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中国文学的印象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果你觉得苏东坡的代表作是“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等词作，恭喜你：你中奖了！你在欣赏文学时，不知不觉被灌输了“五四史观”。
当然，你并不孤独。
在探讨文学作品的逻辑性与内在性、以及文学如何随时间而发展变化时，人们常常试图解释文学为何会从一个时期发展到另一个时期，例如为何中国文学从古典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
“五四史观”坚称白话文是文学发展的巅峰，而文言文、骈文等传统形式则被贬斥为“老旧”与“无意义”。胡适便是这种观点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所代表的“五四史观”至今仍然根深蒂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语文教育，仍然笼罩在这种“五四史观”之下，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学鉴赏与思考判断能力。
然而，这种看似进步的文学史观，实则隐藏着深刻的思维陷阱，不仅扭曲了我们对文学作品与作家的理解，还在无形中遮蔽了中国文学的多元价值与复杂性。是时候揭示“五四史观”的局限性，并以更客观、多元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了！
一、五四史观的内核：线性进步的迷思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思想风暴，也深刻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
“五四史观”的形成，受到了当时全球流行的主流思潮，以及中国“被长期殖民”的国际地位的影响。为了“富国强兵”等现实政治目的，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也倾向于顺应当时的需要。
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代表，五四文学史观体现了一种所谓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是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发展到今天的白话文，因此白话文是最进步、最革新的。而以前的文言文、骈文等是老旧、没有意义的文字游戏，是文人的自说自话。
这种“历史进化”与“线性进步”的意识形态，背后理论来自西方，即所谓的“演化观”。例如，英国学者斯宾塞的自然演化说认为，自然演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展法则，越晚出的就一定越好，即“后出转精”、“后来居上”。
将这种进步观将自然演化观应用于文学解释，就会形成所谓“线性进步意识”和“进步叙事”，认为文学是不断进步的，古代与现代之间是绝对化的单线进步过程，文学一定会朝着某种固定的方向、观念或目标发展，最终白话文一定会胜利，而撰写文学史的人，必然就会描述并证明这种文学精神开展的过程，以及如何克服阻碍，最终实现“平民胜利”、白话文最优秀的伟大目标。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认识。文学不应该是“文人游戏”或“精英自娱”，而应该由未经基本文学训练的大众投票决定？别再以通俗为标准，剥夺文学的深度与艺术性了！
二、文学史的“选择性失明”：谁被遗忘了？
五四运动全面否定传统，五四文学史观完全贬低传统文学，认为汉赋、骈文等形式艰涩、累赘、沉重，是普通人看不懂的精英分子的文字游戏，终将被淘汰。
于是，胡适批评杜甫的七律、尤其是《秋兴八首》是“诗谜”，因为别人看不懂，没有价值。但其实，在具备良好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看来，杜甫的七律空前绝后，是中国文字艺术登峰造极的杰作。
胡适赞扬韩愈的“作诗如作文”，认为这打破格律束缚，更加自由，符合“我手写我口”的最高文学境界。然而，美学大师朱光潜完全反对，他严厉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认为韩愈的做法是中国诗运衰落的关键。这才是学养深厚、不被政治影响的学者之洞见。
五四史观对文学史进行简单化的粗暴分期，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先秦(诗经、楚辞) -> 汉代(汉赋) -> 六朝(骈文) -> 唐诗 -> 宋词 -> 元曲 -> 明清小说”，用以证明文学向白话文进步。然而，这种“简单粗暴”不仅是武断的，更是完全错误的。例如，宋词并非宋代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宋代诗作更加重要，词只是“诗余”。
五四文学史观会造成严重的“选择性失明”，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筛选和评价文学作品与作家，造成了文学史的片面性。这种史观倾向于以“忧国忧民”或“平民胜利”作为评判标准，导致对某些作家的误读。例如，白居易常被解读为“忧国忧民”的诗人，其《卖炭翁》《买花》等诗被视为杜甫“现实主义”的继承。但这种解读忽略了白居易作品的多样性与个人情感表达，过于强调社会功能，削弱了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
五四文学史观，就是用今人的视角去衡量过去的文学作品，这存在着严重的价值判断问题。五四运动强烈的反传统思想，反应在文学史观上便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全面而整体性的反抗运动”，其中或许包含“庄严的救国用心”，却也是“昔不如今”的高举自我的错误思维模式。
三、文学目的论的幻象：历史真的有“目标”吗？
在线性进步意识下，历史发展一定会朝向最终极、最有价值的目标进行。五四史观也为文学史赋予一种目的论，认为文学发展朝向某一固定目标前进，例如“人性觉醒”或“平民胜利”。
胡适等人将白话文视为文学的终极胜利，认为它打破了文人垄断文字的“特权”，实现了全民表达的理想。所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被解读为“情欲解放”、“个人觉醒”、“建立自我主体”的高峰，被歌颂为“至情的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只要个人能够觉醒、独立自由、不受外在束缚，就是人的觉醒的最高境界和建立自我的方式。然而，这种解读是现代人将自身价值观投射到古代文学的结果，忽视了作品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的真实意图。
事实上，杜丽娘的故事确实充满浪漫色彩，但其精神内核更接近于明代士人对“情”与“理”辩证关系的探索，而非简单的“反礼教”。
同样地，曹雪芹并不认为《红楼梦》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其亲友圈更多将其视为集体记忆的情感抒发，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巅峰”。
五四史观的“目的论”强加了一个超越历史的目标，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偶然性与多样性。
四、跳出陷阱：重读与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
文学史需要不断地重读、重写，因为每个时代对过去文学的认识都不同。五四史观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再适合用来面对过去的文学。因此，我们需要重塑文学史，尽量避开盲点和干扰，摆脱历史包袱和意识形态，用新增加的知识体系、新时代应有的新视野，对过去文学做出更客观、更有意义的建构。
《剑桥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通过“历代读者的接受史”与文化研究的角度，摒弃任何单一史观的支配，力求还原文学现象的时代语境。这种方法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关注当时人对文学的理解与运用，而非以现代标准裁量。例如，苏东坡不仅是宋代最伟大的词人，他的诗、文、书法、绘画等多方面的成就同样值得重视，而诗才是他的核心创作。又如，明清才女文化十分兴盛，反映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贡献，她们的作品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通过重读与重写，才能打破五四史观的线性叙事，呈现一个更加多元和立体的中国文学图景。
五、结语：以开放心态迎接文学的复杂性
五四史观虽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与文化革新，但其“线性进步”的迷思、“选择性失明”的偏见以及“目的论”的幻象，构成了理解中国文学的深层陷阱。
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就必须跳出这些陷阱，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文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正如杜甫名言“转益多师是汝师”，我们应广泛吸收不同视角，摒弃单一的意识形态，从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被误读或遗忘的文学传统，去理解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接近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感受到它跨越千年的深邃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