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破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世俗信仰、哲学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隔阂，就会发现：所有种族和文明，都对超然力量存在某种敬畏，无论有没有信仰、无论何种信仰，概莫能外。
超然力量，可以是神明、宇宙秩序、自然力量或抽象理念，诸如某种主义、某种规律或某种概念。
人类对超然力量的敬畏，反映了人类对生命、死亡、宇宙未知力量的反思与应对，它表现为：宗教中的神明崇拜，哲学中的终极真理追求，世俗信仰中的神鬼或英雄，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极致社会秩序或理想状态。面对那些超越自身理解和控制的力量，人类无法不表现出谦卑与敬畏，这种感受不受种族、文化或地理的限制，乃是人类思维深处的共通性。
无神论者似乎不承认超然力量，但他们其实不敢完全否认超然力量，而是偷换概念，将传统意义上的“神”改成了其他形式的“崇高”对象或价值观。在无神论的哲学体系中，“理性”、“科学”、“自然法则”、“历史必然性”或“集体意志”等词汇取代了传统的神灵概念，成为超然的力量。它们虽然不同于传统宗教中的人格化神明，但同样具有不可质疑的地位，是所谓终极目标或解释世界的基础，其实就是自我定义、自行描绘了另一种“神”。
例如，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将历史规律视为不可抗拒的力量；科学主义者将自然规律和科学真理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质疑和讨论。他们虚伪地不承认“神”的名，却将自定义概念奉为神，用以提供终极意义或解读，企图成为人类行为和信仰的依据。这充分说明，无神论者其实也在寻求一种超越个体、超越经验的力量，来给世界和人类赋予意义。
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超然力量是一种不可控、不可知、不可预测的力量，比如自然灾害或宇宙的无情规律。当他们面对美景时，他们“敬”：古人赞美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今人脏话说“卧槽太他妈好看了”；但当他们遭遇摧毁式力量时，他们“畏”极了，他们呼喊“天哪”、“我的妈呀”之类，充满恐惧地试图逃蹿，绝对没有人疯狂到故意置身地震、火山、海啸或飓风之中。无神论者或自然主义者，因为找不到可以依靠的解救方式，在面对强大的超然力量必然“畏”多于敬，容易产生恐惧和无力感。
相反，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能够以某种方式与超然力量建立联系，不仅减少了恐惧，还能带来内心的平安与力量。因此，在面对自然灾害、生命挑战甚至死亡时，他们能够保持一种坦然和坚定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有一种更高的保护和救赎。
在面对超然力量时，因为心存巨大敬畏，一些信仰是可以通过中保角色(如祭司、先知或圣者)与神明沟通的。
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这个中保往往被称为“大师”。他们掌握了特定的宗教知识和技能，了解宗教仪式和实践，可以指导信徒进行祭祀、祈祷、占卜等活动，帮助信徒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信徒也相信，大师可以帮助解决个人和家庭问题，包括健康、事业、婚姻等等，大师提供的建议和祝福可以带来好运和保护。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教和文化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寻求大师的帮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大师是文化和传统的传承者，维护和传递着特定的宗教习俗和仪式。正如在很多领域需要专家一样，民间信仰也需要具有深入理解和实践经验的人来提供帮助，所以大师的经验和智慧在宗教实践中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们的知识在解决具体问题时非常重要。
当然，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可以非常“懒惰”的信仰，平时不需要学习和敬拜，在遇到问题时才去依赖大师，就像有病才去看医生一样。这种临时依赖性反映出，民间信仰的信徒信任大师的知识和经验，遇到生活困扰或复杂问题时就去寻求帮助，但在平时，宗教实践并不是优先事项，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碌。
这真是非常“省事”的一种信仰方式。一方面，宗教在心理和精神上具有支持作用，宗教需求是人们生活中普遍需要的，因为人们渴望得到超然力量的保护和祝福，在面对未知或不确定性时尤为明显。但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信徒希望宗教只是一种工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就足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此，尽管中国民间信仰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包括对神灵、祖先和自然的崇拜，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在人们面对生活困境或压力时提供支持，但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实践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而是融入到日常生活和节庆中，看似广泛存在、其实似有若无。
这就像基督信仰中的“星期日信徒”一样，他们在星期日参加教堂活动，其他时间并不积极参与宗教实践，信仰表面化、形式化，信仰的实际应用和个人灵修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当个“星期日信徒”自然很“方便”，“成本”不高、“收益”很大，就像只在需要时去大师一样。
在各种信仰中，更主流的方式是与神直接建立更亲密和信任的关系。例如，基督徒相信，耶稣是永远的中保，可以通过他与神建立直接的联系。这正是最大的好消息，不仅可以敬畏和赞美神，更让人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减轻对未知的恐惧，带来内心的安宁与希望。
所有信仰的核心都是帮助人应对生命中的不确定性，但只有基督徒可以通过耶稣作为中保，与神建立亲密关系，从而摆脱内心的恐惧，获得力量和救赎。
伊斯兰教认为，信徒可以通过祈祷直接向安拉表达敬意和请求，不需要通过任何中介。在他们看来，安拉是只有一位、独一无二的，又至高无上、无所不能，能够随时听到和回应信徒的呼求，任何人都无法在安拉和人之间充当代理者。但伊斯兰教无法解释，罪人如何面对圣洁的安拉；靠善行和悔改来表达对安拉的敬畏，如何就能消除罪过、获得安拉的宽恕。
在犹太教中，祭司和献祭制度在古代占据重要地位，祭司负责在圣殿执行献祭，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但随着第二圣殿被毁、圣殿不再存在，传统的动物献祭制度无法继续执行，祭司制度也便实质性终结了。在今天的犹太教中，祭司仍然存在，但作用大大减少，仅存在会堂对会众祝福等一些职责，不再充当人与神之间的中保。犹太教已经转向以祷告、律法遵守和道德行为为核心的崇拜方式，信徒通过个人祷告直接与神沟通。类似地，作为神话语出口的先知角色，也随着圣殿被毁而消失，神不再通过先知传达信息，现在拉比是律法的解释者，他们成为神启示的主要来源。
犹太教不相信耶稣，拒绝耶稣作为弥赛亚和中保，而认为摩西律法是完备的，今天仍然有效。他们认为，摩西律法不仅是道德和宗教上的戒律，也是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基础，遵守律法是与神建立关系的核心方式。因此，尽管圣殿被毁，摩西律法依然是神的启示和人与神的沟通媒介。但拉比传统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解，认为祷告、悔改和善行就可以代替传统的动物献祭。因为神并不只要求形式上的献祭，他更关心人内心的悔改和对律法的遵守。因此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信徒依然可以通过祷告和悔改与神沟通并获得赦罪。
这是一种地道的虚伪。献祭是人与神沟通、赎罪的重要方式，目的是清除罪孽，使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存活。献祭制度的代价非常高昴，每次献祭都需要真实的动物和祭司的中保，象征着罪的代价和神圣洁的要求，不圣洁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基督教中，耶稣的牺牲一次性解决了罪的问题、成为唯一永恒的中保，因而不再需要动物献祭来赎罪，但信徒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是一种极高的代价。而现代犹太教竟将祷告、悔改和善行作为与神沟通、赎罪的途径，而无视不圣洁的人无法安全地来到神的面前。罪就这样轻易被忽略了？人无法依靠行为依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没有牺牲，就没有赎罪。
总之，无论是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世俗信仰、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人们在面对困境、压力或未知时，都会对超然力量心生敬畏，试图寻求某种形式的支撑。
宗教和信仰帮助人们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即使在逆境中也能保持希望和稳定。这种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信仰。
无神论者拒绝宗教或超自然概念，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提供所有的答案，或者对精神和伦理构建一套解释系统。但他们仍会寻找某种形式的精神支撑，比如哲学、科学、人文主义或社会价值观，其实是一种自以为神的狂妄，企图用敬畏人造概念来代替敬畏神明。
因此，尽管宗教信仰都有排他性，但人类对精神支撑的需求是一种共同体验，无论信仰背景如何。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人们寻求精神支撑的方式，但需求的普遍性显示了人类处理生活挑战时的相似性。
所以说，“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