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疑问：“神是不是放弃了中国？”

直接回答：神没有放弃中国。神的救恩计划涵盖了全人类，包括中国。

一、神掌管全地

尽管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与西方不同，基督信仰在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但从圣经的教导、历史证据、当代教会的成长等方面来看，神仍然关心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工作。

1. 圣经中的普世原则

圣经中的福音信息是向全人类传达的，而不仅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地区。耶稣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 这表明，神的救恩和关怀是普世性的，不会排除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地域。

2. 历史和文化显示神的迹象

在中国历史中，尽管基督教发展时有起伏，但仍有许多基督信仰的影响和见证。从唐朝的景教到近现代的传教士，中国有过许多基督教传播的浪潮。即使在当代，基督徒的数量仍在增长。根据历史和文化的证据，不能断言神放弃了中国。

3. 信仰的延续和复兴

尽管中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基督信仰仍然得以在民间延续。在某些历史时期，信仰可能受到了打压或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离弃。相反，这些时期常常成为信仰复兴的契机。例如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逐渐开放，教会的发展和信仰的传播迎来了新的活力。

4. 神在苦难中仍有作为

基督信仰强调，神从来不会因为苦难或逆境而离弃他的子民。圣经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8:35-39)。这意味着即便中国经历了苦难和挑战，神仍然与他的子民同在，并在其中做工，带来希望和转变。

5. 中国教会的不断成长

当前，中国的教会仍在蓬勃发展，并且有许多热心的信徒。他们的见证、敬拜和生活都在表明神的同在和祝福。教会的成长和信徒的见证反映了神的工作并未停止，证明神并没有放弃中国。

6. 神学观点的多样性

一些神学观点可能会关注特定地区的福音传播状况或教会的兴衰来讨论神的旨意和作为，但这些观点并不等同于神的完全心意。基督信仰强调神的主权与人类的自由意志并存，神的救恩计划不局限于某个时间或地域。

二、神从未离开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神是不是放弃了中国”这样的疑问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发展、文化影响、社会变迁以及教会的兴衰史。不难看出，尽管过程跌宕不已，但也展示了神在中国的持续工作。

1. 唐朝（618-907）

景教的传入标志着基督教首次系统性地进入中国。景教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一支，于635年由阿罗本(Alopen Abraham)带入中国，并在唐太宗时期得到了欢迎与传播。阿罗本传教期间，曾行过一些神迹，虽然具体事迹记载不详，但景教的快速传播和获得唐太宗支持，被一些景教徒视为神的特别祝福与护佑。

781年立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记载了景教的传入、传播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这块碑文是唐朝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重要见证。

唐朝后期，由于佛教复兴和宗教政策的变化，景教逐渐衰退，直到845年武宗灭佛运动(会昌毁佛)时期，景教也受到波及，最终在中国销声匿迹。

2. 元朝（1271-1368）

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展和东西方交流的增加，基督教在元朝再次进入中国。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记载了基督教在元朝的一些活动。

元朝统治者对基督教相对宽容，允许教会设立教区和主教，并建立教堂。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传入，但同样没有深入影响中国社会，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活动也逐渐减少。

3. 明朝（1368-1644）

明朝后期，随着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耶稣会士的努力，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

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抵达中国，通过与士大夫阶层的互动来传播基督教，成功进入中国文化圈。他不仅传教，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地图、天文仪器等，展现了他深厚的学识，得到了许多中国士大夫的认可，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与其他耶稣会士共同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书籍，并将中国的儒学介绍给西方。

在利玛窦的传教活动中，有一些广为流传的故事。在一次重要的聚会上，利玛窦展示了他带来的钟表。能够精确计时的钟表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技术，许多士大夫认为这超越了他们的理解，甚至认为这是神的启示与帮助。利玛窦利用这次展示，讲解了时间的神圣性与神的永恒性，许多听众因此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虽然这本身并不完全是神迹，但利玛窦通过科技展现的智慧和能力，被许多人视为神的启示、引导和帮助。他因此得以进一步传播基督教，并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尊重与支持。

随着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在明朝士大夫和部分平民中传播开来，并建立了一些教堂。然而，由于后来的“礼仪之争”，天主教传播受到了限制。

4. 清朝（1644-1912）

康熙对天主教相对宽容，天主教得以较快发展，许多耶稣会士甚至被召入宫中。1622年抵达中国的著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后成为清朝宫廷的重要顾问，特别是在天文和历法方面。

传教士在中国行医时，使用西方医学治疗疾病，这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神迹。清朝顺治皇帝的皇后曾患重病，宫中的医生束手无策。汤若望被召入宫中为皇后诊治。他通过使用西方的医学知识和药物，为皇后治愈了病症。这一成功被视为神迹，因为这类重病当时在宫中难以治愈。此事之后，汤若望在宫廷中得到了更高的地位，并被允许更广泛地传播基督教信仰。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因此更加宽容，促进了天主教在清朝的传播。

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曾在康熙皇帝面前进行天文预测，准确预报了天象变化，被认为是神的启示与帮助。康熙对此十分赞赏，并更加支持耶稣会士的传教工作。

另外，基督徒社区在面对自然灾害或瘟疫时，通过祷告和信仰得到了神的保护与庇佑。比如，在瘟疫流行期间，基督徒社区的幸存率较高。这被认为是神的特别看顾，是神迹的体现。

然而17~18世纪，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与天主教义相容，与清王朝在学术和政治上爆发了持续而激烈的“礼仪之争”，这使得罗马教廷和中国朝廷之间的关系紧张，导致康熙晚年发布禁教令，限制了天主教的发展。

禁教令使得天主教活动转入地下，但一些地方教会仍在秘密运作，保持了信仰的延续。到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带来了新一轮的基督教传播。这一时期不仅天主教得以恢复，基督新教的各派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教。

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54年来到中国，立志在中国内地传教。他以“信心宣教士”著称，完全依靠祷告和神的供应来维持他的传教工作。在传教期间，戴德生多次经历资金短缺、疾病和危险的考验，然而他坚持通过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据记载，有一次戴德生的资金几乎耗尽，他向神祷告请求供应，就在最需要的时候，一笔来自英国的捐助及时送达，解决了他们的急需。这种情况在他一生中发生过多次，每次都通过祷告得到了神的帮助。戴德生的信心神迹故事广为流传，激励了无数基督徒投身宣教事业。他的信心生活成为许多信徒效仿的榜样，并帮助内地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时期，传教士不仅传教，还建立了医院、学校等。一些传教士在行医时，通过祷告和信仰见证了许多病患的奇迹般康复，这些故事迅速传播，吸引了许多人接触基督教。传教士推动了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5. 民国（1912-1949）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教会学校、医院、出版社等大量出现，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和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传教士致力于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文化交流，推动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受基督教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

然而，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和外来宗教，基督教也受到一些质疑和挑战。不过教会内部也进行了一些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尝试，以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

6. 今朝（1949~今）

建政初期，宗教活动受到严厉打压，教堂被关闭、被抢夺，传教士被驱逐、被杀害，基督徒受到严重的迫害。然而基督信仰并未完全消失，部分信徒在家庭聚会中保持了信仰的传承。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基督教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基督徒无法公开活动，但基督信仰反而在地下继续生根发芽，神通过多种方式保护和鼓励了信徒：有人在被捕前通过祷告躲避了搜捕；有人在极端贫困时通过祷告得到了急需的食物或药品；有人在聚会中经历了圣灵充满，得到病痛的医治，甚至有超自然的显现。这些神迹奇事在文革后的基督教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励了大批新的信徒加入教会。

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放宽了对宗教的限制，教会活动得以恢复。家庭教会迅速增长，信徒人数大幅增加。城市和乡村的教会活动也越来越多元化，许多教堂重新开放，新的教会建筑纷纷兴建。

在某些地区，家庭教会只能秘密聚会。但在这些聚会中，许多信徒见证了神迹，特别是疾病的医治。有一位来自农村的妇女长期患有严重的疾病，经多方治疗无效后，她参加了家庭教会的聚会，信徒们为她恳切祷告，结果她的病痛奇迹般地消失。她的康复被周围的人视为神迹，许多人因此信主并加入教会。类似的医治神迹在许多家庭教会中被频繁报告，增强了信徒的信心，并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和接受基督教信仰。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不仅限于宗教信仰，还广泛参与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文化活动。一些基督教组织致力于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为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尽管教会增长迅速，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政府的监管、社会的世俗化以及内部的神学争议。这些挑战也推动了教会的成长与反思，促使基督徒在信仰上更加坚定，并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三、兴衰皆由神

由于政治、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基督信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遭遇严重打击，主要包括：

1. 唐朝的两次大规模迫害（会昌法难）

唐朝时，景教在中国获得了官方的承认和支持，并在长安和洛阳等地建立了教堂。然而，唐武宗统治期间，对佛教和外来宗教产生了极大的敌意，认为这些宗教对国家的稳定构成威胁。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对外来宗教进行全面清除，包括佛教、景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等。许多教堂被关闭，传教士被驱逐或杀害，宗教经典被销毁，景教几乎从中国完全消失。这次迫害是中国历史上对基督教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导致景教在中国的中断。

2. 元末明初的排斥和禁绝

元朝初期，景教在蒙古帝国的支持下重新进入中国，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元朝统治者和蒙古贵族对景教持宽容态度，允许景教教堂的建设和传教士的活动。

但随着元朝的统治逐渐衰弱，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使得景教的传播受到严重影响。元末的农民起义和政治动荡进一步削弱了景教的影响力，许多教堂被毁，传教活动受到限制。在元末的混乱局势中，景教逐渐失去了蒙古统治者的保护，信徒数量急剧减少。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推行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理念，对包括景教在内的外来宗教采取了排斥和禁绝的政策。他下令关闭景教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景教被视为异端，被禁止传播。许多景教信徒不得不放弃信仰，或将其活动转入地下。

明朝初期的禁教政策导致了景教在中国的彻底消失。与唐朝时的迫害不同，这次迫害之后，整个景教信仰体系完全被摧毁，景教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完全消失。

3.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教禁令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尤其是在一些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一定的影响。但“礼仪之争”引发了朝廷的警惕，康熙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不再对天主教持宽容态度，也不再允许传教士在宫廷服务。1706年，康熙发布敕令，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并要求传教士遵守中国的风俗习惯。

雍正继位后，对天主教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驱逐了许多传教士。乾隆进一步加强了对天主教的打压，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度陷入低潮。

4. 太平天国后的基督教镇压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1850-1864)，表面上以基督教为基础，实际是洪秀全自创的伪教理念。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清政府对基督教产生极大的怀疑和敌视，认为基督教可能会再次引发动乱。

于是，清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残酷镇压，许多教堂和传教士被攻击。虽然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保护传教士和教会，但基督教仍遭受到了普遍的敌视和攻击。

5. 义和团的迫害

19世纪末，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义和团(1899-1901)在山东省爆发，逐渐蔓延至全国。义和团将基督教视为外来侵略的象征，宣扬“扶清灭洋”，对基督徒和传教士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被称为“教民”)和外国传教士被杀害，教堂被烧毁，教会财产被抢掠。1900年，义和团达到高潮，甚至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最终，八国联军介入，镇压了义和团，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声誉和安全遭受了严重打击。

6. 今朝的宗教打压

1949年今朝成立后，政府对宗教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政策，认为宗教是封建迷信的残余，应该受到限制。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被视作与西方国家联系密切，成为重点打压的对象。

1950年代，政府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倡导“三自”(自传、自养、自立)原则，试图将基督教中国化，并切断与外国传教士和教会的联系。许多外国传教士被驱逐，教会被关闭或合并。

文革期间，一切宗教活动都被取缔，教堂被关闭或拆毁，圣经和宗教书籍被销毁。基督徒被迫停止聚会，许多人遭受迫害。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几乎完全转入地下，形成了隐秘的家庭教会网络。

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有所放松，许多教堂重新开放，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有了显著的复兴。但随着基督教的迅速增长，政府开始担心宗教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对宗教活动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控制。

2000年代以来，政府对一些未经注册的家庭教会进行打压，拆毁教堂、限制聚会。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严格的宗教法规，限制传教活动和宗教出版物的传播。在一些地区，政府下令拆除教堂的十字架等宗教符号，试图进一步削弱基督教的影响力。

可见，从唐朝到当代，基督信仰在中国遭遇多次严重的打击迫害，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未停止，信徒们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信仰，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基督教文化。

与此相反，中国历史上也有几个时期，基督信仰传播兴旺，信徒人数显著增加，教会活动相当活跃。

1. 唐朝贞观年间（7世纪中期）

唐太宗时期，国力强盛，对外来文化和宗教持相对宽容的态度。景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得到唐太宗的认可，并在长安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大秦寺。景教徒与中国士人和官员有一定的交流，景教在唐朝的首都和其他地区得以传播。

景教在唐朝的传播相对顺利，建立了一些教堂和宗教机构，信徒数量有所增加。然而，景教的影响主要限于外来人口和少部分中国上层社会，并未深入到大众中。

2. 元朝初期（13世纪末-14世纪初）

蒙古帝国统治期间，基督教再次进入中国，并得到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元朝建立后，基督教在中国重新获得立足点。由于蒙古帝国的广阔疆域，景教在蒙古统治阶层中有一定影响，元朝也允许景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基督教在元朝的各地建立了教堂，并与其他宗教共同存在。

景教在元朝的传播规模较大，信徒人数增加，教会机构得到巩固。然而，景教的兴旺主要依赖于蒙古统治者的支持，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3. 明末清初（16世纪末-17世纪）

16世纪末，天主教传教士通过海路进入中国，开始了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利玛窦等传教士采用了“适应政策”，尊重中国文化和习俗，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文化吸引了许多上层社会人士皈依天主教。天主教的传播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一时期，天主教在中国上层社会和部分平民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教堂数量增加，信徒人数显著上升。尤其是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天主教会得到了巩固。

4. 清朝道光和咸丰年间（19世纪中期）

随着清朝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增加，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得以重新进入中国，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保护。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及随后的其他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教会得以重建，传教活动逐渐恢复。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在各地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信徒人数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中国的传播迅速，信徒人数大幅增加，教会活动遍及全国许多省份。教会还通过建立教育和医疗机构，扩大了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5. 民国时期（1912-1949）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相对自由的宗教政策使得基督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基督教在民国时期进一步传播，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许多著名的基督教学校、大学和医院在这一时期建立，如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等等。

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得到了发展，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信徒群体。教会还在社会改革、妇女解放和慈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改革开放后的复兴期（1980年代至今）

改革开放后，今朝政府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基督教逐渐恢复，尤其是家庭教会迅速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带来的思想解放，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基督教。许多教会重新开放，信徒人数不断增加。家庭教会网络遍布全国，成为基督教传播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信徒人数增长迅速，教会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基督教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寄托。

总结中国历史上基督信仰的兴衰，可以发现一个显著规律：当社会处于较为开放的时期、对外来文化和思想相对宽容时，基督教往往能够进入并发展壮大；当中国社会强调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和国家独立，特别是在面临外部威胁或内部分裂时，基督教往往会受到残酷打压和迫害。

• 唐太宗的唐朝社会相对开放，愿意接纳外来文化和宗教，景教得以进入中国，并获得皇帝的认可和传播的机会；唐武宗排斥外来思想，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
• 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且信仰多样性较强，对基督教持宽容态度，景教在重新进入中国并发展壮大；朱元璋推行儒家统治理念，并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排斥外来宗教，景教因此被彻底禁止，最终从中国消失。
• 明末清初，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增加，耶稣会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并在文化和科学交流中赢得了较多的社会支持，天主教在这一时期兴旺；清朝康熙晚期，朝廷巩固民族认同、抵御外来影响、限制外来宗教，“礼仪之争”导致传教士被禁止在中国传教。
•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相对自由，基督教得以广泛传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内战期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基督教因与西方列强的历史联系而受到怀疑和打压。
• 今朝成立后，基督教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遭受了严酷的整肃和限制；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基督教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得以迅速复兴和扩展。

这一规律表明，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民族主义情绪息息相关。

四、不向巴力屈膝

如今，中国基督徒又面临非常时期的非常逼迫，教堂被破坏、聚会被取缔，信徒甚至遭遇牢狱之灾。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时难免让人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感到孤单无助，以为自己是唯一忠于神的人。

但神告诉以利亚，他已在以色列为自己保留了七千名未曾向巴力屈膝、不亲巴力之像的人。这表明，无论情况多么艰难，神始终在掌权，并为自己保留了一群忠诚的余民。

这也提醒遭受逼迫的中国基督徒：神的拣选和保守是永恒的，不论外在环境多么险恶，都始终有一群人忠心于他。作为神的儿女，信徒在困境中依然可以保持信心，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和保守的，而决不能向“巴力”屈膝。在逼迫中保持坚定信心、不因外界压力而放弃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回应神拣选和保守的责任。

在最黑暗的时刻，神依然保护和看顾他的子民，他会保护那些忠心跟随的人，并使他们在试炼中得以坚立。无论是唐武宗的灭佛、明清的禁教，还是近现代的逼迫，基督徒都经历了极大的压迫和苦难，但是神依然在保护和保留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坚立不移。

神告诉以利亚，他已经为自己预备了七千人，这说明神的工作从未停止，他的计划也并未因逼迫而中断。相反，神的计划远超人的理解，他在看似无望的情况下仍在成就他的旨意。同样地，即使在最严峻的逼迫下，神仍然有他的计划和目的，神的旨意终将成就，神依然在中国兴起他的教会、保守祂的子民。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神依然与中国基督徒同在，他在黑暗中保留了忠心的余民。信徒可以由此得到鼓励，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他们的忠心将得到神的喜悦和祝福。

五、信心得以升华

其实，无论兴哀，神的爱永远不变。当遭遇外部压制时，地上的宗教组织可能衰退，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却得以强化。

当政权打压宗教时，宗教组织的活动往往受到限制，包括教堂的关闭、传教活动的禁止、宗教教育的中断等。这种压制可能导致宗教组织在地面上的功能衰退，信徒的聚会变得困难，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也可能减弱。在这种环境中，信徒也许因害怕迫害而减少或离开教会，导致了教会的规模缩小，宗教活动的公开性受到限制。

然而，尽管宗教组织在地上受到打压，基督徒的内心信仰和对神的依赖却可以得到强化。历史上，许多基督徒在逼迫中展现了更为坚定的信仰和忠诚。例如在罗马帝国的迫害中，许多基督徒选择殉道而不放弃信仰，这种坚定的内心信仰成为了后世信徒的榜样。

在压力和逼迫中，基督徒常常会经历灵性的成长和信仰的精炼。这种内在的成长和对神更深的依赖可能在外部环境看起来比较低调，但却在信徒的生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圣经教导说，试炼和困境是信仰精炼的过程，使信徒的信心得以升华(彼前1:7)。

在受到打压的情况下，基督徒往往会转向地下教会或秘密聚会，这种隐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信仰的衰退，反而更加显示出信徒对信仰的忠诚和对神的坚持。基督徒在小范围内继续进行灵修、祷告和团契，这种私人和小规模的活动实际上能够维持和深化他们的信仰生活。

更何况，基督教的外在衰退并不等同于神工作的终结。神的计划常常超越表面的情况，可能在地下或隐秘的环境中继续进行，并为未来的复兴做准备。家庭教会的兴起就是在正式教会受到打压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隐秘的增长预示着未来宗教环境的变化和潜在的复兴。

应该说，信徒人数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信心坚定的忠实信徒才更具决定性。虽然信徒的人数可以反映宗教的普及程度和外在影响力，但真正的信仰核心在于信徒的内心和信仰的质量。少数坚定的信徒可以对教会和社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困难时期成为信仰的支柱。历史上，许多宗教运动和复兴时期都是由少数忠诚的信徒推动的。比如，初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迫害中，虽然信徒人数较少，但他们坚定的信仰和勇敢的见证最终改变了整个帝国的宗教景观。

忠实的信徒往往会在信仰中起到领导作用，他们的坚定信仰和对神的忠诚能够激励他人，推动宗教和信仰的发展。即使在困境中，这些信徒能够通过祷告、教导和个人见证影响周围的人。少数忠实的信徒可以建立起强有力的信仰社区，他们的存在和活动能够成为其他信徒的支持和鼓励。这样的社区虽然可能在规模上较小，但却能够在信仰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真正的信仰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持久性和坚定性。在面临外部压力或打压时，持守信仰的坚定信徒能够帮助宗教保持核心价值观，并为未来的复兴做准备。坚定的信徒能够传承和维护信仰的核心教义，拒绝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在传递信仰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宗教传统的纯洁性，并在未来可能的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神的工作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扩展和人数上，更体现在个人信徒的忠诚和对神的顺服。即使在信徒人数减少的情况下，神依然在那些忠诚的信徒身上进行工作，保守他们的信心，并通过他们完成祂的旨意。在逼迫和困境中，忠实信徒的信心往往能够得到精炼和成长，这种内在的信仰力量能够在未来的宗教环境中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