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引力 · 10
有用便是神明，无用就是废物
我去过西南的一座古镇，一半古，一半新。当地人说，看上去古的那一半，其实是后来新建的；看上去新的那一半，反倒更早。
古镇越古，年纪越轻。
听来很容易叹一声：早知今日要重建，何必当初拆掉。然而，这声叹息也许替人假定了太多后悔。拆的时候，自有拆的道理；建的时候，又有建的好处。今天需要的，未必是昨天留下来的东西，也可能只是它看上去很古的样子。
古与新可以倒过来，有用与无用更可以。判断的对象变了，判断的规矩未必变。
“有什么用？”大概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审问之一。孩子喜欢音乐，要问；读一本不考试的书，要问；侍弄几盆花草，花掉一个下午，也要问。快乐通常不能使问话者满意，能考级、升学、挣钱，才像一个正经答案。教育者一再劝家长容许孩子做些“无用的事”，正因这类爱好太容易被拿去核算前途。[1]
音乐若能换来名次，便终于获得了发出声音的正当理由。
吃饭、谋生、解决眼前的难处，自然都有用。人也无须为自己的正当利益羞愧。问题在于，这一项具体的考虑，何以取得了审判其他一切的资格：美须证明能卖钱，知识须证明能换位置，原则须证明不会耽误事；若不能，便该识相地退下。
有用原本总是对某件事、某个人而言。锤子适合钉钉子，不适合弹琴，并不因此有权宣布钢琴是废物。可是，到了人的生活里，掌握资源与评价的人，却很容易把自己的用途当成万物的本分。孩子的爱好须给家庭争光，学者的研究须给单位添成绩，别人的坚持须不妨碍自己办事。你的理由再充分，若不能进他的账本，就算你不懂现实。
于己有利，遂成天经地义。“有用即神”的神，便是在这里立起来的。钱、位置、名声、安全，都可以轮流坐上去；真正不容冒犯的，是这份收益裁决其他价值的权力。
王国维在1905年谈哲学家与艺术家的职责，便批评把学问艺术当作政治道德手段的习惯，强调其自身的价值。[2] 可见这个问题并非无人看见。难处是，承认学问可贵十分容易，轮到为一项眼下无利可图的研究留位置，便又有了许多实际困难。
其实，只要把有用奉为最高原则，许多看似反复无常的行为，反倒会显得一以贯之。
“有奶便是娘”，话虽粗，逻辑却清楚。娘是谁，可以再议；奶不可断。张飞在《三国演义》里骂吕布“三姓家奴”，这句骂语也很有名。[3] 看戏时，人们很容易站在张飞一边；遇到自己的前程，审时度势却又是另一套好词。骂别人叫反复，劝自己叫识时务。
问题自然不在于人一生不能换工作、改观点，更不在于应该向某位主人从一而终。恰恰相反，若离开谁、追随谁，都只问此刻能得到什么，那么自由选择也可能被活成了择主而事。原则只在顺便有利时才算数，便没有资格约束利益。
到了现代，这套办法未必粗鄙，甚至可以相当有教养。钱理群批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说的正是一些高智商、世故、善于表演配合，懂得借体制实现自己目的的人。[4] 他们并非不会说道理，而是知道道理应当怎样说，才有利于自己。
没有原则的人，未必讲不出原则。他只是不让原则妨碍自己。
连“利他”也可以进入这门学问。自媒体的起号、转粉与变现教学，已经把利他与利己放在同一张课程表上。[5] 给读者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再以合理方式谋生，本来可以是双方受益的生意；这种关系并不需要假装无私。值得追问的是，当利他被奉为起号秘诀时，他人的需要究竟是应当认真回应的需要，还是取得信任、完成转化的一条通道？
若每一次帮助都预设对方将来能够回报，每一个朋友都按可调用的资源估价，人与人的关系就已经换了性质。不一定处处撒谎，也可以真的帮忙；只是帮到最后，对方仍须证明值得投资。一旦他不再购买、不再带来流量，甚至提出不利于自己的正当要求，那份体贴还剩多少，才见分晓。
利己也讲修养，先把自己介绍成利他。
这套尺度既能解释一个人怎样换立场，也能解释一个时代怎样换用途。未必是昨天糊涂，今天终于明白；也可能昨天与今天都算得很精。
1950年，梁思成讨论北京城墙的存废，开篇便列出主张拆墙者的几条理由：城墙已经失去旧时防御作用，妨碍交通，拆后还能得到土地和砖材。梁的回应并非只有惜古。他谈绿带、游憩、城市分区，也谈文化遗产不可轻率毁弃的价值，试图说明一座旧城如何进入现代生活。[6]
保留的理由当时便有，并不需要等后人发明。只是，一件东西若须凭眼下能交出的收益决定去留，它昨天的意义，便很容易被今天的用途判死刑。
等到“古”也能卖钱，事情又可以倒过来。旧街妨碍发展时，拆旧是进步；古街吸引游客时，造古也是进步。这里未必要有同一批人，更不必假定所有重建都出于敛财。只须前后两次决定，都不承认有什么价值能够限制当下的利用，昨日砸碎的东西，今日便可重新开价。
所谓后悔，至少意味着过去的损失仍须算进今天的账。可是，倘若拆除者已经得到当年的成绩，重建者又能取得今天的收益，损失却由居民、历史与公共财力承担，后悔便未必有一个合适的主人。人们看见的是拆了又建的浪费，分头算账的人看见的，可能是两次机会。
这也正是我想到那座古镇时，更在意的地方。不能凭一次见闻，断定当地究竟怎样决策、谁得了什么好处；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背后，还有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若当初与如今各有其用，谁来使那一份不能重建的损失算数？
寺庙的际遇则更冷。破四旧时，破除旧思想、旧文化被赋予政治功绩；后来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的文件，承认了寺观教堂遭拆毁的现实。[7] 再后来，寺庙又可以成为“聚宝盆”，进入景区的门票、承包与资本运作，商业化问题严重到需要专门发文治理。[8]
砸庙不是因为它不挣钱，修庙也不全是为了挣钱。恢复信仰活动、保护文物自有其真实意义。两种侵夺却可以有相似的办法：政治运动认定它有害，便不必问信徒；旅游生意认定它有利，也可以不再由信徒说了算。佛像有没有灵，尚可另议；有没有客流，得先弄清。
外部的用途取得最后决定权，原本生活于其中的人，便成了需要配合的部分。昨天用他们的庙证明革命，今天用他们的庙发展产业。牌子换了，用法变了，谁有资格替谁决定，仍可十分熟悉。
这套眼光为何如此顽固？只说中国人功利，并没有解释什么。许多人不是生下来便想把万物标价，而是在一次次过日子之中，学会先看哪种选择比较活得下去。
养家、就业、升学、避祸，都是切身的事。对一个没有多少退路的人，劝他坚持眼下无用的事情，可能比劝他放弃更昂贵。适应现成的路，往往比改变这条路更容易得到回报；碰过壁的人，再听见“理想”“原则”，便会先想起自己付过的代价。于是，一套原本用来应付困难的办法，渐渐扩大成了对全部人生的判断。偶尔不得不低头，最后成了何必抬头。
然而，害怕你将来吃亏，何以就使我有权决定你今天喜欢什么？风险使管束听来有理，能否实行这种管束，还得看谁掌握资源与评价。有用的标准，常掌握在能给你好处的人手里。
韩非在《五蠹》中，将赏罚、富贵与耕战相连，排斥不合统治目标的活动。[9] 这番政治设计并不假定君主与臣民天然同心；恰因各有所求，才要安排奖惩，使私人追逐好处的行为，最后服务于上位者所需。你想得到自己的，就先成为别人可用的。
这也使中国式的务实容易长出一副向上的面孔。什么知识有用，什么本事值钱，什么话值得说，未必由事情本身决定，而要先看谁能给位置、给机会、给一个准许。真话若不能进身，奉承却能，练熟奉承便会被叫作成熟；办事若不如办关系见效，关系学便成了真正的实学。一个人可以没有读过韩非，却很懂怎样让自己有用。
人也未必只在卑躬屈膝时如此。自己在单位被按用途衡量，回家便按前途安排孩子；自己向有门路的人证明价值，遇到无门路的人，又嫌他不能带来什么。受过这种眼光的伤，并不妨碍继续使用这种眼光。因为哪怕暂时没有大权，也总能找到一点可以安排别人的地方。
这时，道德开始替利益说话。孩子不肯走安排好的路，叫不懂事；不愿把爱好变成竞赛，叫不求上进；坚持一条妨碍办事的界限，叫不识大体。家长和前辈未必不爱后辈，甚至正因爱得恳切，才更不肯让他走一条自己算不过账的路。把生活的可能性缩窄，竟也能被体验为尽了责任。
一代人活下来的办法，就这样成了下一代人应该活成的样子。
因而，这种古代引力既在奖惩里，也在教养里。谁能庇护我，我便向谁证明可用；谁归我安排，谁便须交代用途。依附的关系给它实际回报，家长式的责任给它道德名分。新知识、新行业、新平台尽可不断出现，这套安顿人的办法，并不需要随之退场。
它尤其难被失败推翻。信奉一条不可更改的原则，撞墙之后尚须解释；只信奉有用，碰壁却只证明这次选错了有用之物。换一个对象、一个靠山、一套说法，又可以从头来过。曾经热心的东西不灵了，抛弃它甚至被视为醒悟。如此一来，无论成败，都能证明应该更务实一点。
连反对功利的道理，也能被它接回账本：让孩子玩，是为了以后学得更好；多读闲书，是为了谈吐胜人；培养审美，是为了进入更高的圈层。不急着变现，也可以是等着更大的变现。它未必短视，甚至很会长远打算。真正不能接受的，是有些东西即使最终不带来收益，也不该因此作废。
说到这里，庄子的“无用之用”便显得格外有趣。
《人间世》里，匠石见到一棵极大的栎社树，却不屑一顾。弟子追问，他说这是散木：做船会沉，做棺椁容易腐坏，做器具容易毁损，正因不材，才活得这样长久。《逍遥游》另有一棵不合绳墨的樗树，庄子让惠子不妨在树旁徜徉、树下寝卧，何苦为它不能成材而烦恼。[10]
庄子已经把木匠的算盘翻了过来：对木匠有用，未必对树有利；木料的价值越高，树自己的日子反而可能越短。能不被使用，已经是一件大事。这里护住的是生命，不是等着将来卖一个更高的价钱。
然而，替“无用”辩护，仍须说成“无用之用”，这番论证本身就带着反讽。庄子借用处反问用处，把木匠的尺度推开；可要使只认用途的人听懂，仍得讲出保全、长大、逍遥的好处。连无用，也得带着一份用处前来申辩，方有机会免于发落。
栎树的身份尤其微妙：木匠眼中的废材，偏偏又是供奉社神的树。弟子在原文里已经问了，既然求无用，为何又做了社树？匠石的回答，是它不过借此寄托保全；若不做社树，还可能被砍。[10] 无用之木，竟要借神圣身份挡一挡斧头。废物与神明之间，原来还可以这样通行。
老子说“有无相生”，又以车毂、器皿、房屋的空处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 这里的“无”是空处，不是毫无价值；它恰恰使器物得以使用。但若把这番话只领会成“你以为没用，其实另有大用”，古人的反诘便又很容易被收编成处世的诀窍：别急着扔，还能用。
看出另一种用处，当然比只认眼前的用途宽广。只是，另一种用途得到承认，与一件东西不必证明有用，也可以得到尊重，终究还隔着一步。我无意把庄子说成更高明的生意人；我在意的是，在凡事都须有用的眼光里，连庄子也很容易被请来教人做一笔更高明的生意。
学问也受着同样的审查。基础研究的用途往往不能预先指定，1945年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已经把这一点说得明白。[12] 若每个问题都须先承诺一个结果才准研究，人便只配寻找已经想要的答案。但即使替研究争得了“将来或许有大用”的空间，也还没有回答：假如最终没有呢？
一首曲子使人安静，一盆花陪人度过下午，一段思索最后没有长成论文，并不因此欠谁一份检讨。人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可不能因为自己用不上，便宣布别人没有理由珍惜。
这一步若跨不过去，人的地位也保不住。尊重若只给能贡献、能回报、能带来好处的人，年老、病弱、失业，便都可能成为被重新估价的理由。今日尚被看重，不过是尚未用完。等有一天年老体衰派不上用场，再来申说自己原也值得尊重，未免太迟。
我所理解的个人权利，正在这里给用途划一道界限：即使我的存在妨碍了你的便利，即使我的选择不能增加你的收益，有些事你仍不能替我决定，有些东西你仍不能拿走。正当利益值得保护，却不能因是自己的利益，就获得支配一切的资格。
那座古镇可以重新造古，人却不该等到重新有用，才能获准好好活着。
有用可以是理由，不能做神。否则，神坛上换过多少尊像，下面的人也仍只是一件供人使用的东西。
1. 《一个孩子童年最大的幸福，是被允许做这4件“无用的事”》，苏州市政府网站转载，2022年6月20日，署来源钱志亮工作室、中国教育报。此处取其对玩耍、爱好、闲书与升学功利的讨论，作为教育话语的见证，不作家长行为的比例统计。开篇古镇为作者亲历，地点仅概称西南，不据见闻推定具体拆建决策和收益。 ↩︎
2.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年，《静庵文集》。本文取其维护哲学、艺术独立价值的论述，不照搬文中对中国思想史的全部概括。 ↩︎
3. 《三国演义》第五回，虎牢关交战段；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有奶便是娘”。张飞骂语为小说人物语言，不当作历史实录；辞典用于确认惯用意义，不追断最早出处。 ↩︎
4. 谢湘、堵力《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3日第3版。报道记录钱理群对“一些”大学所培养之人的批评，也记录其对基层教育理想主义者的肯定，不是对所有学生的调查结论。 ↩︎
5. 《主动出机》Vol.17节目说明，关于小红书起号与低粉变现；21:39时间项并列利他与利己，后列转粉、互动及数据复盘。本篇据创作者公开的标题、导语与节目时间表，未引用录音逐字内容。它证明这一词汇进入运营框架，不证明该节目或创作者虚伪欺诈；后文是对关系投资化的条件分析。 ↩︎
6. 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文末署1950年4月20日，转载页标示原刊《新建设》第二卷第六期。本文据全文转录，未核初刊影印；不引用未经本轮核实的“若干年后必后悔”名言，也不把后文两次算账的机制分析当作北京拆建者收益的实证记录。 ↩︎
7.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第1版《好得很！》及首都街道报道；中共中央1982年3月31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重点为第四至第六节。前者是报纸转录，证明当时破旧的公开政治话语，不作某座寺庙被毁的现场记录；后者承认已经拆毁的寺观教堂并讨论恢复、安排活动场所，不据其中数量变化推断所有损失的具体原因。 ↩︎
8. 十二部门《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宗发〔2017〕88号，2017年11月3日，重点为第1—6、9—10项。文件针对承包、利益分红、打包上市、高价门票及相关谋利行为，同时承认合规自养经营；不能由禁止条款推出全部寺庙均如此，也不将前后政策编成同一寺庙、同一主体的连续获利史。 ↩︎
9. 《韩非子·五蠹》，赏罚、君臣利害及耕战回报相关段落。本文借其政治设计解释私人趋利怎样被组织起来，不以一篇论说代替全部古代实践，也不据古今相似证明直接思想传承。 ↩︎
10. 《庄子·人间世》，匠石与栎社树、弟子追问及篇末“无用之用”；《庄子·逍遥游》，惠子与庄子谈樗树一段。两篇是不同的树木寓言，不合并成同一棵树由不材而长大、后来成神的时间线。“为社”本就是《人间世》原文追问的张力；本文据此作反讽性阐释，不把保全生命等同于追求利润，也不将庄子视作现代权利理论的直接提出者。 ↩︎1 ↩︎2
11. 《道德经》王弼本第二章、第十一章。“有无相生”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分属两章；后者以器物的空处解释作用。“无”不直接等于现代所说无用的学问或废物，本文对其被重新功利化理解的讨论是作者的延伸，不冒充老子原意。 ↩︎
12. 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1945，主要参“The Importance of Basic Research”“Centers of Basic Research”及研究环境相关段落。报告本身以国家繁荣等实际利益为背景，本文只取基础研究不能逐项预报用途这一点，不将其写成全无实用目的的科学宣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