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引力 · 02
考试照常举行，分数另有安排
考试作弊，有时还得主动减分。
2012年，广东中山一次公务员招考，林钰成笔试只排第六，本来进不了面试。他的母亲梁国影时任市人社局纪委书记，分管考试院，于是有人替他改了笔试成绩，又有人关照面试。结果，面试居然得了91.74分，母亲与考务人员怕引人怀疑，又减去十分，公布为81.74分。[1]
优秀也须有个分寸，不能太不像真的。
那位母亲动用的当然是公权，所照顾的却是最私人的关系。旁人参与竞争，这一家还参与安排竞争。不过，倘若只从中认出一个替儿子作弊的官员，事情便看简单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人取得了公共职位，身边的人便容易觉得，他终于可以让鸡犬升天，有本事照顾自己人了？
父母照顾儿女、朋友彼此帮忙，本是人之常情。你用自己的钱替弟弟交学费，用自己的时间陪朋友看病，旁人何必置喙。可是，你掌管的录取名额、审批权和公家的职位，并不因此也成了你的家产。问题就在这一步：原本属于私人的情分，开始要求由公共事务来偿还。
这时，两套道理便迎面相撞。规则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人情却问：既然亲疏不同，怎能一概而论？他是你儿子，你能不管？我是你老师，当年待你不薄！这是咱们自己人，你还真准备照章办事？
问得情深义重，倒让想按规矩办事的人先欠了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到“差序格局”，所指的便是这种由亲及疏的关系秩序。他又以“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为题，讨论道德评价怎样随彼此的关系伸缩。[2] 这里不缺道德要求，要求还很稠密：为子当孝，受恩当报，朋友须讲义气。只是当这些要求越过公私之界，公共职责便常常排在它们后面。
你拒绝一位陌生人，只须说明条件不符；拒绝一位熟人，还得解释为什么不肯给他面子。拒绝亲戚，恐怕连长辈也愤然找你评理。对规则的忠实，由此变成对关系的亏欠。帮忙的人落得有情有义，守住边界的人倒显得六亲不认。至于被挤掉的那个陌生人，他不在饭桌上、也不在家族群里，永远无需替他算这笔情义账。
关系吞没规则，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它不只替违规提供门路，还给违规包装了一层道德上的体谅；更进一步，它能让拒绝违规的人觉得难堪。无须人人都坏，只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那份情面应当例外，公道便只好一退再退。
这种办法，古人早已用得纯熟，而且不止在亲族之间。
科举本是朝廷取士，考中之后，却又能结成一层私人恩义。明代中式者尊主考为座师，尊录取自己的同考官为房师，自称门生；同榜登科者有同年之谊，互称年兄。考试选出了官员，也给官员编出了一张彼此提携的关系网。[3]
考官未必给你讲过一天书，你却立刻有了老师。功名通过国家的考试取得，却又被记作某个人的知遇之恩。此后他提携你、你回报他，温情与利益一道相生相长。到了用人、荐举、议事之时，究竟是此人有才、此议有理，还是此人出于我门、此议有利于我师，便未必分得清楚。朋党也未必要从密室里的阴谋开始，彼此感恩、彼此照应，足以使公事渐渐认了门户。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曾想让这样的旧谊替下一代出力。1893年，他得知浙江乡试主考殷如璋与自己有同年之交，遣人投书贿考，请托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亲友子弟。[4] 父亲与儿子的血缘，考官与旧交的年谊，在这里接到了一起：儿子还没入场，父亲已经另外替他作文。
这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私心。血缘不够，可以添上师承；不是同门，还有同年、同乡、故旧。关系能够借人转接，情面可以托人递送。今天请你顾我一个学生，明天我替你问一个名额，未必当场议价，也未必事事拿钱。各人记着各人的好，公家的位置总有私下的用途。
更难摆脱的是，有人找关系求不该得的好处，有人找关系，却只想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公道。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杨家两次进京申诉，先是复审维持原判，后又久拖不决。亲友随后联络十八名在京浙江籍官员，提交呈词，请将案件交刑部审理。[5] 对身陷冤狱中的人，当然不能责怪他求助乡谊。亲友相助值得感激，申诉屡经周折之后又四处寻求援手，则让人看见更重的无奈：一个人是否蒙冤，与谁肯替他说话，原应有什么关系？
同乡伸手救人，与同乡相护作恶，自有是非之别。可当人们不敢相信，凭正当理由就能获得应有的对待，关系便径直成为防身之物。吃过没关系的亏，便教孩子早点经营关系；骂过别人的后台，轮到自己有事，却又怕找不到后台。对不公的恐惧，也会替这种秩序添砖加瓦。人情网因此不只靠得利者维持，还能从受损者那里得到续命的力量。
没有现成的关系？那就先从称呼上找一找。这也使今日那些颇为尴尬的称谓，多了一层值得看的意思。
老爷、少爷被赶出了日常的体面称呼，先生、太太、小姐一度也让位于普遍的“同志”。后来，同志日渐尴尬而退出日常场合，师傅、老板、老师等旧称又纷纷扩大了用途。[6] 于是，初次见面，嘴边常要踌躇片刻：直呼姓名怕唐突，称官衔太露骨，叫先生又嫌生分。索性一声老师，至少先把敬意摆足。
叫老师本来只是礼貌，不会凭空生出师生之恩，但今天逢人便称老师的风气，使受了这假惺惺尊称的人仿佛不容质疑，于是敬意也就被收作了服从。哥、姐也本可只是亲切，但亲切的真相若是“自己人别这么较真”，本来可以明说的条件，就开始显得伤感情。称谓在此做的，是先替彼此安置一个私人位置，再从这个位置上提出要求。
“家人们”尤其省事。买卖还没做，默认已经认亲了。你若问价格、质量、退款，那原是顾客的本分；倘若对方转而要求你相信一家人的诚意，不要斤斤计较，亲热便是在劝你少用一点本来属于顾客的判断与权利。情分先给，账单后到。
办公室里也一样。称兄道弟、以家相许，仿若彼此关心、一团和气，其实谈职责时要你顾全一家人的情面，谈报酬时却又请你遵守公司的规定，这个家真的颇有章法：义务按亲情计算，权利按合同结算。两套标准轮流出场，各得其便。
外企的英文名、互联网公司的花名，中国人也很快叫顺了。这说明换一种叫法并不难。难的是叫法变了以后，职位和权利是否也能从私人关系里独立出来。上下级可以互叫花名，决定机会时却仍可能先辨谁亲谁疏。名字叫得平，未必就敢平等地说不。
这些称谓的来历和用途不尽相同，不能听见一声哥姐，就查起徇私舞弊。公职有公职的责任，买卖与雇佣有各自的条件和约定。可当师恩、家情、兄弟义气被拿来单方面改写这些责任，或者让人不好意思坚持自己的权利，它们便走上了同一条路：先把你变成我的什么人，再决定你可以要求什么、应当让出什么。
这就是古代的引力在日常生活里的牵扯。
帝制可以结束，科举可以废除，衙门可以变成机关，公司可以搬进玻璃幕墙的大楼。新制度会产生新职位、新资格和新资源，人情也能学会如何接近它们。[7] 真正让人唏嘘的是，这些新职位和新规矩，为何总向私人的情义低头！
规则若只在彼此陌生时才严格，遇到自己人便只管通融，陌生人自然要设法变成熟人；办成事情若总被记成某个人的恩情，下一次照章办事又怎能不想起前一次的人情债？这样一来，现代机构有了，事情仍按亲疏远近来办。古代无需原样复辟，只须在利益临头时，大家再认一次亲。
公道真正要安顿的，恰是那个与你无亲无故的人。他没有资格要求你爱他，却有资格要求你履行职务、遵守约定，不因他不属于你的圈子，便少给他一分应得的对待。他来报名，不该先认老师；他来办事，不该先拜码头；他来讨一个说法，也不该先找一位能够替他说话的大人物。
而一个愿意按规矩办事的人，也理当可以拒绝亲友的越界要求，不必为了证明自己有情有义，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做人情。
否则，考试自然可以照常举行。卷子好像考的是考生，分数却要考一考亲疏。
1. 邓媛雯、陈彦儒：《广东中山“改分官员”庭审 法庭认定有自首情节》，中新网，2012年9月4日；胡迪：《梁国影篡改儿子分数判1年》，广州日报，2012年9月7日，新浪转载。前文取舞弊操作作为讨论入口。该案后来取消录用资格，梁国影一审获刑一年；本文未将改分写成最终成功入职。 ↩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本文借其分析讨论亲疏义务与公共职责的冲突，不将乡土社会的描述直接当作当代全国调查。 ↩
3. 郭培贵：《明代科举中座主、门生关系及其政治影响》，《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此处依据《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5期摘编。同年与年兄称谓另参教育部教育百科“同年”词条。这些关系亦含真实情谊；本文所论是它们进入公职提携和政治回护时的作用。 ↩
4. 郭琪：《内阁中书周福清的“投书贿考案”》，中国档案报，2014年1月19日，浙江档案网转载，据相关奏折、谕旨叙述。殷如璋亦作殷汝璋；此处从该文。周福清此次请托未成，后获罪入狱；这里只取以年谊请托子弟的环节，不铺叙全案。 ↩
5. 郑定、杨昂：《不可能的任务：晚清冤狱之渊薮——以杨乃武小白菜案初审官刘锡彤为中心的分析》，《法学家》2005年第2期，第46—55页，第二节；刊方题录。本案另有办案责任、取证和串供等问题，不能以关系一因解释；正文仅借亲友联络在京浙江官员提出关于申诉与私人援助的追问。 ↩
6. 胡范铸、胡玉华：《“同志”称呼语的语义功能与语用条件析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12—116、122页。此处仅据刊方摘要所述称谓变化；将“同志”的使用变化与称呼尴尬相联系，以及下文关于权利边界的讨论，是作者观察与分析，不冒称该论文已证明这些称谓都出于攀附动机。 ↩
7. Yanjie Bian（边燕杰）, “The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of Guanx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3(2), 2017, pp. 261–267，尤其“Guanxi as Resource Mobilizers”一节。正文对“古代引力”的判断是本文的综合论述，并非该文原话；不以关系的存在直接推出规则必然失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