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侵略”这一概念，是个相当新的现代术语。
在中文语境中，“侵略”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文献，诗经等经典中已经出现“侵”字，用来表示侵犯、侵害他人领土或权益的行为。例如，左传中就有“侵伐”这样的表述，指的是对他国领土的进攻或掠夺。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之间的战争、领土扩张、征服和掠夺行为普遍存在，例如：
- 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的扩张战争。
- 中国历史上的秦灭六国、蒙古帝国的征服战争。
- 欧洲殖民时期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武力占领。
在古代，“侵略”主要是描述具体的军事行动或战争行为，这些行为被视为强者的权利，战争本身没有普遍的政治、道德或法律约束，侵略往往被美化为“征服”、“扩张”、“开疆辟土”。
到了19世纪，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战争逐渐被认为应有合理的依据，例如自卫或维护秩序，而非单纯扩张领土。20世纪初，国际法开始关注战争的正当性，“侵略”的概念开始在国际政治中浮现，但并没有普遍的法律约束。一战之后，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试图通过集体安全机制来遏制武力侵犯，尚未明确定义“侵略”；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首次尝试禁止侵略战争，但没有强制执行机制；1930年代，日本入侵满洲、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等事件，进一步促使国际社会开始严肃讨论“侵略”的定义和应对措施；1933年，苏联曾提出一个关于侵略的定义草案，但未被广泛接受。
可见，战争长期被视为国家政策的正常手段，所谓的“侵略”只是道德或外交上的指责，而非明确的法律概念。例如：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并没有被视为“侵略”，只是列强之间的角逐；殖民扩张(16-19世纪)，欧洲列强侵占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土地，被包装成“开拓”、“文明化”，而非“侵略”。
二战期间，轴心国的扩张行为，包括德国入侵波兰、日本侵华等，被广泛视为典型的“侵略”，不仅在道德上被谴责，也推动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塑。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联合国宪章”首次明确禁止使用武力侵略他国，所有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威胁或侵害他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确立了“侵略战争”作为国际犯罪的法律基础。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首次在国际法层面追究“侵略战争”的法律责任，纳粹领导人因“发动侵略战争”被定罪。其后，联合国大会在1974年通过了“侵略定义决议(Resolution 3314)”，更详细地界定了侵略行为，包括：一国武装力量入侵他国领土；使用武力吞并他国领土；轰炸、封锁他国港口或海岸；武装攻击他国军队。
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侵略”一词被意识形态化，美苏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侵略”，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干预越南。进入21世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和生物战争)的兴起，“侵略”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但其核心仍然围绕国家间的武力冲突。
总之，“侵略”一词根植于古代汉语，但现代政治语境中的“侵略”概念，特别是其法律意义上的界定，主要是在二战之后、随着联合国的成立才逐步确立的。现代国际社会通常将“侵略”界定为违反国际法、未经正当理由(如自卫或联合国授权)对他国发动的武装攻击。这与古代的扩张观念有着本质区别。
如今，人们往往“充满正义感”地谴责侵略，且“义正辞严”地说：只要是侵略，那就是不义！
殊不知，如果侵略永远不义，就没有人类历史了。这是“侵略”概念的核心悖论：如果侵略是绝对不正义的，人类历史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许多国家、民族的形成过程都涉及战争、征服、扩张，而现代的“侵略”定义是基于二战后的国际法框架，不能机械地套用到所有历史事件。
人类历史就是是一部侵略史，战争是国家兴衰、文明传播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正义”或“非正义”。从游牧民族的迁徙、帝国的扩张，到殖民时代的掠夺，侵略都是资源争夺、生存竞争或权力扩张的产物，当时的侵略者往往被视为“天命”或“正义”的体现，而非单纯的不义之举，比如：
- 罗马帝国扩张：它征服了许多民族，但也带来了法律、工程、行政体系，使欧洲进入更稳定的时期。
- 蒙古帝国的扩张：它杀伐无数，但也带来了丝绸之路的繁荣。
- 欧洲殖民：虽然造成了对原住民的压迫，但也促成了全球化进程。
现代国际法将“侵略”定义为未经正当理由的武力行动，但历史上的战争常常是“必要的征服”或“神圣使命”，不能用现代标准简单评判过去的行为。例如，从现代国际法角度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一次军事行动，涉及占领土地、驱逐原住民；但如果从神学视角来看，这不仅仅是战争，而是神的应许和审判的执行：
- 神的应许(创世记 12:7)：“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 神的审判(申命记 9:4-5)：迦南人因罪恶深重(如拜偶像、献婴、性淫乱)而被神定罪，以色列人成为神执行审判的工具。
- 并非无差别屠杀：以色列人并非灭绝所有迦南人，比如基遍人因求和而存留(约书亚记 9章)。
为什么在现代政治语境下，“侵略”变成了绝对负面的词汇？那不过是由于二战后的国际法架构，纳粹德国、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导致巨大灾难，促使联合国确立反侵略原则，且民族国家观念发生变化，而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强调边界稳定，战争被视为例外情况。最核心的是，这不过是国际政治博弈，在现代，指责对方“侵略”是一种外交策略，而历史上征服者并不需要为“侵略”辩护；二战中轴心国认为自己的扩张有“历史正当性”，而盟国则将其定性为“侵略”。
因此，侵略不是单一的道德概念，而是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如果侵略从来都是不义的，人类历史就无从书写，因为它几乎无处不在。你不能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你也不能用你的“正义”，去抨击他人的“不义”，因为侵略的道德评价高度依赖于谁在定义“正义”：迦南地的原住民会认为以色列人是侵略者，而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是执行神圣使命。
“侵略”的标签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权力、叙事和文化的产物。当你人云亦云谴责侵略时，你陷入了谁的话语陷阱呢！
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许多战争的正当性取决于立场和叙事，而现代国际法的“侵略”定义本身也是基于二战后建立的规则，未必适用于所有现实冲突。
以俄乌冲突为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民族矛盾和地缘政治，并不是单纯的“邪恶侵略”或“正义自卫”所能概括的。
俄乌关系历来十分复杂，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藤蔓相连千余年，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而莫斯科公国崛起后，乌克兰长期在波兰、俄罗斯等势力间摇摆。
“乌克兰”一词源于古东斯拉夫语 “украина”，意思是“边境地带”、“边缘之地”或“边境地区”、“边疆”，用来描述基辅罗斯南部和东部的草原地带，它们位于罗斯核心区域的边缘，靠近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统治时期，乌克兰被称为“边疆”；俄罗斯历史文献中，乌克兰被称为“小俄罗斯”，强化其“边陲”的概念。这些历史背景说明，今天的乌克兰在古代就是定居文明与游牧世界的过渡区，一千多年来始终是纷争不断的所在。
俄乌冲突的历史背景中，苏联时期将原属俄罗斯或与俄罗斯渊源深厚的地区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种行政划分在当时看似只是内部调整，但在苏联解体后，却为后来的领土和民族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苏联建立之初，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苏联的创始加盟共和国，其疆界划分是出于政治需要和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考量，而非基于乌克兰民族的传统范围。经多次调整，苏联将一些原属俄罗斯帝国或俄族聚居的地区划入乌克兰。主要包括：
- 乌东地区(顿巴斯)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所在的顿巴斯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以俄裔居民和工业化著称。19世纪末，这里因煤炭和钢铁资源迅速发展，大量俄裔工人迁入。1922年，苏联将这一地区划入乌克兰，部分原因是想增强乌克兰的工业基础，同时削弱俄罗斯内部的独立倾向。尽管如此，这里的居民语言和文化上始终更靠近俄罗斯。 -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的历史更加复杂，它在18世纪被俄罗斯帝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成为俄国的战略要地(黑海舰队基地)。1954年，赫鲁晓夫为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划给乌克兰。这在当时的苏联内部被视为象征性调整，因为加盟共和国之间没有实际国界。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成为俄乌关系的敏感点，最终导致2014年的吞并。 - 其他边境地区
像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地，虽然乌克兰族人口较多，但历史上也曾是俄罗斯帝国扩张的一部分。苏联时期的疆界划定，进一步将这些地区固定在乌克兰版图内。
苏联时期，乌克兰隶属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大饥荒”(1932-33)等因素，加剧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但是苏联也给乌克兰带来工业化和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继承了苏联时期划定的边界，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这种“继承”在当时未被俄罗斯强烈反对，因为两国最初关系密切(如1997年的“俄乌友好条约”)，且俄罗斯当时在经济和政治上陷入混乱，顾不上对边界问题提出强烈异议。
2014年，乌克兰发生政变(“尊严革命”)，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西方支持的新政府上台，乌克兰转向西方，俄罗斯视之为美国干涉，于是这些地区的归属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俄罗斯认为，苏联的疆界划分是“人为的”，不应成为现代国家的永久依据；而乌克兰则坚持边界不可侵犯。
2014年，克里米亚举行公投，宣布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乌东地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爆发武装冲突，乌克兰军队与亲俄武装激战，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俄罗斯支持当地的亲俄武装，并在2022年正式承认其独立。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正式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行动。俄罗斯的立场是：乌克兰军队对乌东四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使用武力，乌东居民(多数讲俄语)遭乌克兰政府打压，因此需要“保护俄语居民”。
俄罗斯的立场并非无稽之谈。乌东地区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居民基本都是俄裔，俄语是主要语言。乌克兰独立后，乌东虽归属乌克兰，但文化认同和政治诉求并未融入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在2014年之后推行去俄罗斯化政策(限制俄语使用、强调乌克兰民族主义等)，这在乌东引发强烈反弹，俄裔居民自称“历史上的俄国人”，不应受乌克兰“民族主义压迫”。因此，乌东爆发亲俄分离主义运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自称“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对乌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称为“反恐行动”)，这也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核心理由之一，普京明确提出要“纠正苏联解体造成的错误”，“保护顿巴斯人民免受种族灭绝”。
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正义么？不尽然。从乌克兰的角度，苏联时期的疆界已获国际承认，任何武力改变都是侵略；而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这些地区是多族群混居地，并不“自古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究竟是正义还是战略？
- 俄罗斯的正义观：
军事行动是合理的，一是保护俄裔族群，二是阻止乌克兰进一步西倾(尤其是加入北约)，以免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学者指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帝国”，凸显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在乌东地区实施“种族灭绝”长达8年，而联合国视而不见。 - 乌克兰的正义观：
乌克兰和西方认为，按照联合国宪章，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就是侵略，俄罗斯支持乌东分离主义并直接介入，本身就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联合国和西方指控，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试图重塑苏联霸权，决非“正义之举”。
谁的正义观更“正义”？
如果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是“自卫”和“人道干预”，而是被指控、被制裁的“侵略”，那么西方国家在科索沃、伊拉克、叙利亚等许多地区的军事行动，怎么就不是“侵略”？
反之，如果俄罗斯不是不义的侵略，那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面子”往哪搁？俄罗斯挑战了现代国际秩序，而这种秩序是西方主导的。所以西方国家绝对不会承认，只能玩命妖魔化俄罗斯。
如果侵略永远不义，那么许多历史上的战争都不应发生，包括以色列进入迦南、美英等国的扩张、美国独立战争等等。因此，领土争夺和族群冲突往往伴随着“正义”的辩护——无论是迦南地的征服，还是近代的殖民扩张。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一种历史延续：大国为维护势力范围而采取武力，乌东的俄裔居民只是其中的一个触发点。俄罗斯的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以保护同族人为理由发动战争，既不是单纯的“邪恶的侵略”，也不完全是“正义的解放”，而是地缘政治博弈、历史矛盾与现实利益交织的产物。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是合法的：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以武力改变边界，141个国家在2022年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所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既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背景(如乌东的族群矛盾、俄乌地缘博弈)，也无法摆脱侵略的标签，其“不义”在于违反现代国际规范，而其“动机”又嵌套在俄乌之间长期的权力斗争中。
标榜正义的“正义党”只知一味谴责，仿佛占据无限风光的道德至高点，却完全无视、也没有智力去洞察其中的复杂性。殊不知，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哪里存在超越道德标签的评判？俄乌战争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不是西方宣传的“单方面侵略”，但也难说是纯粹的正义战争。最终，这场冲突的评价将取决于历史的演变，而不是“二极管”式的单方面道德定性。
其实，人类所有的战争都毫无正义可言，战争是人类幼稚的表现。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也批判战争的荒谬性。有道是“春秋无义战”，春秋战国的战争都是为了争霸和夺利，尽管常常扯起高尚的道德旗帜；推及整个人类历史，哪场战争的“正义”不是胜利者书写的虚幻修辞！
从根本上看，无论以何种理由开打战争——保护族群、捍卫主权、传播信仰——最终都伴随着杀戮、破坏和苦难，堂皇的是政治修辞、受苦的都是平民百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确有其历史背景和地缘考量，但平民伤亡和难民潮却无法用“正义”来掩盖。同样，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被美化的“解放战争”或“圣战”，也难以摆脱其暴力本质，只有政治算计、不见道德纯洁。迦南地的征服被圣经赋予神圣意义，但仍然是战争和杀戮，对被征服者来说，那是家园的毁灭。
“春秋无义战”也说明，战争是人类解决冲突能力的失败。当人放弃对话、妥协或共存的路径，诉诸武力就像是幼稚的冲动——用最原始的方式争夺控制权。即使现代战争披上意识形态或国际法的外衣(所谓“人道主义干预”或“自卫反击”)，但本质上仍不过是力量的较量，而非理性的胜利。
“人类幼稚论”可以洞察很多问题。成熟的社会理应通过协商、规则和长远利益来解决问题，而战争则是情绪化、孩童化的的短视选择。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靠核威慑维持和平，倒比直接开战更“成熟稳重”；而一旦像俄乌冲突一样开战，双方都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理性被愤怒和恐惧取代，这不正好证明人类只是一种低智的动物吗！
如果所有战争都“不义”，那么“侵略”的道德标签也变得虚伪。俄罗斯说自己在保护乌东居民，乌克兰说自己在捍卫主权，双方都自称正义，但结果只是更多的废墟和坟墓。其实，正义只是战争的宣传工具，胜利者总能为自己的战争找到理由，而失败者则被钉上“不义”的耻辱柱。
一切战争，都从来不是真正的正义或不义，而是由于人类太过幼稚，找不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如果人类能够走向成熟，战争本是毫无必要的。
然而人类怎样走向成熟？很悲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的道德进步，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犯罪。无论是国家的战争和夺权，还是个人的贪婪与骄傲，本质从未改变。
人性向来喜欢黑暗，人类自始至终都在悖逆神，因此不会真正进步。上帝创世伊始，亚当、夏娃犯罪，导致人类堕落；然后该隐杀亚伯，人类开始腐化。其后，人类罪恶滔天，神用洪水毁灭世界，唯独挪亚一家得救；但洪水过后，人类依然继续堕落，甚至制造巴别塔，试图“自己成神”。即使神拣选以色列人，他们依旧一再悖逆，最后被掳到外邦；即便耶稣亲自降世，人类仍然拒绝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人类悖逆神的原罪，不仅是道德上的污点，也是无法摆脱的缺陷。只要人类背离神的旨意，就注定停留在“幼稚”的状态，无法真正成熟。这种幼稚体现在战争、贪婪和争斗中，就像孩子抢夺玩具，只不过规模放大到族群和国家之间。战争从无正义，正是悖逆的后果：失去了神所设定的秩序，人类只能在混乱中互相伤害。
千百年来，人类在历史的循环中挣扎，人类历史就是悖逆的历史，从来没有进步，未来也不可能进步。“进步论”骗你说，人类通过科学、理性和社会制度，就能逐步走向更文明、更和平的状态，从封建社会到现代民主、从野蛮战争到国际法约束。然而，“进步是人类最大的谎言”，人类的本性从来不变，历史只是同一主题的重复：从巴比伦、亚述、罗马到近代帝国，历史上所有强盛的文明最终都陷入腐败和败坏，最终走向灭亡；尽管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本应吸取教训，但冷战、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和新形式的极权主义依旧存在。
这种观点是有充足证据的。虽然人类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从长矛到核弹)，但科技进步≠道德进步，战争、欺骗和权力斗争从未消失；尽管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从部落到国家)，但战争、压迫和自私从未消失。古罗马的征服与现代的殖民有何不同？春秋战国的混战与今日的俄乌冲突有什么两样？连“正义”的修辞都如出一辙：古代帝王宣称“奉天伐罪”，现代国家诉诸“人权”或“主权”。
人类的进步只在于战争工具的升级，而非内在的道德提升，人类确从未真正“长大”，人的罪性从无改变，“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17:9)
人类历史的核心是悖逆、且悖逆不可逆，未来的人类仍会悖逆神、继续与神对抗，无法依靠自身突破悖逆的循环。即使在世俗视角下，人类文明也是有盛有衰，无法真正超越(语出斯宾格勒)。
幸亏，神早已预备了救赎之路：依靠耶稣基督，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更新。到那时，“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以赛亚书 11:6)，在新天新地里享受不再有战争和痛苦的平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