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指的不只是技术和发明，而是以假设、实验、推理和理论建构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科学的核心不在于单一的技术突破，而在于背后有系统的理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以及持续自我修正的能力。这也决定了，科学在近代欧洲诞生并非偶然，，而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纵观人类文明史，古希腊虽有哲学思辨，但停留在逻辑和形式推理，并未发展出实验检验和可重复验证的体系，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人的自然学和数学其实是哲学而非科学。埃及等文明有着高度的工程与技术成就，造金字塔、观测天象等在技术上很发达，但依赖经验和工匠技艺，完全缺乏理论化探索。
科学的诞生，与基督信仰的世界观息息相关。基督教相信，世界是由一位理性的、全能的神所创造，这个世界因此是有秩序、可理解的。人类是按神的形象受造的，拥有理性，可以探索和理解这个被造的世界。这一信仰直接推动了科学家们去研究自然界，试图揭开“上帝的设计”。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科学之父”级的人物，都公开承认他们的研究源于信仰，他们其实首先是神学家，科学起初是神学的分支。换句话说，基督信仰提供了两个现代科学必不可少的预设：宇宙有普遍规律，且人类理性能认识这些规律。
与之相反，中华文明是完全彻底的“实用主义道路”。中国古代重视的是实用、经验、技艺，关注的是“怎么做才能有用”，而不是“背后为什么这样”。儒家、道家哲学虽然有宇宙观，但局限于伦理、治国、养生，而非自然法则的探究。因此，哪怕出现一些技术性成果，也只是局部的零散创新，从未形成理论体系或科学革命。
“四大发明”不仅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其实反而是耻辱。它并不是古代中国拥有多么杰出的科技成就，而是近代的活动家虚构出来的政治叙事，并被民族主义者普及和放大。实际上，这些发明并非中国独有，也非孤立创造、亦非最早发明。更重要的是，它们从未在中国引发知识和制度上的深层变革。例如，活字印刷在欧洲促成了宗教改革和知识启蒙，但在中国则局限在少数领域，没有扩散出类似的社会和思想革命。
换句话说，“四大发明”正是中华文明实用主义的缩影，它不仅不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反而恰恰是科学精神缺席的见证。它不是来自对自然法则的理论探索，也没有推动出系统化的科学思想。所谓“中华荣耀”的说法，是用“我祖上厉害”的幻象，来掩盖中华文明的巨大局限。
因此，当李约瑟追问“为什么中国不能诞生科学”，答案其实非常简单：科学并非工程技术或伟大发明，而是一种建立在特定世界观和思想前提之上的体系，而这些前提，主要在基督信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经验主义倾向和缺乏理论化的文化性格，使它在历史关键时刻缺席了科学革命。从这个角度看，“四大发明”不仅不值得骄傲，反而是提醒我们审视自身文明短板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