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的灯塔而闻名，但近年来民主灯塔基本已经熄灭。持续多年的社会与政治动荡表明，美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种族问题和身份政治已经成为社会撕裂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美国与中国从不同的发展方向，来到了类似的局面和处境，好像在比赛谁堕落得更快。

本文从从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开始，讨论今天的身份政治乱象，以及这种剧烈转变背后的文化和思想根源，分析其如何导致美国社会分裂与衰落。

全文目录

一、种族主义的历史背景与合理性
  1.1 前美国时代：印第安人问题
  1.2 奴隶制与种族问题的历史背景
二、利用种族问题实施身份政治
  2.1 种族问题恶化了吗？
  2.2 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操弄
  2.3 身份政治：皇帝的新面具
三、费边主义策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渗透
  3.1 费边主义深刻影响美国
  3.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渗透
  3.3 马克思主义全面重塑美国
四、美国的文化自杀
  4.1 政治正确的语言污染
  4.2 美国正面临一场文化自杀
五、结语：美国的未来

二、利用种族问题实施身份政治

2.1 种族问题恶化了吗？

A. 为什么奴隶制问题影响深远

较之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等历史问题，奴隶制对美国的影响远更为深远和持久，因为它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还深刻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种族关系，对全美产生的制度性、道德性和政治性影响极其重大。

• 奴隶制曾经作为经济支柱
  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高度依赖奴隶劳动，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围绕奴隶制展开，奴隶不仅是劳动力，更是财产和财富积累的一部分。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为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也使得奴隶制与南方的利益密切绑定。
• 奴隶制曾经导致的国家分裂
  奴隶制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焦点，曾经直接导致了南北方的分裂。北方的工业经济不依赖奴隶制，而南方却视奴隶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支柱。随着废奴主义在北方的兴起，南方各州愈加担心北方将废除奴隶制，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这种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国家分裂事件。
• 奴隶制遗留的种族问题影响巨大
  奴隶制在美国不仅确立了黑人的次等公民身份，也构建了长期的种族不平等制度。即使在废除奴隶制后，南方通过种族隔离法继续维持黑人压迫，种族歧视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并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持续影响着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进程。
• 奴隶制带来道德争议
  奴隶制涉及了根本的人权问题和道德争议。废奴主义者从宗教、道德和政治角度对奴隶制提出了激烈批评，认为奴隶制违背了人类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基督教的平等观念也强烈反对奴隶制。这种争议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冲突，更是关于人类道德和尊严的全国性大辩论，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思想与价值观。
• 奴隶制塑造社会结构和文化
  奴隶制不仅塑造了南方的社会结构，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文化、音乐、宗教和文学。美国的福音音乐、蓝调和爵士乐都可以追溯到黑人奴隶的音乐传统。奴隶制还导致了南北方在文化上的对立，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观念。

B. 奥巴马挑起身份政治

不管他是利用何种手段上台的，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至少在形式上标志着美国的种族主义已经终结，象征着美国种族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奥巴马们决不会放弃种族问题这么“棒”的政治议题。他和他的幕后黑手及追随者，肩负着“发明”新种族主义的使命。

在马丁·路德·金的晚期阶段，他已经从民权运动的精神领袖，演变为关注经济不平等的激进思想。他通过“穷人运动”等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将穷人的贫困归罪为社会的结构性不公，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来改善贫困人口的处境。他的主张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而遭到FBI的监视和调查。

马丁·路德·金所倡导的公平，看似接近于社会正义和机会均等，其实接近马克思主义式的平均主义。从他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系统性不公”、“系统性贫困”等概念的肇始；他所倡导的经济平等，让人觉得他是结果平等、而非机会平等的始作甬者。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的种族问题似乎更加恶化了：

• 系统性种族主义
  系统性种族主义，是指法律上虽不存在种族主义，但政策和社会机构中仍存在歧视，它不是由个人的偏见推动，而是通过系统和结构固化的。黑人和少数族裔在刑事司法、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仍然面临系统性不公。
• 隐形种族主义
  据称，奥巴马上台后，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隐性种族主义仍在美国以更加隐蔽或复杂的形式继续存在。
• 种族分裂加剧
  美国进入“后种族时代”、种族不再是社会冲突的主要问题之后，奥巴马任期却加剧了种族分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展示了黑人群体对种族歧视的愤怒，显示了种族矛盾的持续和加剧。

既然种族主义仍然存在、种族矛盾仍然激烈，奥巴马当然“有责任”继续让种族问题卷入更大的政治和文化冲突，成为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身份政治也成为奥巴马的主旋律：

1. 种族身份政治

• 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白人种族在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上占据主导地位和优越感，美国的制度和历史结构中存在白人至上的遗留。
• 系统性种族主义（Systemic Racism）：系统性种族主义是深嵌在社会、法律、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制度化种族主义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和拉美裔群体，产生了持续性的压迫。

2. 性别身份政治

• 女权主义（Feminism）：女权运动争取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平等权利，并逐渐演变出多波浪，特别是第三波女权主义，更加注重多样性和跨身份的平等。
• LGBTQ+平权（LGBTQ+ Rights）：呼吁社会承认LGBTQ+群体，包括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等的平等权利，反对歧视。
• 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ity）：主张减少或取消法律和文化中基于性别的区别，推行不分性别的中立表述，如性别中立的洗手间、代词等。
• 代词运动（Pronoun Movement）：倡导尊重个人自我认定的性别代词（如 he/him, she/her, they/them）。

3. 经济身份政治

• 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基于阶级的身份认同很重要，贫困人口和工人阶级也享有权利。
• 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呼吁通过经济政策来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

 4. 身份特权

• 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白人在美国社会中天然享有无形的特权，在工作、教育和法律系统中能享受更多的机会。白人特权是社会不公正的重要根源，应该通过教育和政策来消除。
• 男性特权（Male Privilege）：类似于白人特权，男性在性别平等的斗争中天然享有优势。

5. 类“文革”文化

•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具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不符合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公众人物或机构，应该予以“取消”。
• 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呼吁对社会不公“觉醒”，涵盖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多方面身份政治。
• 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通过确保在组织和社会中的代表性多样化，公平地分配资源和机会，来实现社会平等。

这些“政治正确”的身份政治主张和运动，并不只是因极端化而引发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存在错误和缺陷。以DEI为例：

• 本质上的分裂思维
  DEI从根本上强调身份差异，而不是超越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表面特征，去追求真正的个体平等。它迫使人们从这些外部身份出发看待彼此，而不是根据个人能力、品格或贡献来评估。这种基于身份的思维方式强化了群体对立，使社会更加分裂，因为它时刻强调人们之间的不同，而不是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目标。
• 公平与平等的混淆
  DEI的“公平”就是“结果平等”，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中引申出来的。真正的公平是让每个人有同样的起点和机会，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上的“多样性”目标，强行改变规则，甚至歧视某些群体。结果平等是反对自由主义，要求以牺牲个人自由、能力和努力为代价，来达到人为设定的群体比例，这不仅压制了优秀人才的发展，也对整个社会的创新和进步构成了威胁。
• 逆向歧视
  DEI导致严重的“逆向歧视”。为追求表面的多样性指标，常常不公正地对待某些群体（如白人男性），这与其声称要消除歧视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这种逆向歧视不仅没有解决真正的歧视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的不公正，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自己在一个不公平的制度中被边缘化。
• 无法真正提升能力
  DEI忽视能力的重要性，导致被推到重要职位上的人缺乏胜任适当的技能或经验。这使得公司和机构效率低下，反而无法为其所服务的群体带来真正的福祉。企业或机构本应根据绩效和能力选拔人才，而非基于外部特征，而DEI使得选人标准从以能力为中心转向以身份为中心，严重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竞争力。
• 政治工具化
  DEI是为某些政治势力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它背后的推动者都是极左政治团体，他们通过这种概念来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的，扩大政府干预和社会控制。DEI实际上是用来巩固权力结构的，通过强调身份差异，将社会分割为对立的群体，方便少数人操控整个社会。
• 压制自由
  DEI从来不是为了促进自由，而是压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它要求人们在公共场合、职场甚至私人生活中遵守某些政治正确的规则，不允许质疑或批评。这与美国宪法所保护的自由原则相悖，也削弱了人们正常的沟通与合作。DEI就是意识形态的独裁，强迫所有人遵守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不允许持不同意见的人发声。

显然，奥巴马推行身份政治，从来不是由于什么种族矛盾恶化。事实正相反，激化种族矛盾、按身份进行控制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种与美国人民为敌、企图杀死美国的倒行逆施，当然会激化党派对立和社会撕裂，茶党等保守派右翼力量起而反抗是自然而然的。在这种背景下，川普的迅猛崛起正是对奥巴马的一种“反动”。

2.2 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操弄

A. 身份政治不过是政治操弄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不平等理论、弗朗茨·法农等人的后殖民理论，并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LGBTQ+及BLM等政治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一股具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身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基于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如种族、性别、性取向、社会阶层等），来组织和推动政治诉求，通常是声称为了提升特定群体的地位、争取平等待遇，或者纠正历史上对这些群体的压迫。

身份政治是不过是一种政治操弄的工具。也就是说，某些政治力量利用身份政治的诉求来操纵社会情绪，激起公众的愤怒和不满，进而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获取牢不可破的权力。他们从来不真正关注这些群体的福利，而是借用他们的诉求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

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操弄社会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下，主张代表无产阶级，即工人和贫困阶层，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他们利用工人阶级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作为自己革命的正当性基础，号称为全体无产者争取平等和解放。然而共产主义者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些革命的号召来夺取和巩固政治权力，从来不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真正关注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苏联、中国等国家，革命之后的领导人都会无限扩大权力、控制经济与社会、压制人民的自由，他们的目的就是打造“万年牢”的极权主义政权。

身份政治与苏联和中国革命如出一辙。黑人、女性、跨性别者等少数群体，常常被描绘为“受压迫的群体”，并因此成为政治运动的核心。这些群体的权利和需求成为政治话语中的重要议题，然而这些政治运动从来不是为了改善这些群体的状况，活动家们关心的只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分配。正如共产主义者宣称代表无产阶级一样，身份政治的倡导者也只以“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为名，推行一些对大多数人不利的政策，只是利用这种“代表性”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话语权、政治资源和控制权。

共产主义者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表面上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却大大加强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因而极权体制就是必然的。同样地，身份政治中的议题决不是要解决群体的不平等，而是借此推动特定政治力量在社会和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他们制造种族、性别等议题，煽动公众对这些群体不公待遇的愤怒，来推行更激进的政策，例如“政治正确”、“集体赔偿”、“社会重分配”等，其目的就是制造社会分裂，从中攫取自己的私利。

事实也是如此。在美国的身份政治中，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的对立，高度加剧了社会分裂。分裂者声称为了消除不平等，真相不过是让这些群体成为权力争斗的棋子，从而让他们通过“代理人”身份来巩固自己的控制权。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仅煽动社会情绪、发起各种运动，也在理论上假意推动平等和公平，实际上却是利用这些议题来巩固统治地位，通过推动特定的文化战斗来获得选票和权力。这种政治操弄，与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获得权力的方式别无二致。

很显然，身份政治挥舞道德正当性指向反对种族主义、性别不平等政治议题，只是操弄这些诉求来赢得和控制社会话语权，他们的目标不是真正解决不平等问题，而是争夺和控制的政治权力。

B. 身份政治是旧瓶装旧酒

身份政治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古往今来，玩弄政治权力的野心家们所使用的方法，原理都一模一样：找出一个所谓弱势群体，声称代表他们的利益，然后“发动群众斗群众”，从其中获取控制所有群体的权力。

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划分，如元朝、明朝、清朝的种族和身份划分，与现代的身份政治的操控原理完全相似，都是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类别的群体、阶层、种族等，并根据这些类别来实施不同的社会待遇、权利分配和资源控制，也就是“身份政治”。古代中国的身份划分主要基于社会阶层、血统、种族、地域等因素，现代美国的身份政治围绕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概念，两者在身份认同、群体利益的建构上非常相似。

在元朝，蒙古人占据统治地位后，政府对将中原土地上的百姓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种，汉人和南人几乎近乎奴隶，蒙古人享有更高的地位和特权，而汉人则被压制。在官员选拔、土地所有权等诸多方面，蒙古人都占有巨大优势，汉人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种阶级划分与现代身份政治中基于特定身份群体（如种族、性别）所争取的特权和地位相似。

元朝搞种族主义，明朝进一步细化身份政治。除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体现对不同身份群体的社会认同和角色安排、通过身份划分来实现社会不平等和控制，明朝还以“辩贵贱、正名分”为宗旨，按照职业分为宗室户、官绅户、民户(农户、儒、医、阴阳)、军户(校尉、力士、弓铺手、军匠)、匠户(厨师、裁缝、马船)、灶户(盐户)、商户、儒户、驿户等，从职业和役籍上细化人群身份，使得社会上不同身份的个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地位不平等。

清朝与元朝一样，也是外族人统治。于是满洲人与汉人之间的身份差异极其显著。清朝通过建立严格的身份阶层和文化规定（如满洲人穿的“旗装”与汉族人的服装差异），从文化、经济、社会地位上将这群体区分开来，甚至对“满洲人”和“汉人”的社会互动进行限制。这非常类似于身份政治中，通过强烈强调群体身份的独特性和特权来区分群体的现象。

共产党也没什么新花样，它玩身份政治可谓有史之最。中共通过对阶级成分的划分，将人群切分为不同的社会地位，并以此进行职业和资源分配。在中共统治下，不仅划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阶级类别，并按职业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等出身成分，这些“标签”不仅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直接影响日常生活、并与生死息息相关。

可见，无论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还是现代的身份政治，都是通过区分特定群体的身份（种族、阶层、性别等）来实施不同的待遇和资源分配。中国的身份划分与统治结构、血统和传统文化相关，现代身份政治则与社会正义、平权运动、反歧视、反压迫等思想相连；中国的社会身份划分是为了维护统治和社会稳定，现代身份政治则以文化重建、纠正历史不公为名攫取和维护政治权力，二者没有本质区别。

C. 用身份政治操弄选民

政党、主要是民主党，利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段来欺骗公众、收割选民，使得他们的政治议程和权力扩张能够持续推进。由于他们的政治操弄，选民往往无法意识到自身已经被工具化，他们的情感、身份认同成为了政党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非真正为他们争取长期利益。在近年的政治实践中，他们更将身份政治上升到大规模非法移民、大规模选举舞弊，而大量选民在他们的洗脑之下还坚信他们非常“伟光正”。

• 利用情感操纵与道德高地
  将身份政治与道德正义挂钩，将特定的族群、性别、性取向、宗教等议题与“公义”捆绑在一起，使得反对这些议题的人容易被贴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同者”等标签。在这种氛围下，公众很难理性讨论复杂的问题，而容易情绪化反应，担心被指责道德有亏。这种道德操纵使得民主党轻易占据“道德高地”，将自己包装为所有弱势群体的“守护者”，从而吸引他们的选票。
• 将问题复杂化，制造“受害者群体”
  通过身份政治，将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差距，归咎于“系统性不公”或“系统性种族主义”，而忽视了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实际因素。他们利用这样的说辞，制造“受害者群体”，无论是在非裔社区、移民社区，还是LGBTQ+群体中，将这些群体的困难描述为由外部“压迫”所导致，刻意忽略个人责任或政策失败。通过这种手段，他们成功地使许多选民认同民主党是唯一能为他们“伸张正义”的政党。
• 利用政策承诺换取支持
  在政策层面，承诺为“受害者群体”提供特定的政策优惠或福利，例如平权法案中的种族优先政策、针对特定性别的薪酬平等法案、或针对非法移民群体的移民政策改革。这些政策往往承诺在就业、教育、法律等领域为特定族群提供“优待”，吸引这些群体的选民投票支持。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带来长期的社会进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社会分裂。
• 塑造“敌人形象”
  将那些质疑身份政治、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尤其是保守派政客和选民，统统描述为“落后”“反动”“排外”的代表，甚至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者”“极右派”“法西斯”等标签。这种策略一方面可以将自身描绘成“进步”和“正义”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压制了异见，避免公众对民主党政策进行理性质疑。
• 掌控教育和媒体
  通过对教育和媒体的影响，将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观念深植于学校和新闻报道中。通过在教育系统中引入政治正确课程，如多元文化主义、性别意识教育等，使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认同这些理念，甚至将其视为常识。同时，主流媒体的喉舌作用，使得他们能够轻松掌控舆论导向，筛选对他们有利的信息，放大不利于对手的负面新闻，制造公众对对手的负面印象。
• 用模糊的概念规避责任
  利用诸如“社会正义”“系统性不公”等模糊概念，使得很多具体政策问题难以清晰讨论。例如，所谓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究竟如何运作、在哪些政策中具体体现，这些问题往往被刻意模糊化。这样，民主党可以随时调整言辞，以应对批评，或者推卸政策失败的责任。

2.3 身份政治：皇帝的新面具

A. 身份政治就是新的种族主义

身份政治强调个体或群体身份（如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的权益和利益，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延伸和扩展。种族主义强调基于种族的优劣差异，认为某一族群具有天生的优势或劣势；身份政治不仅关注种族，还包括多元文化主义、性别认同等更广泛的群体划分，将社会的不平等视为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结构性问题，而非仅仅是个别行为或态度的结果。显然，身份政治貌似反种族主义，其实更加严厉的新种族主义，号称为了争取平等，结果却进一步加深了群体之间的对立。

身份政治是另一种血统论、出身决定论。它将关注点放在群体利益上，声称特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和历史伤害很重要，却故意忽视个体的责任和选择。这种取向就造成一种变态的社会氛围：个体的成功或失败由其所属的群体特征决定，而非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因此，它减弱个人责任感，教人将自己的处境完全归因于外部环境，而非自身的选择，进而在全社会助长受害者心态，让人觉得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依赖群体身份来获得支持和资源。

身份政治号称与多元文化主义相结合，强调对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尊重与包容，假装促进社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其结果，不过是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分隔、而非融合。身份政治也强调性别认同，假装认可性别流动性和非二元性别，但其结果，不过是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引发性别问题的极端化，进而进一步分化社会。

身份政治强调群体利益而非个人责任，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加剧群体之间的对立。政治活动家们煽动某些群体利用身份政治来抗争、推动特定的利益，只能让其他群体遭到排斥或忽视，从而加深社会的分裂感。糟糕的是，这种对立不仅局限于种族、性别等，也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阶层之间，形成“我们 vs 他们”的思维模式，使建设性的对话和妥协变得更加困难。

身份政治号称旨在纠正历史不公，但它强调群体差异、忽视共同的人性和价值观，只会导致社会的极端化和对立。身份划分必定妨碍广泛的团结和合作，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仅如此，身份政治压制自由言论，认为任何对特定群体的批评都是攻击，进而强烈影响公众讨论的健康性。

因此，如果美国人反对种族主义，就必然要反对身份政治。种族主义带来不公正的待遇，也扭曲了社会对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认识，身份政治聚焦于群体差异而忽视了个体共性，加深社会的分裂，也导致新的歧视和不平等。反对种族主义意味着要超越肤色的界限，倡导每个人都应被平等对待，而不仅仅是基于他们所属的身份群体；反对身份政治意味着主张更加包容和统一的社会观。鼓励个体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而非竞争和对抗。反对种族主义意味着追求更全面的平等观念，即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反对身份政治意味着反对某种人以纠正历史不公为借口导致更多的不平等，使更广大群体的权益受到侵害，而他们从中牟取私利。

B. 身份政治就是制造新的不平等

身份政治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强调某些群体的“特殊需要”，号称通过政策干预来纠正历史不公，通过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制定，以追求平等的名义制造新的不平等。

在就业、教育和法律等领域，身份政治主张为黑人提供优先权，号称旨在提升黑人在这些领域的代表性。他们声称要弥补历史上的不公和歧视，其实是导致与其他群体的比较性不平等。黑人优先也许使某些黑人受益，但未必对黑人整体利益一致，却引发白人、亚裔等其他群体的强烈不满。

在权利分配中，黑人优先导致对黑人以外的群体的边缘化。例如，就业机会因为优先政策而被“肤色正确”的候选人占据，而其他的合格候选人却因“肤色不正确”而失去机会。在教育领域，招生政策可能会考虑种族因素，导致优秀的学生被拒之门外，仅仅因为他们的肤色不符合政治正确标准。
这种优先政策已经加剧社会的分裂，形成“我们 vs 他们”的对立。未能获得优先权的主流群体感到权力被剥夺，必然产生怨恨和对抗情绪，这就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群体间的和谐，进而导致更广泛的政治动荡。

很显然，身份政治毫无合理性，实际上是新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政策如果不关注个体的能力与需求，而单纯基于身份的群体划分，就会在政治正确中陷入自杀的泥潭。

C. 政治正确就是共产主义

美国的政治正确，与共产党的政治正确，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 意识形态基础
  美国的政治正确主要源于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身份政治，强调“多样性”、“平等”和“反压迫”理念，通过对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社会身份的特殊保护和重视，推动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侧重于通过文化、教育和社会运动来达成目标。共产党的政治正确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强调通过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来实现阶级平等，通常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与打压，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打击一切与其意识形态不符的思想和文化。
• 控制方式
  美国的政治正确通过社交媒体、大学校园、职场等文化领域，建立言论规范和“禁止”的话题，例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别认同等，言论如果不符“政治正确”标准就会面临舆论压力、职业制裁甚至法律责任，它更偏向于“软性”控制，强调社会舆论和公众压力。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是通过国家机器进行“硬性”控制，限制言论自由、新闻报道，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及文化和思想的强制性重塑，通过打压异见、言论审查和定期的思想教育来维持，它是一种国家强权直接干预个人思想的方式。
• 目标与方法
  美国的政治正确关注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特别是针对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方面，号称通过“包容性”和“多元性”的口号，推动文化转型、减少不平等现象、保护少数人的权益，甚至通过政策如“平权法案”来推动特定群体的利益。共产党的政治正确重点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号称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它动员人民进行群众批斗，以实现党的政权目标，其方式更多依赖于直接政治斗争和极权力量。
• 实际效果
  美国的政治正确表面上强调平等和尊重差异，但实际效果却是言论自我审查、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封杀以及对不符合政治正确标准的观点进行严厉的舆论制裁，甚至加剧分裂、造成对立。共产党的政治正确通过强制性、压迫性的手段来实现意识形态控制，通过打压异见和消除思想自由来实现文化和思想的单一化，历史被不断篡改，社会整体上处于高度的恐惧和压抑之中。
• 具体实施
  美国的政治正确似乎是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在大学、企业、媒体等领域，常见的表现形式包括“去性别化”、“去种族化”、要求在语言上更为中性（如“非洲裔美国人”而非“黑人”）、以及强调“代词尊重”等。共产党的政治正确主要表现为对政治异见的压制，通过批判运动对历史人物和思想的强制性解读，共产主义下思想被视为唯一的“真理”，所有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思维都被视为“敌人”，需要消除或转化。

可见，虽然美国和共产党的政治正确在具体的意识形态、方法和表现上有不同，但从根本上看，它们的共同目标确实是通过控制社会文化和言论，推动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并最终实现对权力的集中和对个体行为的管控，二者都隐藏着对社会权力结构的控制欲望，通过越来越多的政府或力量、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来实现对民众的管控。

• 社会控制和权力集中
  美国的政治正确，表面上像是在“保护少数群体”，但在更深层次，它总是导致思想和言论的管制，形成一种对“正确思想”的强制定义，这种“文化审查”让人失去表达的自由，造成一种社会压力，迫使人们“迎合”某种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在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正确体现在对言论和思想的直接压制，如通过“意识形态审查”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教育和文化，历史的“正确解读”成为唯一的真理，任何挑战这一“真理”的观点都会受到打压。
• 建立“大政府”和权力集中
  在美国，政治正确的推动往往伴随着政府或跨国公司（如大科技公司）的干预，控制“言论自由”，通过法令、政策、甚至是社交媒体平台来引导或压制特定的观点，这种“软性专制”其实并不软，它削弱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性，导致“言论的自由”被限制在一种“政治正确”的框架内。在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正确通常通过政府的强力控制和干涉来实现，国家通过压制异见、控制教育体系、制定法律来确保党和政府对社会的绝对领导，社会中的一切都受到了国家的高度管控。
• 创造“敌人”和“受害者”群体
  在美国的政治正确运动中，特定的群体（如黑人、LGBT群体、女性等）被作为“受害者”来推动政策和议题，同时任何反对这些观点的人则可能被视作“歧视者”或“敌人”，这种方式制造了一种对立局面，使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在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正确的工具通常是阶级斗争，通过宣传和教育让民众认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阶级敌人被描绘成压迫者，国家则成为唯一的“拯救者”，这种方式加剧了阶级仇恨，并通过对“敌人”阶级的打压来维护政治秩序。

总之，政治正确都是借助某种意识形态的借口，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社会控制和权力集中，进而推动更大范围的社会改造，最终形成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严格规范。无论是美国的“政治正确”还是共产党的“政治正确”，它们都削弱了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导致了全社会的不自由和分裂。

因此，经历过共产主义制度毒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应该具有更强的警觉性，能够从历史经验和对共产主义的深刻理解中，更敏锐地感受到美国当前问题的危险性：

• 共产主义的暴政
  中国和俄罗斯曾经经历过共产主义极权的压迫、思想控制、言论审查和集权统治，这些经历对人民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都展示了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国家暴政的工具，控制人们的思想，消除异见，剥夺个体自由。这些历史经验使得，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特别敏感于任何形式的思想控制和社会规范，以“平等”、“正义”和“保护弱势群体”为名时就更是如此。
• 集体主义的威胁：共产主义制度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权利和自由，要求所有人遵循党和政府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经历过这种制度，能更清楚地看出美国的“政治正确”及“身份政治”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必然会削弱个人自由、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控制力。
• 言论和思想的压制
  在共产主义国家，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任何反对声音都会受到打压。中国的“言论审查”和俄罗斯的“信息控制”使得民众对政府、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严密控制有了深刻的认识。如今在美国，虽然表面上拥有言论自由，但“政治正确”却强烈限制了观点的表达，形成了社会压力和“自我审查”。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经历过极权政治，更能够看到这种趋向，更警惕类似“思想禁锢”重现。
• 对“文化革命”的恐惧
  共产主义政权常常以“革命”的名义破坏旧有文化、摧毁历史遗产，如中国的“破四旧”、苏联的“去宗教化”等。经历过这些社会运动的人们，看到如今美国类似的文化运动——如“取消文化”和“拆除雕像”——会产生强烈的警觉。它们不仅在破坏历史记忆，也在操控社会的价值观，导致文化的断裂和认同危机。共产主义的“历史重写”策略与美国的“历史清算”有着相似之处，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 对“集体认同”的担忧
  共产主义国家一直强调阶级斗争，而美国的“身份政治”虽然不同于传统的阶级斗争，但它也在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如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并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分裂。经历过共产主义政治压迫的人，尤其是那些曾在共产政权下经历社会阶层分裂和敌对的群体，他们对这种分裂的未来发展尤为警惕，担心它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暴力冲突。
• 对“大政府”的恐惧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极权政府掌握所有的社会权力，控制媒体、教育、经济，甚至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随着“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崛起，许多人在美国看到了一种类似的趋势，尤其是当政府、企业和社会媒体联合起来，推动这些“政治正确”的议题时。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共产主义政治压制的国家来说，他们更容易察觉到美国的“文化革命”潜藏的危险，即逐步削弱个人自由，最终形成对“个人自主”不容忍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