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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深圳和香港，各有一个名为罗芳的村庄。
罗芳村原本是深圳的一个小村子，由于生活极其贫困，许多村民偷渡到香港，并定居在深圳河岸边。由于移民几乎全部来自罗芳村，他们便将新家也称为罗芳村。
在香港罗芳村，村民的收入是他们在深圳的同乡的100倍。如此巨大的差距，造成成千上万的大陆居民出走香港。通过海上边境时，许多人不幸罹难，尸体漂回深圳的海岸边，在海边打捞尸体竟成为一种职业。在一些村庄，超过半数的劳动力都逃去了香港。
这一年的11月，邓小平恢复职位后首次视察广东。当地官员向他汇报不断恶化的逃港问题，希望中央派驻更多部队来维持边境秩序。邓小平沉痛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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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的某一天，四川蓬溪县的九龙坡。公社书记邓天元召集村干部商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
经过激烈的长时间辩论，他们在深夜达成一致意见：采用包产到户的方式，解决困扰已久的经营和激励问题。
邓天元是公社书记，自然深知此系杀头大罪。所以他决定在两个生产队先试点，将边边角角不重要的土地承包给个人，其余土地仍然集体耕种。当年，贫瘠土地的粮食产量超过集体耕种的肥沃土地3倍。
第二年，更多的土地成为试验田，更多的生产队加入包产到户的行列。1978年之前，包产到户已经遍及全公社，但当地政府一无所知。
1979年，县政府召开会议讨论粮食增产，邓天元将九龙坡的秘密公之于众。
第二年，农林部派出调查组下到九龙坡。调查组对邓天元的包产到户提出了批评，但是赞赏了他为提高粮食产量所做的贡献。
3
1978年，安徽省大旱，许多土地颗粒无收。
与九龙坡一样，凤阳县的小岗村也是当地有名的“要饭村”。年底，小岗村18户村民为了活命，在秘密协议上按下红手印，实行包产到户，均分生产队的土地与劳动工具，展开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
这还了得！他们犯下了私分共有财产的重罪。邻村发现后，向县里举报，县里汇报给省上。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他没有治罪，给予了试点5年的政策。
当年，小岗村家家户户粮满仓、谷满屯。
1979年，万里冒着巨大的风险，整天不厌其烦地向北京解释包产到户的好处。此前，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规定包产到户是违法行为，1979年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
政策挡不住民意。万里决定在安徽全境推广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后来，有民谣云：要吃米，找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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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访英国。在他的意识中，伦敦一定充斥着贫民窟，到处都是贫穷与剥削。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工资仅有伦敦一个垃圾工的1/6。
1978年9月，邓小平出访日本。他向东芝请教：北京的冬天，总有很多家庭烧煤球炉中毒，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日本人十分茫然，根本不知道煤球炉是什么东东——因为日本早就没这玩意儿。
邓小平觉得很丢人。坐在新干线上，他说：“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现代化的速度了。”
5
中国人向来是很善良的。
苏东坡当年被贬惠州，穷困潦倒，买点肉摊上剔剩的羊脊骨，将羊骨煮熟煮透，再撒盐加酒于上，用文火慢烤，等到骨肉微焦，他便一边啃骨头，一边给弟弟写信说：
吃羊骨、剔碎肉，就像虾蟹那般美味哟。只是，把骨肉剔得太干净，狗狗们不开心了。[如食蟹鳌…甚觉有补…众狗不悦矣。]
中国人向来是很坚强的。
即便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将官僚政府沦落为自我毁灭的政治机器，造成人类历史上和平年代最严重的大饥荒，但只要给点空气、给点饭吃，中国人就安天乐命，而一旦环境略有好转，中国人便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中国向来是一片富庶的沃土。
老子说：“我(指君王)无事为而民富。”司马迁说：“治国之道，富民为始。”邓小平朴实地说：“致富光荣。”《论语》有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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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饥饿的村民在自己的村庄里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表现远远超越国营企业，个体户和创业者的兴起比国营企业的改革更能给城市带来活力，最终，市场经济完胜计划经济，春天终于回归神州大地。
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善良而坚强的中国人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的故事。
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科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当年12月，《时代周刊》写道：“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
如果毛泽东复活，他一定认不出今天的中国。他会惊讶地发现，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实现了他破碎的梦想，那个所有中国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期待中、共同希翼将中国重建为国强民富美好家园的梦想。
本文为《变革中国》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