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严峻的疫情之中，关于“庚子年”的流言正在传播，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每个庚子年都是“大坎”。
不过雅号“道长”的师弟闻正兵说得好：“其实，翻遍中国的史书，无论戊戌、己亥，还是庚子、辛丑，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苍天饶过哪一个？”
说到庚子年，我的自然联想是庚子赔款。
之所以印象深刻，或许因为我曾在清华求学四年，没齿难忘。
但更重要的是，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耻辱。
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政府和人民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
而耻辱中的耻辱，无疑是义和团。
庚子之乱，始于拳匪。
在我们所受的近代史教育中，义和团拳乱和八国联军是最为颠倒黑白的。义和团毫无正义，完全是一帮乌合之众组成的匪徒。
他们号称反清灭洋，但慈禧太后一招安，他们就瞬间变成扶清灭洋。
他们的“爱国”行径是：扒铁路，割电线，烧西药房，打家劫舍， 杀人放火， 所残害的90%以上都是中国同胞。
他们扬言，要刺杀一龙（光绪）、二虎（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洋教士）。结果，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
“刀枪不入”的义和团
各国照会清政府，却引来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最后一败涂地，慈禧仓皇出逃。
战争惨败了，也就不得不坐下来“丧权辱国”了。
在《辛丑合约》的谈判过程中，其实美国是一直在为中国说话的。
有人准得骂我“美狗”，但其实道理很简单：为中国说话，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它树立了全新的“非殖民原则”和“不干涉原则”。美国认为，要在中国获得最大利益，最好的办法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独立主权国家。
1900年7月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就向各国发出照会，要求“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 整”。这就是为什么清朝最大的一场败仗，却没有任何土地割让的原因。
美国国务卿John Hay
同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指示谈判代表康格，将赔款总量限制在关平银2亿两左右，与其他列强所要求的4.5亿两相去甚远。他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侨民利益，所以只是赔偿损失，并不是战争赔款。另外赔款不宜太多，负担太重会压垮中国（就和后来二战的马歇尔计划一样）。
平等和商业远见，是美国的重商主义的原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说服不了其他七国，就帮助中国起诉到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法庭裁决支持了七国的索赔主张。根据条约，美国应得赔款3200多万两，约合2400万美元。
后来，各国因为汇率的问题，要求中国用黄金取代白银支付赔款。1904年12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觐见约翰·海，说：美国也要求黄金结算赔款的话，中国政府非常为难。
约翰·海听后沉默良久， 说：“赔款确实过多。我们发现，上报的庚子拳乱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中，确有虚报现象，其实不用赔偿那么多。”
于是，梁诚不再纠结金银问题，转而在美国国会中四处游说，要求退还不实赔款。
“清华之父”梁诚
1905年中国爆发大规模抵制美国货的运动，大有义和团重来的态势。但美国的有识之士，却开始了更深刻的的思考和行动。
1906年初，伊利诺依大学校长爱德蒙要求罗斯福总统：吸引中国留学生来美，同时将庚子赔款的退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说：“哪个国家能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个国家就能在精神和商业上获得最大回报。”他坚信，商业对精神的追随，比对国旗的追随更为可靠。
同时3月，一位传教士拜见罗斯福总统，也建议将庚款退还给中国。他认为，只有教育中国民众，才能避免中国再次发生庚子之乱和抵制美货运动。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了谘文，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庚款，作为中国教育之用。国会通过了罗斯福总统的谘文，将退还一半庚款，共计1254.5万美元，作为资助中国教育之用。
老罗斯福总统
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留学生，后来又选送了两批留学生，共计180名。其中包括大学者胡适、清华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等。
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
1911年4月9日，清政府批准将游美学务处改名为清华学堂，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学。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16年，清华学校正式开始改办为完全大学。
即使在军阀混战期间，清华大学也经费充足，经济上的自主性使它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为中国培养了无数的杰出人才。例如，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校友占据三分之一。
1955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梅贻琦先生在台湾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百年之后，新竹清华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
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
1917年，美国用庚款与美国民间洛克菲勒基金在北京建立了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美国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来管理剩余的庚子赔款。
基金会使用美国庚子赔款，还成立了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学院前身）、金陵女子学院、东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东北大学、武昌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之江大学（后来分解为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基金会还把上海圣约翰学堂扩建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
同时，美国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其中包括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也在庚款办学的影响下进入中国，并资助中国学者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另外，1931年用庚款建成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前身），是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
1949年之前，中国的大学一半以上受益于庚子赔款、由美国参与成立。
英国追随美国，将庚子退款用于山西大学的建设。法国用赔款成立了中法教育基金，鼓励大批中国青年前往法国，其中包括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日本也建立了对华文化教育基金，但是遭到中国民间抵制，中国实付日本的赔款数额占庚款的99%。
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说：在中国，只有男孩可以上学，穷人也上不了学，我们计划要建立更多的学堂。但后来除了洋务运动的民间办学，朝廷没有拿出一两银子来办学。然而，李鸿章“丧权辱国”签下的条约， 却让政府拿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开办了直到今天仍然是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才华、有胸怀、有脊梁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