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引力 · 03
人人都很精明，事情却越办越蠢
空气质量不好，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照顾一下监测仪。
2017年，山西临汾，时任环保局长张文清授意他人干扰空气监测，以压低污染指标。有人堵塞采样头，有人喷水，有人用化学药剂中和；组织者按月付钱招人，局长还许诺为其中一人承揽工程、转正身份提供便利。两名运维人员收了好处费，也替他们通风报信。[1]
仪器、技术、人员分工，一样不缺。连负责看守的人，也有了自己的安排。至于城里人呼吸什么，暂且不在这番精明的照料之内。
这样的事，看起来很蠢。然而，若只用蠢字便打发了，反而容易漏掉其中最值得追问的问题：明明有这么多人算得清自己的好处，事情怎么就被办成了这个样子？
人们常把“聪明”当作一种毫无疑问的好东西。孩子聪明，工作聪明，办事聪明，仿佛聪明愈多，日子自然愈好。可是，精明必有所向。把事情做好，与把自己安排好，有时能够相得益彰，有时却是两门截然不同的功课。
如果尽责可以得到承认，指出问题有助于把问题解决，个人争取好评价，便可能同时有益于工作。倘若事情究竟办得如何，远不及某个人对你印象如何，聪明人便会重新分配心力。难题可以往后放，那位的意思却不可不揣摩；做过什么是一回事，让谁看见又是另一回事。前途既在人手里，先把人伺候明白，事情才有商量。
这种倾斜未必从送礼、请托开始，也可以表现得十分勤奋。一项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在中国两省3785名“三支一扶”人员中试行不同的考核安排：一组预先知道两位上司中谁将给自己打分，另一组事先不知道。研究发现，知道考核者是谁，会使工作努力更多偏向这位考核者看重的任务；不预先透露其身份的一组，在同事评价、上司平均评价及绩效收入等指标上表现更好。[2]
这里面的人未必要偷懒，更不能一概算作腐败。他可能比谁都忙，只是忙的次序逐渐按“谁看得见、谁说了算”排定。这样看来，满屋子都是勤奋的人，也未必足以叫人放心。还须问一声：都在为何事勤奋？
更严重的一步，是个人账上的好处，可以由公共生活替他付钱。
临汾案中，报酬、好处费和前途的许诺，都有具体的去处。数据失真造成的损失，却不会只落在拿了好处的人身上。监测本来是让污染进入公共判断，让治理有所依据、让居民知道自己身处何种环境；把数字做漂亮，便是把问题从报告里挪走，留在大家仍须呼吸的空气中。个别人的账面可以好看，现实却不负责照着报表变好。
于是，所谓聪明，便可能只是把自己这一份代价，分摊给许多没有参加商量的人。得利的人知道自己得了什么，受损的人却未必知道，自己失去了哪一次知情、哪一种纠正问题的机会。小账有人精打细算，大账无人认领。
这还会改变后来者的选择。如果老老实实报问题的人总要先解释为什么出了问题，善于把问题藏起来的人却容易过关，旁观者便会学到一门比业务更实用的本领：问题未必要解决，须先判断能不能让它出现。认真做事的人要承担做事的成本，还可能承担揭出麻烦的代价；会掩饰的人，则有机会把两样一并省下。
这样的经验一旦反复得到奖赏，守规矩便开始显得不划算。有人因此学会绕路，有人把看得明白却不肯绕路的人称为不懂事。越多人如此适应，循规者便越难指望旁人的支持；支持越少，独自坚持的代价越高。各人都觉得自己只求一个稳妥，合起来却使大家赖以安身的规则愈发不稳。
这里最坏的教训，未必是“作恶有好处”，而是“认真没有好处”。前一句还使人知道自己在做坏事，后一句却能把退让教成成熟，把敷衍教成通达，把苟且教成识时务。见过世面的人，仿佛理当先知道哪些道理不宜当真。
到这一步，聪明已经不只是在挑选办法，也开始替人挑选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真不真，先看说出来会让谁难堪；该不该做，先看做了会不会得罪人。人人皆有判断，只是判断渐渐离开了事情，围着自己的安危打转。
考核有上司，工作分轻重，本不足以叫作古代。真正把人拉回去的，是当个人好恶可以压过职责，而照职责办事的人又无处安顿自己。此时，即使他知道该做什么，也得先看看谁的脸色。事情有是非，人却有恩威；两边冲突，先避后者为上。
海瑞对这个难处，并非全无所见。
他在《治安疏》中指责嘉靖朝的弊病，说这些事内外臣工都知道，接着便是一句：“知之不可谓愚。”知道，当然不能算无知。可是皇帝一意玄修，臣下便忙于进香、表贺、营建、搜求。他责备的是“陛下误举，诸臣误顺”，又说“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3] 在他的诊断里，问题并非满朝人都看不明白，而是看明白之后，仍有爵禄要保、刑罚要避。
据《明史》记载，嘉靖读了奏疏，也曾说“海瑞言俱是”，后来却把海瑞下了诏狱。[4] 这就把臣子的难处交代得相当明白：你说得对，与准不准你这样说，原来是两回事。
海瑞仍盼着君主悔悟振作，并没有走出君臣的框架。可恰是这一层，使今天的人们更该多想一步：若尽责的人要先等有权者愿意听，职责究竟凭什么站立？赏识你时，你是忠直；不高兴时，你便是冒犯。谁也不能只凭一句“我说的是实话”，便从这套恩威里脱身。
古代的引力，便在这样的地方显出它的分量。
它不必把嘉靖的朝廷原样搬进今天。现代组织也能重新造出一种旧式处境：人的职位有明确名称，工作有成套标准，命运却仍过分系于某个人的青眼；规则允许他指出错误，现实却要求他先判断上面愿不愿意承认错误。新工具可以把消息传得很快，却不能自动决定哪种消息可以安全地传出去。
于是，专业知识要先学会体谅领导，事实要先学会顾全颜面，聪明人要先学会替自己留余地。技术愈精，材料可以做得愈漂亮，痕迹也可以藏得愈周全。一个现代机构，就这样练出了旧衙门的身段。手段越是先进，趋避越是熟练。
然而，这笔账不能最后又算成小人物不争气。
主动组织造假、许诺利益的人，与拿了好处替人开方便之门的人，不能靠一句“环境如此”卸掉责任。另一方面，一个缺少保护、担心生计的人，也不该因为未能每次挺身而出，便与设局获利者领受同一份谴责。有没有获利、能否拒绝、有没有权力改变安排，都是实实在在的差别。不能因为大家都在这套秩序里，便说大家同等负责。
把勇气交给普通人，把奖惩留给掌权者，再责备普通人不够勇敢，这也是一种颇为精明的分工。赞赏海瑞，自有道理；要求每个办事的人都先有海瑞的胆量，才肯给他一点公道，则未免把制度的欠账，全都记成了个人的德行不足。
当然，人不能因此永远以“不得已”自解。一次退让可能出于畏惧，后来借此获利，便已不是同一回事；自己吃过没有保护的亏，等到手里有一点权，又照样要求别人看自己的脸色，更谈不上无辜。古代得以反复回来，也有赖于受过它委屈的人，终于学会了它的本领。所学既成，转身授人。
要改变的，便不只是劝聪明人心地好一点，还要让他们有机会把聪明用在正事上。前述考核实验提示了一种可能：评价安排变了，人的努力方向也能随之改变。并不需要先换一批人，或等某种“国民性”终于被改造好，事情才有转机。
一次考核调整当然不能包办现代社会，却足以使“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解释少一点底气。更值得追问的是：照实报告为何有风险，迎合私意为何有回报，拒绝越界要求的人能不能保住职位，提出坏消息的人能不能不先成为坏消息？这些问题若无人回答，多讲几遍奉公守法，往往只是让人把标准答案背得更熟。
这也不能简单收束为再添一位监督者。监督者同样有自己的考核与前途；若他也须先照顾某个人的颜面，多添一个环节，就可能多一道报喜的手续。公共职责应当在冒犯掌权者时仍然成立，有权者也不能因为不快，便收走尽责者的生计与申辩的机会。这才是在给人的正直留位置，而非等候下一位清官偶然施恩。
于是，一个地方可以有很多很会过关的人，却越来越难有大家都过得去的生活。他们未必缺见识，酒桌上骂起荒唐来比谁都透彻，只是轮到自己作决定，又先把自己的那一份安排妥当。
人人都很精明，事情却越办越蠢。古代无需再教你怎样下跪，只须让人确信，站直了总是自己吃亏。
监测仪终于可以交出一份体面的答卷。剩下的空气，大家接着吸。
1.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山西省临汾市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造假案有关情况的通报》，2018年8月28日，环办监测函〔2018〕894号，“基本案情”及“反映的主要问题”。据该通报，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临汾六个国控站点受到反复干扰；2018年5月30日，涉案16人被判刑。本文据公开调查通报取其组织造假与利益安排，未将利益许诺写成兑现，亦未将造假写成最终平安过关。 ↩
2. Alain de Janvry、Guojun He、Elisabeth Sadoulet、Shaoda Wang、Qiong Zhang：“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Bureaucratic Work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13(3)，2023，pp.766–799；正式发表版全文，尤其研究设计及表3、表5。较强证据是努力向特定评价者看重的任务倾斜，非生产性讨好行为仅有间接证据；所测绩效也不等于直接测量公众福利。本文关于长期适应反馈的讨论是据此展开的机制分析，并非该实验已经检验了全社会的长期循环。 ↩
3. 海瑞：《治安疏》，引文据此网络转录。“知之不可谓愚”在“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所在段，“大臣持禄”句在末段。本文取海瑞对知情、趋避与臣职的诊断，不把奏疏视为对当时全部官员心理的调查。 ↩
4. 张廷玉等：《明史》卷226，海瑞传，“帝得疏”一段。此为后出的史传记述；传中亦记海瑞论死未决，世宗死后获释，后来再任官职。本文仅取上疏后的处境，不将其写成被处死，也不把海瑞的全部主张解释为现代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