%了，和高利贷相差无几。王安石见状大怒，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强行摊派，搞得鸡飞狗跳，却只是雪上加霜。
市易法就是用官办批发和零售，目的是平抑物价。官员的任务是高买低卖、平抑物价，但高买低卖必须了解全国的市场行情，购买丰收地区的低价粮，运到歉收地区来平抑粮价。官员不可能掌握行情信息，只能依靠商人，或者委托、雇佣商人经办，最后就变成了官商勾结从中牟利。
保甲法是一种民兵制度，把百姓十家一组编成一个兵民一体的结构，家中若两个男丁就要出一人参加军训，从而形成全国性的军事储备，既节约养兵费用，又保存军事实力。王安石心想，这兵民一体的组织结构，那是复周礼啊，非常高大上！但是他忽略了，大宋朝已经进入平民社会， 兵民一体的社会基础早就不存在，强行“复周礼”，就是打破现成的社会结构重建一个新的。于是社会就乱套了。
贡举法想得也挺美的，它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考试不考那些死记硬背的儒家经典了，改成考经世致用的学问。可以帮朝廷找到“招之即用”的人才是吧？结果呢，在王安石的治下，奸佞小人、流氓恶棍成群成堆——就像《水浒传》里面的蔡京那种。
心怀大志的王安石，变法完全失败。他变法的目的是抵制豪族、巩固朝廷，但他伤害了豪族和官员的利益，却妄图通过他们来推动改革，这本身就是悖论，就像左右手互搏，从基础上就上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但王安石却豪气满怀，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天灾、非议和祖宗的规矩都无所谓，只要确定了变法的目标，就要排除一切干扰！
司马光觉得，这人连祖宗都不知道敬畏了，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啊。所以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将司马光的人统统赶出朝廷，让司马光去洛阳赋闲。
在赋闲期间，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而耀武扬威的王安石，搞得狼烟四起、天下大乱之后，将大宋带入了崩溃的泥潭，并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朱元璋出身贫苦，文化水平极低。有一次有倭寇侵犯沿海，朱元璋下诏说(一字未改的原文哦)：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百姓们的意思)，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你能相信这是堂堂皇上的诏书么？
一个文化水准如此低下的皇上，自然制定不出什么像样的治国方略。
如果说商鞅创立了户口制度的先河，那么，朱元璋在限制百姓自由上，则犯下了历史性的滔天大罪。
朱元璋立国后，制订了一个极其愚蠢的特殊政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把百姓分成四种户口，分别是军户、民户、匠户、灶户。四种户口，对应四种职业身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继承，不得更改。
朱元璋将人口按照职业进行划分，不许人们改换身份，还规定百姓不许外出乱走，去到离家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就要申请。这不仅严重限制了百姓的自由，更严重的是，它相当于事先规定了每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
黄仁宇先生评论说，朱元璋用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作为全国的标准，取消了商业经济，以农民为主体把国家给统一起来。
朱元璋的政策，搞出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式。大明在立国后短短十年便恢复经济发展，计划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样的经济与社会控制形式，对民间社会形成了极大的压制，造成整个社会一潭死水。
朱元璋的人口政策天然存在严重问题：按照四种职业来划分人口，各种职业身份的比例关系如何保持稳定？毕竟，没法确保每一职业身份的人都是干一行爱一行，更没法确保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繁衍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政府无法长时间盯着每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职业来干活，时间稍长，四种户口的比例关系一定会发生变化，加之各种原因导致的繁衍速度不一，比例关系根本不可能保持稳定。
基于户口制度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设计。朱元璋很快也认识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社会健康运转。幸亏他运气够好，大明帝国才没有迅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