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就是一本糊涂账。有清晰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从孔子往后2千多年；把所有传说史全算上，中国历史满打满算最多3700年。夏朝存在过吗？大业、大费、皋陶、伯益到底是什么关系，大费和伯益是一个人吗？这样的问题根本找不到答案，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史料，全是传说。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出于虚荣，纠结中华文明5千年历史？不如务实一点，搞不清楚就算了，把精力放在有清晰资料的史实上。
而现实却是，中国从清朝以降，天天吹嘘什么“中国为世界文明最古之国，文化之开去今已五千年”。有人觉得还不过瘾，硬撑着加到6千年、8千年；甚至更离谱，活生生扯出5万年。
民间吹吹牛满足一下虚荣心就算了，最离谱的要数孙中山，他在1912年初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说：“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今人也不遑多让，“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笑话。它以学术研究为名、行形象工程之实，经由国家资助，整合了了一堆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专家，对无法证实其存在的东西进行高密度研究，以证明“民族自豪感”和“文明正统性”的真实性。好一个屎上雕花！在缺乏史实、没有史料的情况下，高层再重视、投资再多，也不可能“鼓捣”出什么研究成果。
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无论如何考证不出5000年，信史能有3千多年就不错了。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历史的时间长度呢？古代再辉煌，那也是过去；古人太窝囊，现在也没办法了。为什么不像美国一样，务实地承认信史，而不再追究从前的辉煌呢？其实美国如果真要溯源，其历史源自欧洲，而欧洲信史并不短。可美国根本没有这种需求：美国文化更关注当下和未来、关注多元文化中的自我认同，从来不需要用“历史长度”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或文化优势。
中国人纠结于历史长度，表面上是民族自豪、骨子里却是民族自卑，而且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上，也体现在官方的叙述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中。
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朝代更替时，新王朝都要通过“正统性”的论述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合法统治者。证明这种“正统性”，常常需要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因此统治者存在天然的动机去扩展历史的长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文化合法性。比如，《尚书》、《左传》等经典文献都强调先王和先祖的功绩，并试图将当时的政治行为与遥远的历史联系起来，形成“祖宗之法”不可违背的传统。这其实叫做“礼失而求诸野”。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中国开始系统性地重建“中华民族”的历史叙述，将炎黄二帝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而夏朝则是华夏文明的起点。这不仅是为了增强民族团结，更是为了给国民提供一种历史上的“同源认同”。
可见，中国人对“上下五千年”历史长度的执着，竟然跨越了历史与朝代，通贯古今。这种执着源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将历史视为可以证明文化优越性和国家正当性的象征。
在这种心理下，中国人有一种对“未完成的辉煌”的普遍期待，也就是说，缅怀过去的辉煌时代，其实是心怀复兴的期望。汉、唐、宋等后世称为“盛世”的时代，常常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巅峰，也成为中国人的的精神寄托。这恰恰是因为，历史中的“辉煌”总是短暂、衰落与内乱总是漫长，近现代中国的巨大社会动荡更加剧了这种比照，让人怀念“古代文明的辉煌”、向往“历史的连续性”。可不是吗！我们能证明“历史悠久”的文化优越性，西方列强们再强大，他们行吗？
中国人对于历史长度的执着，与祖宗崇拜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这使得中国人对历史的追溯不仅是为了满足民族自豪感，更是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外显。
在中国古代社会，祖先崇拜是家庭内部的宗教仪式，也是家族伦理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家族祭祀、家谱编纂、祠堂修建等活动都是世代传承的，人们以此来强调血脉的延续和家族的繁荣，并通过对祖先的尊崇来维护家庭与宗族的稳定。因此中国人不仅要知道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是谁，还要尽可能追溯到更久远的“根”，这种血统传承浸入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对“文明起源”的执着。显然，历史追溯得越久远，就越能证明自己的“根深蒂固”。
更重要的是，家族的传承与国家的传承具有某种隐喻关系，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结构都围绕“家国同构”的理念，将家庭治理(齐家)与国家治理(治国)看作一体。因此，家族历史的“悠久”不仅是家庭成员的荣耀，更映射到民族历史中，成为国家正当性的来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强调个体对国家和历史的责任感，使得对历史的追溯成为民族自尊心的一部分。一个家族的历史越悠久，其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就越稳固；一个民族的历史越悠久，其文化优越性就越突出。
因此，祖先崇拜不仅是对逝去亲人的纪念，更是历史“存在”的证明。通过祭祀和缅怀祖先，人们感受到自己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个体。祭祀活动象征着祖先灵魂的“永存”，通过这种形式化的仪式，人们赋予祖先和自己一种“永恒性”。
同样地，对民族历史的追溯具有类似的心理动机。当一个民族能够不断追溯远古祖先，并形成“绵延不断”的历史时，它就能证明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感和合法性。所以中国人喜欢追溯到三皇五帝，津津乐道于“盘古开天”之类的传说。毕竟，历史越长越能证明中华文明的“永存”和独特性嘛。
但西方文化的历史观迥然不同。在基督信仰的影响下，西方文化将历史视为一个具有“线性时间”的进程，也就是从创造到堕落、再到救赎和最终审判，历史并不是祖先的延续，而是神的计划的体现。人类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而不是延续祖先的血脉。因此，西方文化中不存在“祖先崇拜”，而是重视对“神圣历史”的叙述；西方人虽然也重视家族的荣耀，但并没有像中国文化中那样形成对“历史长度”的执着，而是更强调个体在历史中的使命感。
由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具有“目的论”性质(即有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它更关注未来的实现、而不是过去的延续。西方文化中更强调如何创造新的历史，而不是不断回顾和强化旧的历史。于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历史观念中更加注重“新大陆”的开创性和未来的可能性，而不是追溯到遥远的祖先，也不会将欧洲历史与美国的国家身份建立关联。一句话：美国文化更加“行动主义”，而不是“历史崇拜”。
以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祖先崇拜属于偶像崇拜。所有人都是受造物，祖先即使在世时积累了智慧、权势或美德，死后也不过一抔灰、一堆土，不可能有能力干预或改变生者的境况。
在祖先崇拜中，人们相信祖先的灵魂依然在世，能够对后代的命运产生影响，因此供奉祖先、祈求庇佑就成为祖宗崇拜的常例。这是地道的迷信，死去的祖先无法祝福、保佑或让后人避凶免祸，因为死人无法再对活人的世界产生影响。
无论是祖先、逝者、灵魂还是佛像、神像，都是受造物，都是不可敬拜的。唯有神是全能、全知和全在的，祖先只是受造的人类，他们和活人一样需要接受神的审判和恩典。
圣经说：“死人毫无所知。”死去的人已经失去了与现世的连接，他们既不能感知生者的痛苦，也无法施加任何帮助或影响。祖宗崇拜何其荒谬！
耶稣讲过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财主在阴间受苦时，求亚伯拉罕让拉撒路回到人间，去警告他的五个兄弟，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他的要求，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他们。”这表明，活人与死人之间不存在沟通渠道，死去的人无法影响生者，祖先崇拜其实是执着于“不可实现的希望”。
因此，纠结历史长度是毫无意义的，通过血脉、家谱和祭祀来寻求“永恒存在”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盼望不在于地上的“血脉延续”，而在于与基督联合，获得永恒的生命。只有神能创造天地、掌管生死、主宰历史，将敬拜对象转移到历史中的人物，其实都是对神主权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