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多恶的恶人、无论多坏的坏蛋，他也不会公然赞扬自己的恶行和罪行，反而都要搬出“高大上”的口号，以某种“正当理由”或“高尚动机”来为自己辩护。比如，当高智商犯罪的连环杀手为自己辩解时，有时你真觉得他说得有那么几分道理，他甚至能吸引一批粉丝去爱他。
一、什么是良知
这种现象反映了人类内心深处对正义与道德的追求，以及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的影响。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道德和正义都是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因此，即便是罪犯，也会感受到这种社会规范的压力，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由，以争取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同，或至少在心理上为自己的行为减轻负担。
人性中总有自我欺骗的倾向。为了避免内疚或良心的折磨，人们往往通过复杂的逻辑和理由为自己开脱。高举“正义”的旗帜，你就可以在心理上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不得已”的或“为了更大的目的”，从而减轻内心的矛盾感。
这其实也是权力正当化必然伎俩。历史上许多恶人和野心家施行暴力，都是通过宣扬某种理想或目标来获得合法性的。大盗高喊“替天行道”、政权声称“解放人民”，都是在争取道德高地，利用大众的道德感来赢得支持或削弱反对力量。
不管是表面光鲜的领导人、还是身陷囹圄的罪犯，都会利用舆论和道德观念来操控民众，使其行为看似符合某种大义或长远利益。他们通过树立高大上的目标或口号来模糊公众的视野，将自己的行为粉饰成合理和必要的。
毕竟，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没有人愿意被社会孤立。因此，犯罪总是试图掩盖他们的真实动机，以防止自己被公众视为完全的恶人，避免彻底被社会排斥。
换句话说，这便是人类内心深处的良知。人们尽管在行为上偏离道德规范，内心却依然有对正义和正确的追求。这种现象表明，人类在本质上并非完全无视善恶的界限，即便是那些极大恶极的混人，也仍然感到需要在道德上为自己辩解。
宗教、哲学或心理学都承认，人类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良知，使我们能够区分善恶。即便犯了错，良知依然会在内心发挥作用，促使人们找到某种方式为自己开脱。这是内心深处对“对与错”的回应。
从哲学上，康德等思想家认为，人类普遍拥有一种内在的道德法则，即“实践理性”，它让人们在行为中始终考虑到道德义务。即便行为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内心仍然有对善的向往或惋惜。
在宗教传统中，人类有罪，但也有救赎的希望。这种内在的张力让人们即便陷入罪恶，也会感受到良知的谴责，并寻求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某种“高尚”的理由。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并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 7:19) 这种道德上的矛盾与挣扎恰恰反映了良知的存在。
心理学则指出，为了减少内心的负罪感，人类会构建自我合理化的机制。这就是恶人高举“正义”旗帜的原因，他们试图通过赋予行为正义性来缓解内心的冲突。这也正是良知发挥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
必须注意的是，不同语境中的“良知”在概念上是存在明显不同的，因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哲学体系。
比如王阳明的“良知”，是指每个人天生具备的道德意识，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能够判断是非的本能智慧。儒家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良知，无需外在的学习和教导，人人心中自然而然就具备道德判断力。所以只要“致良知”，就能不断反省和净化自己的心灵，人就能够恢复本来的善良本性。
在王阳明看来，“心”本身就是万物的道理(“心即理”)，而“良知”则是心的自然表现。因此，修养自己的良知，就等同于追求道德的最高境界。他特别强调“知行合一”，即真正的道德知识必须落实到行动上。良知不仅仅是内心的道德认知，还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体现。
在基督信仰中，良知是由神赋予的内在道德感，使人能够区分善恶。它既是神造人时在每个人心中放下的“道德指南针”，也是人类与神之间联系的一部分。良知因此使人能够感知神的律法，即使人不信神，也能通过内在的良知感受到善恶的存在。良知在很多时候是神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帮助人认识到罪，并引导人悔改。
基督信仰中的良知与外在的神律法紧密相连，良知是人对神律法的回应。尽管每个人的良知可能会因为罪而变得迟钝或模糊，但它始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神的道德标准。
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与基督教的“良知”有一定相似之处，都强调人内在具备道德判断力，是人类行为的道德指南，无需外界的强制或指引，良知生来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并且良知是普遍存在的，不论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道德感。
但是二者的不同之处才是关键。王阳明的良知是内在的、自我产生的道德感知，它是个人自我修养和自我反省的结果；而基督信仰的良知是神赋予的，与神的律法和恩典密切相关，是引导人认识神和悔改的工具。王阳明强调“心即理”，认为道德的标准来自于内心，外部的世界只是良知的反映；基督信仰认为良知与外部的神律法密切相关，良知是对神的道德要求的回应，外在的神律法高于个人的内在感知。王阳明主张通过“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来达到道德的完美，即通过不断的内省和实践，达到自我修养的巅峰；而基督信仰则更强调依靠神的恩典和救赎，良知虽然重要，但人最终需要神的帮助才能完全摆脱罪恶。
二、良知从何而来
良知从何而来？不同的宗教、哲学和文化体系都试图给出解释。总的来说，良知是人类内在的道德感知能力，使我们能够辨别善恶、感受责任。
基督教认为，良知是神的创造物的一部分，因此良知是神赐予的礼物、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指南。圣经指出：“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也一同作证。”(罗马书 2:14-15) 也就是说，神已经将对善恶的判断力刻在每个人的心里，良知成为了人类与神的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们遵循神的道德法则。
即使是儒家的无神论思想，孟子也秉持性善论，认为人类本性是善良的，良知源自人内在的“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情心，这正是良知的体现。
哲学家也试图解释良知的来源。康德认为，良知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人类实践理性中天生的一部分。他相信，“道德律”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它使人能够区分善恶，指导他们遵守道德义务。良知因此是通过理性来认知和执行的。
大卫·休谟不同意康德，他认为良知并非源自理性，而是基于人类的情感。休谟认为，道德判断和良知来自于我们的同情心和对他人的关怀，而不是冷静的理性推理。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比较现实，他的德性伦理学强调良知通过习得和培养而来。人们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学习和反思，形成了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因此，良知并非天生，而是通过教育和经验逐步发展出来的。
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良知是由文化和社会塑造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共享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良知往往通过家庭、教育、宗教和社会习俗代代相传。个人的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教育和经验，内化社会的道德标准。这种内化过程让人们感到对遵守社会规范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良知。
总的来看，基督信仰关于良知的解释更加令人信服：神在创造每个人时都植入了良知和良善的种子，即使这人不信神、也无论其信仰如何，内在的良知仍然存在，使之能够分辨善恶，在基本的道德层面上具有良善的倾向。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不仅施予信徒，也普遍地给予了所有人，他通过良知与道德感等方式影响全人类，而不论他们是否信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便不信神的人，也能够表现出善良的行为和道德判断。
神造人时说“甚好”(创世记 1:31)，这表明神的创造本是美善的，人被造时就具有善的潜质和道德倾向。虽然堕落之后罪进入了世界，但这并未完全摧毁神所赐下的道德感与良知。即使人类有罪性，仍然保留了神起初植入的那颗良善的种子。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创世记 1:27)，虽然“神的形象”因罪被扭曲，但并未完全被抹去。神的形象包括对善恶的感知力和对道德的追求，这些都体现在人的良知中。即便人不承认神的存在，他内在的道德感依然反映了神的创造与形象。
神赋予人自由意志，让人能够做出道德选择。这种自由意志和内在的良知正是神种下的良善种子的体现。即便人偏离了正道，选择了不信或行恶，他仍然无法完全逃避内心的良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即便不信神，仍会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某种道德责任感。
因此，良知是神普遍恩典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判断善恶的工具，也常常充当人回归善良、认识神的桥梁。有人虽然不信神，但通过内心的良知可以意识到人生的道德困境，进而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精神问题，最终可能带领他们找到神。
三、扭曲的良知
当连环杀手这样的高智商罪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且能够吸引粉丝支持时，你能观察到：良知不像王阳明说的那样简单，它可能因个人经历、环境影响或精神问题等心理、道德和社会的复杂因素而扭曲。
每个人的良知本应帮助辨别善恶，但当人的道德判断力偏离了正常、健康的状态，使得他们无法正确分辨善恶，甚至将邪恶的行为视为正当时，他们就会通过自我合理化或扭曲的逻辑，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性。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对抗”某种更大的不公，或者赋予自己的犯罪行为某种“正义”的色彩。这种思维方式并非真正的道德感，而是扭曲的良知，已经失去了正常的道德指引。
换言之，良知是人类内在的道德指南，帮助我们分辨对与错。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感，或从社会、文化、宗教中培养出的道德意识。而扭曲的良知则是指当这个内在的道德指南发生变化时，它不再有效地引导人向善，而是使人将邪恶的行为合理化，甚至认为它们是正当的。
良知为什么会扭曲？
良知的扭曲当然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心理、社会、文化、精神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1. 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机制
人们常常会通过自我合理化来逃避内心的负罪感或矛盾。当一个人不断通过谎言、借口或歪曲事实来为自己错误的行为辩解时，他们的良知会逐渐变得麻木，失去道德敏感性。
连环杀手往往有极高的智商，他们擅长使用复杂的逻辑和语言来为自己辩护，例如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对社会不公的回应，或者他们是在按照“更高”的规则行事。这种辩护不仅可以麻痹他们自己的良知，还可能迷惑他人，让人产生他们行为“合理”的错觉。
当人的行为和内心的道德标准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对善恶的感知变得模糊，处在良知麻痹的状态下，以至于连明显的恶行也能找到理由去辩护。为了缓解这种内心的不适感，他会改变他们的道德信念或重新解释他们的行为，以便让两者一致。久而久之，行为的重复和合理化会使得良知逐渐扭曲，他们就不再感受到内心的内疚或悔恨，甚至能将恶行视为一种“成就”。
2. 社会文化和群体压力的影响
良知并不完全独立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道德观念混乱的环境中，比如一个充满暴力、欺诈和不公正的社会，他们的良知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从而对善恶的判断产生偏差。社会对某些行为的宽容或纵容，也可能使人开始相信那些原本被视为错误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当人性的堕落扩展到群体，形成某种“群体性麻木”时，人们对暴力和罪恶就会失去正常的反应，个人的良知就会被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意见所淹没，人们会觉得支持这些罪犯是一种“反叛”行为，从而忽视了真正的道德责任。在群体压力下，比如在极权政府、邪教或犯罪团伙的环境下，个人不得不扭曲良知来适应群体的道德框架。
社会对暴力、力量和反叛的迷恋也可能助长这种现象。媒体和流行文化有时会美化犯罪者的形象，特别是那些高智商、具有魅力的罪犯，将他们描绘为“反英雄”，甚至成为某些人心中的偶像。社会中某些道德标准的模糊、对反叛者的崇拜以及对个人主义和力量的过度推崇，进一步削弱了良知的影响。
3. 权力和欲望的影响
当人获得了过大的权力、或权力欲过强时，他们会忽视或压制内心的良知，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权力往往伴随着对责任和道德的淡化，尤其是当权力被滥用时，人会逐渐失去对道德的敏感性，将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为“必要的”或“正当的”。
类似地，贪欲、嫉妒、憎恨等强烈的负面情感会压制良知，使人无法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例如，一个极度贪婪的人可能会将欺骗和掠夺视为正当的行为，而不是罪恶。
4. 精神或心理障碍
反社会等人格障碍，会导致人无法感受到同情、悔恨或内疚，进而影响他们的良知。他们对社会道德规范的理解和遵守能力非常弱，甚至将犯罪和欺骗视为生活中的正常手段。这类人常常表现出极度的自私、自恋，并缺乏对他人痛苦的感知。例如，如连环杀手可能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导致他们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和道德感知，让他们无法正常体验内在的良知，从而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
某些心理创伤或极端压力下的人，会因为情感崩溃或心理机制失调而扭曲其道德观念。他们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来对抗他们所感受到的威胁，导致他们的良知失去原有的指引功能。
5. 道德相对主义和哲学观念的误导
在道德相对主义的文化中，人们倾向于认为没有绝对的善恶，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一切道德判断都是相对的，这让他们更容易接受甚至崇拜那些“打破规则”的犯罪者。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导致某些人认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只是视角问题，从而削弱了他们对是非的基本判断。高智商的连环杀手通过复杂的言辞和行为，能让一些人质疑传统的道德框架，从而产生对其行为的同情和理解。
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观念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不顾及他人的福祉。这种观念会让人觉得任何行为只要对自己有利便是合理的，即使这些行为伤害了他人。
在信仰背景下，良知的扭曲可以解释为邪恶或魔鬼的引诱。魔鬼是试图引诱人类远离神的主要力量，它以谎言、欺骗和扭曲的逻辑为武器，甚至伪装成“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 11:14)，诱使人们陷入犯罪、道德堕落和自我毁灭，使人误以为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是正当的。
因此，良知的扭曲被是灵性上的迷失，人被邪恶力量所控制，失去了对神和正义的清晰认识。对于连环杀手这类罪犯来说，他们就是被这种邪恶的力量蒙蔽，迷失在他们的欲望、自私或愤怒之中，误以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甚至通过扭曲的逻辑和诡辩使他人认同他们的行为，最终完全背离了神所赐下的良知和道德规范。
连环杀手吸引“粉丝”的现象，可以被视为魔鬼引诱的延伸。人类天性中容易被反抗权威的力量所吸引，而犯罪者通过他们的言行展现了一种极端的“力量”或“自由”，这可能诱惑某些人崇拜他们，那些对传统道德秩序不满或感到疏离的人最容易上当。
贪污腐败的官员，也是通过扭曲的良知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有理由拿取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们觉得自身的贡献、地位或者辛苦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种自我合理化就是扭曲良知的典型表现。
贪官普遍认为，自己在职位上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所得的薪水与之不符。为了弥补这种“差距”，他们觉得贪污腐败或接受贿赂是一种补偿。这种自我合理化帮助他们压制内心的道德冲突，使他们相信自己并不是在做坏事，而是在获取“应得的”报酬。他们说：
“我的工作比别人辛苦，应该得到更多。”
“政府给的薪水根本不够，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
“所有人都这么干做，我为什么不能？”
在现实环境中，贪腐十分普遍，甚至似乎“正常”或“合理”。于是官员受到同事、上级或社会风气的影响，逐渐接受贪腐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可以容忍和接受的。他们不再将犯罪视为道德上的严重错误，这只是是“潜规则”，如果不贪污反而是落伍和不合时宜的。这就进一步弱化了他们的良知，使其行为自我合理化。
在积累财富和权力的过程中，贪官失去了对善恶的敏感度。他们越是贪婪，越容易扭曲自己的良知。最初的小贪婪可能会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贪腐行为，而他们会不断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认为自己值得这些财富，觉得自己为社会、国家或单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得到“奖励”。
有时，贪官将道德相对化，认为贪污并不是绝对错误的行为，而是根据环境和条件而定的。他们认为，在一个“所有人都贪污”的环境中，自己贪污不过是遵循了社会的“规则”，而不是违背道德。这种思维方式削弱了他们对良知的依赖。
贪官扭曲良知，将贪腐视为“正当”行为，陷入道德错误和犯罪而不自知，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坏的混蛋，也需要维持心安来继续存活。他们将恶行自我合理化，压制内心的罪恶感，避免面对自身行为的真实后果，从而在心理上获得某种平衡。他们宁愿扭曲良知来调整心态，也决不肯改变犯罪行为本身。
四、神没有造恶人
曾经有人提问说：神为什么要造恶人？
从以上分析可知，神没有造恶人，是人因犯罪而堕落和扭曲。神最初创造人时，赋予人良知和自由意志，并给了人行善的能力。然而，随着原罪的出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悖逆犯罪)，罪进入了世界，导致了人性的堕落。
良知的种子起初是好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纪1:31)这说明，神所创造的每一样事物，包括人类，最初都是美好且善良的。神给了人自由意志，并希望人选择顺从、行善和爱神爱人。但当人选择违背神的旨意，犯罪就进入了人心，从而扭曲了良知。
随着人类的堕落，罪开始影响人的心灵和良知。罪的进入不仅导致人与神的隔绝，也影响了人的道德判断力，使得原本的良知被扭曲。人不再能够清晰地辨别善恶，甚至可能把罪恶行为合理化、视为正确。
- 滥用自由意志：人类拥有选择的自由，但罪使得人更容易选择自私和堕落的行为，而非遵循神的善良旨意。
- 自我中心：罪导致人类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或他人为中心。这种自私会扭曲人的道德判断，导致良知麻木或偏离正道。
- 合理化恶行：随着良知的扭曲，许多人开始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护，正如前面提到的官员的贪污行为。他们通过自我欺骗来获得内心的平静，逐渐让良知丧失了其原本的善良引导。
幸亏，虽然人因罪而堕落，但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可以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良知也可以得到修复。神的恩典能够使人重新找到正确的道德方向，并使被罪扭曲的心灵得到更新。
所以从这个意义看，儒家的性善论有其道理，并且与基督信仰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
孟子认为，人类本性善良，只是由于外在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可能会使人偏离其原本的善良本质。孟子用“性善”来描述人类的天性，认为通过教育和自我修养，可以引导人们恢复和发挥他们内在的善良。他的核心观点包括：
- 人性本善：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每个人都具有潜在的善良品质，只需通过教育和道德修养来发掘和培养。
- 良知和良能：人类的内心中有一种“良知”和“良能”，这些是本质上的道德直觉和能力，能够引导人做出正确的选择。
- 环境的影响：尽管人性本善，但外在的环境、教育和个人经历对人的品性有重大影响。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不良的环境中，他们的善性可能会受到抑制或扭曲。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个人的修身，进一步影响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善治。
基督信仰也认为，人最初按照神的形象被创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原罪进入世界后，人的良知被扭曲了，导致了人心的堕落和善恶判断的混乱。因此，基督信仰与儒家相似，相信本性善良、环境影响巨大、需要道德修养，但是认为：善良的本性被罪扭曲，需要通过神的救赎来恢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教育无法恢复和发挥人的善性。
与性善论相反，荀子的性恶论是一种更为悲观的视角，它强调人类在行为和动机上的缺陷。性恶论认为，人类的本性倾向于自私、贪婪和邪恶，必须通过道德规范来控制和限制这种自然的恶性倾向。性亚论忽视人的内在善良和道德觉知，不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和道德修养来改变行为的可能性，但从对罪的认识角度，却与基督信仰对人性的洞察有吻合之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 17:9)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五、群体无良知
“群体无良知”这个说法显然是有危险的，容易召致非议和争论。但是不无道理。
尽管良知可能被扭曲，但总体而言，个体的良知是向善的，因为个人的内心道德感和良知通常会促使他们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个人在面对伦理困境时，往往会依赖于内心的良知来判断和选择正当的行为。而且，个体的道德行为受到教育、家庭背景和个人修养的影响，良好的教育和自我修养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发掘和发挥其内在的善良本质。
而群体则不然。群体形成的缘起就是有所图谋，势必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伦理或道德，将你死我活应用到商业竞争、政治斗争及所有涉及资源分配的场景中。因此，群体在面对冲突时，总是倾向于采取更具策略性、功利性的行为，而无视它们在道德上是否存在问题。
群体行为比个体行为更复杂，受到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群体中的个体无法独善其身，会因为从众效应、群体压力或利益驱动而做出不同于个人良知的行为，具体表现在：
- 群体心理：在群体中，个体的行为常常受到群体心理的影响，进而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即群体讨论后，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变得更加极端。群体中个人的道德约束因为群体行为的趋同效应而遭到大大削弱。
- 从众效应：因为趋向于与他人一致的从众效应，群体中的个体会采取与自己原有道德观不一致的行为。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可能会顺应群体的行为，即使这些行为在道德上有争议。
- 匿名性与责任感：群体中的个体有一定程度的匿名性，这会降低他们的责任感。在暴力行为中，个体就因为群体的掩护而采取更极端的行动。
- 集体动机：群体行为会受集体动机驱动，如资源争夺、意识形态冲突或权力斗争。这些动机导致群体行为偏离个体的良知。
可见，尽管个体的良知是向善的，群体却是趋利向恶的。受集体心理、群体动力学和社会规范的影响，群体决策往往偏离个体的道德标准，因为群体中的人受到权力关系、舆论压力和集体意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不仅如此，群体尽管可以通过成员间的互补和沟通，通过分工合作和群体规范形成有效的群体智慧，但是很遗憾，“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往往不是事实，群体智力通常明显低于成员的个体智慧。原因正如上述：群体极化让人态度和观点偏激，从众效应抑制人的理性和思考力，匿名性带来的的责任分散让人更加极端和不理性，使人智力下降却反以为荣。
雪上加霜的还有道德相对主义。在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中，集体利益被视为高于个体道德，个体道德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这就使得群体之恶变本加厉。
虽然在慈善活动、紧急救援等特殊情况下，群体可以表现出强烈的伦理和善意，甚至比个体更加向善，但总体而言“群体无良知”，人类历史上的巨大悲剧，例如大规模战争和屠杀，都是以各种高大上的借口而实施的群体行为。
因此可以说，集体主义文化和传统是无良知的，因为集体主义总是重视群体的利益和目标，以群体利益之名扼杀个体的需求，并且通过社会规范、群体压力甚至法律制度，影响、要求和改变个体的行为和决策，个体的良知和道德观念受到压制和打击，导致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不得不偏离个人的道德标准。
若要构建群体良知，首先必须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明确的群体规范，通过开放的讨论和透明的决策过程，帮助群体成员更好地表达和理解道，从而维系群体的良知和道德行为。重要的是，必须建立明确的责任分担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群体中的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在群体决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些“老生常谈”无法产生约束力，“群体无良知”是确实存在的普遍现象。
六、回到神面前
圣经强调个体的道德责任和对神的忠诚，要求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起责任。耶稣教导爱神和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37-39)，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圣经中的许多教导，例如“你们要心里有仁爱”(腓立比书2:1-4)和“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彼得前书3:9)，都强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善良和道德行为。
圣经并没有明确反对集体主义，但是很明显，无论身处何种文化传统，个体都需要按照神的教导来行动，并在群体中维持个人的道德良善。因此，个体的良善应当得到维护，群体的利益不应当以牺牲个人的道德标准为代价。
根据圣经教导，个人与神的关系是直接且个人化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信仰和行为负责，与神的关系是个人的、不可替代的，每个人都将面对个人的审判(希伯来书9:27)，每个人的行为和信仰都需要个人负责。
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被要求过度融入集体，这就会导致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被削弱，影响个人与神的关系，使个人难以保持独立的道德和信仰实践。
因此，即使身处集体主义文化，基督徒也需要在群体中保持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信仰实践，通过自己的信仰实践和道德坚持来维护与神的关系，参与集体活动时必须保持个人的道德独立性，而不能让个人的信仰和道德责任完全被集体主义所消灭。